汉代经史分离与史学的崇经意识

西汉初年，儒家“六经”被称作“六艺”。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六术》中说：“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则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董仲舒在所上《天人三策》中也说：“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们所谓“六艺”，当然都是指孔子整理的属于孔子和儒家之术的“六经”经典。不过由于秦火的缘故，《乐经》已经散佚，汉代“六经”（或“六艺”）有名无实，于是便有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说法。^[20]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所设置的经学博士便称作“五经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对这五经博士的学术系统作了叙述：“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纵观汉代经学的发展，西汉时期最受尊崇的莫过于属于今文经学系统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就是“独尊”公羊学。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提出立《左传》《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经，于是发端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21]东汉以后，一方面尽管今文经学依然被立于学官，古文经学却在民间和学者中间大行其道，盛极一时，出现了贾逵、许慎、马融等一大批古文经学大家。另一方面，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不断，而这种争斗的结果则表现为一种学术思想方法的趋同性，今文家开始打破师法、家法的藩篱，出现了像东汉末年何休这样的研习古文的公羊学集大成者；而古文家也注意吸收今文学，从而出现了像东汉末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22]、融合今古文的“郑学小一统”的经学新局面。

汉代经学对于汉代史学影响很大，经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汉代的学术分类来看。据《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而是主要依附于经书“六艺略”的《春秋》经下。汉代目录学上出现的“史附于经”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秦火之后，先秦史籍大量被焚毁，以至于数量太少而不能形成独立的部类。可问题是《汉志》为何要以“史附于经”而不是将其附于其他部类之下呢？我们认为这是由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先秦时期，经史同源、亦经亦史、经史相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即使是到汉代经史开始分离之后，我们从《史记》《汉书》等汉代史籍中依然能够看到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

其次从汉代史家的经学态度来看。汉代随着《史记》《汉书》等史著的问世，司马迁写《史记》提出要成史家“一家之言”，说明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开始了经史的分离过程。不过，司马迁作史，却又明确提出要“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23]，以“继《春秋》”为其撰述旨趣，以“六经”来统率其史著；同时他的评判史实与选取史料的原则还是“折中于夫子”^[24]“考信于六艺”^[25]。东汉史家班固更是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他的“史公三失”论，直斥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26]；其《汉书》撰述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旁贯《五经》”^[27]。

最后从汉代经学家对于汉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影响来看。汉武帝独尊“公羊学”，因而汉代经学的标志性人物当属董仲舒。董仲舒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史著，然而他的“见之于行事”之作——《春秋繁露》，其中蕴含的历史思想却是非常丰富的。纵观董仲舒的历史思想，他的天人感应理论、“三统”历史变易学说和“大一统”理论，对于有汉一代史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走向，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不但是杰出的经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整理古文献，是中国目录学、文献学的开山鼻祖；刘歆作《三统历谱·世经》，以五行相生来解说古史，其所提出的古史系统以及内蕴的历史思想，对于班固以后中国正统史学的确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