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史之学的嬗变
清朝初年，中国经学经过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两个高峰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思想大总结的时代，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便是这一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史学家。作为经学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通过对传统经学发展历史的反思与总结而表现出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倡导穷经经世的实学精神。黄宗羲提出“穷经以经世”的经学思想，“穷经”就是要泛观博览和认真穷究，以求经书之理；“经世”则是“穷经”的目的，“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不是“以《语录》为究竟”。[36]顾炎武对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深恶痛绝，直斥其清谈误国有过于当年的西晋。[37]强调学术研究应当以经世为宗旨，要有扎实、朴实的学风与训诂考据的方法。王夫之反对宋明空疏学风，则主要在理气、道器、能所、知行、理欲、动静诸范畴上对理学进行了系统批判，涉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根本问题，体现了王夫之作为哲学家的理论方法之本色。作为史学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不但关注历史的发展，探寻历史发展之“理”，而且重视史学及其作用，并对经史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黄宗羲通过对历史的批判与总结，进而作出对历史前途的思考，《明夷待访录》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在经史关系上，黄宗羲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38]，也就是说，经学的经世需要通过史学来加以体现，所以二者不可偏废。顾炎武认为“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39]，作史的目的在于“鉴往所以训今”[40]，史学乃经世之学，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所撰写史学名著《天
下郡国利病书》，也是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它把历史与现实、考证与经世紧密结合，其中的经世之义是显而易见的。王夫之重视通过发表历史评论来探寻历史治乱兴衰之理，所著《读通鉴论》和《宋论》便是这样的历史评论名著。在王夫之看来，历史乃“述往以为来者师也”[41]，人们可以从中求得历史借鉴。当然，师古又需不拘泥于古，要有变通的思想，将历史借鉴与现实条件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王夫之说的“时”的重要性。
乾嘉以后的经学以乾嘉考据学和兴起于清代中期以后的今文经学为代表。乾嘉经学重视考据，主张论必有据，“实事求是”，人称“乾嘉之学”。由于这一学派尊崇汉代经学，反对宋明理学，故而又被称为“汉学”；又因其学风朴实、重视考据，也称为“朴学”或“考据学”。乾嘉考据学以尊汉求是为旗帜，从学术研究来讲，其在名物考证、章句注疏、声韵训诂和校勘辑佚等方面为整理儒家经典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从学术思想来讲，正是乾嘉汉学的兴起，引领人们对宋学的怀疑之风，才最终导致了宋明空疏理学的衰落。但是，乾嘉汉学各派在承继顾炎武等人朴学学风的同时，却并不去领会和把握其通经致用的精神实质；他们把自己的经学研究只是局限于对于儒家经典的考据、注疏、章句、训诂和辑佚等狭窄的范围之中，却并不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缺乏清初实学人士的爱国热情。其结果，他们的经学研究只能是为考据而考据，走向了狭隘、繁琐和僵化的死胡同，无法肩负起时代赋予士人的历史使命。与乾嘉考据学背离现实的学风不同，这一时期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经学人士开始起来打破这种风气。他们以汉学崇汉疑宋的逻辑出发，进而提倡盛行于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学，企图通过今文经学擅长微言大义和援经议政的特点，来关注和议论现实政治，常州学派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崛起的清代今文学派。常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其中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刘逢禄是常州今文学派的真正奠基人。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代今文学派又涌现出了龚自珍、魏源等著名学者。由于时代的变化，与早年常州今文学派不同，龚自珍和魏源等人推崇今文，主要是为了抨击时政，倡导变革，其经世致用的特点更加明显。到了晚清时期，随着康有为以今文经学掀起政治变法运动，今文经学更是家喻户晓。从汉代以后长期中绝的今文经学，又焕发出了第二春。
乾嘉以后的史学以乾嘉考证史学、浙东史学和晚清今文学家的经世史学为代表。开乾嘉考证史学先声的清初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他们的经学思想都是倾向于尊汉抑宋的，他们从反对宋明空虚学风出发，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博证材料，其中阎若璩的贡献最大，他不但撰成《尚书古文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乃是伪作，而且还创立了考证辨伪的通例。随着乾嘉汉学的兴盛，考史也蔚然成风，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时期考证史学以王鸣盛、赵翼和钱大昕为代表，并称为乾嘉三大考史家；而他们各自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和《廿二史考异》，则被并称为乾嘉三大考史名著。值得注意的是，王鸣盛和钱大昕都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由经学而入史学，所以他们的经学对于他们的史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赵翼是由文入史的，这也使得赵氏史学的经学气息较淡。如果说乾嘉考证史学从方法到思想还是受到乾嘉汉学的藩篱所囿，那么乾嘉时期以浙东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流派则很好地继承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史学思想，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便是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梁启超说：“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42]这就将清代浙东经世史学从黄宗羲、经弟子万斯同、再到乾嘉时期章学诚的发展轨迹作了叙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达到了它的顶峰。该书开篇就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中国古代史学史、当然也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命题：“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3]针对乾嘉汉学狭隘的考据学风，章学诚提出了史学的层次之分：独断之学的撰述之作与考索之功的比次之作，前者为高明者所为，后者为沉潜者所尚，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至于清代今文经学之与史学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如果说常州学派崇《公羊》，其主旨还是在于打破狭隘、繁琐的汉学考据风气的话，那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和魏源时，他们崇尚公羊学，则是注重于以公羊家的“三世”历史变易学说为思想武器，积极倡导社会变革，以挽救社会危机，寻求社会出路。龚自珍是近代史学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通过对传统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而提出著名的“治世—乱世—衰世”（或早时—午时—昏时）之新“三世”说，旨在警告统治者要变法革新，以摆脱衰世局面；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44]，肯定历史记载蕴含着治国“大道”，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经史关系上，他提出“六经”乃“周史之宗子”[45]的观点，反对重经轻史，肯定史学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魏源于史学也颇有建树。其史学代表作《圣武记》通过描述清初盛世，旨在激励国人奋起抵抗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心和志气；《海国图志》的主题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对近代社会与史学都有重大影响；《元史新编》则是要通过对元朝兴亡原因的总结，而告诫清朝统治者应当以元为鉴，其间浸透了作者的经世思想。很显然，龚自珍、魏源作为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的重要代表，他们的经学思想与其史学思想是相互一致的。
【注释】
[1]“从丝”二字原文脱，清人段玉裁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六补。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3]《庄子·天运》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4]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六德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5]《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6]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2页。
[7]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6页。
[8]前者代表人物如皮锡瑞，参见其《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后者代表人物如钱玄同，参见其《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9—70页。
[9]《史记》不但记载了孔子删编“六经”，而且认为孔子是以其作为开办私学的教材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10]汉代设“五经”博士，其“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没有《乐经》。关于《乐经》的亡佚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亡于秦火，二是认为“乐”本无经，只是附于《诗经》的乐谱。不过，近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已有与《庄子》所记完全相同的“六经”之名，可以证明后一说法并不正确。到了唐代后期，儒家“五经”已扩大为“十二经”，除了《易》《书》《诗》三经外，《礼》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有《公羊》《毂梁》和《左传》“三传”，外加《论语》《孝经》和《尔雅》。宋明时期，随着孟子儒学地位的提高，又增添了《孟子》一书，于是有了“十三经”之说。
[1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2]《左传·昭公十二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国语·楚语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0页。
[1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页。
[16]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1页。
[17]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8]《国语》的《春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所引刘歆《三统历谱》，说明这是西汉所传的一个古说。不过，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左传》和《国语》都是独立的史书，并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
[19]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0]今人王葆玹认为汉初有“六艺”和“五经”的说法，二者旨义不同，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学科或学术；而“五经”则是指《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所以陆贾《新语·道基》才说后圣“定五经，明六艺”。（参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一章《六艺五经系统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汉代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西汉末年刘歆争立《左传》《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经，为今文博士和执政大臣所责让，而王莽当政托古改制，古文经得以立学官，古文学派取得暂时的胜利；第二次是东汉建元初年，光武帝诏论立古文经，古文家陈元与今文家范升辩难，光武帝采纳陈元的建议立古文，后迫于舆论而作罢，古文经仍为私学；第三次是汉章帝时期，章帝好古文，于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今文博士李育以《公羊》义难古文家贾逵。会后章帝命令班固将今古文两家论点合撰成《白虎通德论》一书，表明古文经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第四次是东汉末年古文家郑玄与今文家何休争论《公羊》与《左传》孰优孰劣的问题，郑玄博通今古，何休感叹地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列传》）郑学由此确立了在汉末经学中的优势地位。
[22]《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23]《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24]《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25]《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26]《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7]《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8]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5页。
[29]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7页。
[3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8页。
[31]皮锡瑞：《经学历史》七，《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6页。
[32]指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和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这三部史书。
[33]许凌云：《经史关系略论》，载《经史因缘》，齐鲁书社2002年版。
[34]许凌云：《经史关系略论》，载《经史因缘》，齐鲁书社2002年版。
[35]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36]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37]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秦克诚点校本，岳麓书社1994年版。
[38]参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9]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40]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4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中华书局1998年版。
[4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4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4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尊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4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古史钩沉论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