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兴起与史学的玄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从汉末郑玄之学到魏晋王肃之学，再到东晋郑玄之学的复兴，依然承继了汉代训诂经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曹魏正始年间开始出现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这种玄学经学重在义理，不拘章句，表现出了反传统的风貌，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流播于世。郑玄是博通今古文经的经学通家，“郑学小一统”于东汉后期至曹魏时期。随着魏晋政权的嬗变，出现了反郑玄之学的王肃之学，并且很快成为西晋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学派。从治经路数来讲，其实王肃也是一位兼采今古文的经学通家，与郑玄颇为相似。王学与郑学之间的斗争，不是经学观点与治经方法之争，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就说，王肃驳斥郑学，往往“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28]。也就是说，王肃并没有开辟出一条经学新路子来。王学与郑学之间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王学作为司马氏集团的思想工具，它代替郑玄之学，是政治上司马氏势力代替曹魏势力在经学思想上的一种反映。也正因此，东晋以后，随着政权的南渡，郑学又重新取得了对王学的胜利。不过，魏晋时期的王郑经学之争在学术思想史上还是有意义的，这“主要在于动摇了郑玄在人们心中的至上权威，使人们对旧的章句之学发生怀疑，从而为玄学经学的顺利成长创造了独立思考、自由竞争的思想环境”^[29]。相对于郑、王等传统章句训诂经学，玄学经学是一种义理经学，“其特征是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并且只把儒经作为一种凭借，重点不在疏通经义，而在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这样，它就与郑王的训诂经学有了根本性的差别，使经学发生划时代的变化”^[30]。南北朝时期，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一书将其称作“经学分立的时代”。从总体上看，北朝经学受汉末郑玄之学影响较大，重视章句训诂，而不尚玄谈；而南朝经学不拘守一家，善谈玄理，且深受佛学的影响。对于南北朝经学的不同风格，《北史·儒林传》有一个概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当然，我们不应该将南北朝经学的差异性绝对化。其实，在北学中不但有习郑学、有习王学，也有讲王弼《易》注的；同样，南学中不但重玄、重佛，也有兼习郑、王之学的，只是南北学的主要倾向不同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与这一时期经学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玄学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首先是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重视人物品评，是魏晋玄谈特点之一。而这一时代，经学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史学领域。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撰述中，陈寿《三国志》的人物品评颇具代表性。《三国志》的人物的品评几乎涉及所记载的每一个历史人物，以局量才识和风度容貌为视角。应该说这样的人物品评有轻历史评价的倾向，但它毕竟是对人事作用的一种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历史评论的玄化倾向，则是魏晋南北朝史著所反映出的又一特点，其中以袁宏的《后汉纪》最具代表性。袁宏既是一位玄学化的史学家，也是一位颇具史识的玄学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基本特征。

其次是与南北朝经学分立相一致的南北朝史学风格的迥异。“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反映在史学上，南朝以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为代表，从他们所著史书的序、论、赞来看，确实体现了南方玄学经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特点，反映了史家的一种历史洞察力；反观北朝史学，以北朝史家魏收所撰《魏书》为代表，则表现出明显的记事分散、繁琐，历史评论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全局观、发展观、联系性和思辨性，反映了北学“渊综广博”“穷其枝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