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对构建新史学的贡献
刘师培，又名光汉，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刘师培出生于仪征的经学世家，自曾祖父刘文淇开始，至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均以治《左传》名闻一时，著有《左传旧注疏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刘寿曾整理该书，对古文经说也颇有研究，自撰有《左传历谱》。从小耳濡目染，以及传承祖业的愿望，促使刘师培走上了研治古文经学的道路。
刘师培持守古学、反对今学的经学观点，集中反映在《汉代古文学辨诬》和《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二书的基本经学观点有：第一，对今文经学的古文伪经说进行了批判，肯定古文优、今文劣。刘师培反复论证了刘歆之前，古文经就早已与今文经并存，它们并非刘歆所伪造。而且还从版本和内容上进一步肯定古文经要优于今文经，并且具体提出了今文经劣于古文经的四种理据：一是晚出；二是荒诞；三是历经数世口传、四是说解分歧。[31]换言之，即是说古文经的内容比起今文经要真实可靠。第二，对今文经学家的孔子改制说进行了批判。刘师培坚守古文家孔子之于“六经”“述而不作”的观点，认为“孔子以前久有六经，孔子之于六经也，述而不作”[32]，并非孔子为改制而作。认为所谓孔子“素王”说、创法改制说，纯粹都是今文家附会之说；相反，孔子不但不是一个改革家，而且是个守旧派，孔子自谓“吾从周”，故而“谓之改古制不可，谓之改周制尤不可”[33]。然而，刘师培的学术志向是要做一个“通儒”，而不是“小儒”，因而他的经学研究既宗古文，又兼取今文，淡泊门户之见。他曾说：“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今文者，通儒之学也。”[34]在他看来，古文虽优，也有其短；今文虽短，也有其长，应该兼收并取。[35]
刘师培的历史观，深深地打上了其经学思想的印记，他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
首先，刘师培作《攘书》《中国民族志》和《读左札记》等，具体阐发民族思想，旨在排满反满。《攘书》就说：“攘字即攘夷之攘。”认为“自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36]。在他看来，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区析华戎”都是它们的共同大义，如在《春秋》“三传”中，今文《公羊传》和《毂梁传》攘夷“粹言尤多”，而古文《左传》“亦首言华戎之界”。[37]从经学发展史来看，西汉经学重视“辨别内外”，旨在“振大汉之天声，伸攘夷之大义”。[38]宋元之世，先是宋代理学家“以古经有攘狄之义也，于是引申之，光大之，上竞于朝，下争于野”，以“倡内夏外夷说”，接着是元朝“汉族守其遗训者，卒成明太祖光复之勋。”[39]针对清朝满族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政策，刘师培鼓动汉族复仇，而他复仇之说的出典，依然是儒家经说：“复仇之说，则今文、古文二家均持其义。今文《公羊》说有百十复仇之语，古文《周礼》说则以复仇之义不过五世，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立说虽殊，然私仇犹复，况于公仇。”由此得出结论：“故复仇以百世为限，满洲之仇不可忘；即以五世为限，满洲之仇亦不可不复。”[40]
其次，刘师培还从古经中揭示出中国古代所谓的民主思想，《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刘师培认为，早期君民关系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其中就蕴含着一种民主意识。他说：“上古初民，纷扰不可终日，宁乃相约公戴一人为长，后遂为君主之名。”他又说：“国家者，由民人团体结合力而成者也。君为民立，无人民则无国家，此古今之通义，而万世不易之理也。”“一己之力，不足于去人人之国之害，遂以人人之力共去人人之国之害，其事半功倍，实天下之至便。是民约之成立，皆由于人民自利之谋。”[41]这就是说，君主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其实都是人民的约定；而这种约定，有时是有利于人民自身利益的。只是后来随着君权的加强，阻止了人民的政议与进言，民约精神遭到了破坏。在此，刘师培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刘师培又认为，古代家庭伦理也体现了一种民主意识。他说：“盖伦理之生，由于人与人相接”，“与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恶推之于彼，彼亦以所欲所恶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让而不相争，相爱而不相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42]在刘师培看来，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致使早先家庭伦理民主意识遭到破坏，那都是君主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在此，刘师培已经意识到了家庭伦理民主意识之于国家社会伦理民主意识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希望重建一个理性和民主社会的愿望。
当然，刘师培在近代中国从古文经学转向新史学的过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莫过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撰述。该书撰述于1905年至1906年间，共分三册，第一册为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的历史，第二、三册为西周时期的历史。它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作之一，系统反映了刘师培的新史学思想。具体思想内涵分述如下：
第一，对中国旧史学叙述内容进行批判，提出了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刘师培认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又说旧史学的叙事特点是详于君臣、事迹和后代，而略于人民、典制和古代，“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体现了重视君臣与事迹、忽视人民与典制的特点。指出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用意则与旧史稍殊”，叙事主要涵盖了五个方面，即：“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43]《中国历史教科书》正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实践的，该书涉及的内容包括上古到西周的田制、官制、兵制、礼制、刑法、学术、风俗、学校、文字、商业、农器、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社会各方面的演化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总体上看，教科书既非单纯之政治史，亦非军事史，而近乎内容宽泛的殷周文明史。……视野之开阔，在晚清时期中国史教科书中首屈一指，理应给予高度评价。”[44]
第二，强调要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刘师培堪称汲取西学最迅速、最广泛的学者，大凡西方和日本有关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等各种书籍，像西方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鲁索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等，都普遍加以涉猎，并在所著各种书籍中广泛加以引用。《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运用西方社会学的进化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之作。在该书《凡例》中，刘师培明确指出：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45]
这就是说，他要以西方社会进化的观点来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典章制度的演变。《中国历史教科书》试图以甄克思《社会通诠》关于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的一般描述，来具体勾勒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进化过程。该书将上古图腾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伏羲之世的渔猎时代、神农之世的游牧耕稼并行时代、夏禹之世以耕稼为主的时代。并具体分析了图腾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耕稼时代以前的历史是母系社会，人们“知有母不知有父，血乳相续，咸以女不以男”；到了虞夏时代，“由女统易为男统”，家族制度由此形成；伴随着家族制度的形成，自然也就出现了重视宗子的宗法制度和世袭制度，而“世袭制度之起源，亦即君主政体之起源也”，这种君主政体“萌芽于唐虞，至夏殷而渐备”[46]。此外，教科书还对所涉及的上古至西周的官制、礼制、田制、兵制、商业、学校、文字、工艺、风俗、饮食、宫室等的进化历程都作了具体论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上古至西周社会全面进化的图景。
第三，提出了新史学的史料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参考和征引的史料非常丰富，按照刘师培本人的说法，“所采取书计数百种”[47]。教科书征引的资料如此丰富，是与刘师培的新史料观所分不开的。具体而言，其新史料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分经史子集，皆广泛加以征引。在刘师培看来，旧史学以叙述王朝政治为中心，而新史学重视人民、社会、典制、民族的历史，这就要求新史学撰述必须重视发掘新史料，举凡经史子集，都应该被加以征引。同时，作为宗古文经的史学家，刘师培本来就肯定“六经皆史”的说法，视孔子为史学家。正因此，刘师培能够充分认识到经史子集特别是经书的史料价值和考史功能，故而教科书在叙述西周历史时，“取裁以六经为最多，又以三礼为最”[48]。刘师培甚至关注到中国古代文献之外的各种文物的史料价值，他曾专门研究过古代的石刻和镂金，自觉地将古代各种文物作为史料来加以运用。其二是重视参考和征引西人典籍。刘师培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49]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中，刘师培便参考并征引了大量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著作，包括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赫胥黎的《天演论》、鲁索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日人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等。这些洋人著作，直接影响了刘师培关于中国古史的史实解说与体系构建。
由上可知，在晚清今文经学向近代新史学转向的同时，古文经学家们也开始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孔子与儒家，从而打破孔子神圣权威，构筑起孔子历史之学系统，直接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同时与今文经学一样，古文经学也普遍重视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进化论，以此作为对旧史学进行批判的武器和构建其新史学的指导思想。
【注释】
[1]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两人同为近代中国国学大师、古文经学家。
[2]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俞先生传》，上海书店1990年版。
[3]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16页。
[4]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0—251页。
[5]参见张勇：《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1页。
[7]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9]参见张勇：《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0]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0、263页。
[11]参见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2]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1页。
[13]《清议报全编》卷五，横滨新民社辑印本。
[14]参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
[15]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一，《征信论上》，上海书店1992年版。
[16]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7]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载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18]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汤志钧：《从〈訄书〉的修订看章太炎的思想演变》，《文物》1975年第11期。
[20]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1]章太炎：《社会学自序》，载岸本能武太著、章炳麟译《社会学》卷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
[22]章太炎：《社会学自序》，载岸本能武太著、章炳麟译《社会学》卷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
[23]参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24]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今古文辨义》，中华书局1977年版。
[25]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7]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独圣》，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载《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载《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0]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书首之“章太炎先生论订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
[31]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刘申叔遗书》第四十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2]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载《刘申叔遗书》第四十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3]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载《刘申叔遗书》第四十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4]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载《刘申叔遗书》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5]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序》，《政艺通报》第23号。
[36]刘师培：《攘书》，载《刘申叔遗书》第十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7]刘师培：《读左札记》，载《刘申叔遗书》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8]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载《刘申叔遗书》第十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9]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载《刘申叔遗书》第十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0]刘师培：《普告汉人》，《民报》临时增刊《天讨》，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1]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载《刘申叔遗书》第十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2]刘师培：《攘书》，载《刘申叔遗书》第十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3]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凡例》，载《刘申叔遗书》第六十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4]李洪岩、仲伟民：《刘师培史学思想综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5]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凡例》，载《刘申叔遗书》第六十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6]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载《刘申叔遗书》第六十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7]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凡例》，载《刘申叔遗书》第六十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8]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序例》，载《刘申叔遗书》第七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9]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凡例》，载《刘申叔遗书》第六十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