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经史总结与疑古惑经思潮

隋与唐初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伴随着大一统政治的建立而开始由南北朝时期的分立局面逐渐走向了统一，其标志则是孔颖达等人编定《五经正义》。隋朝经学的代表性人物是人称“二刘”的刘焯和刘炫。刘焯著有《五经述义》，该书虽已散佚，但其弟子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多有引述；刘炫的经学著作有《五经正名》《尚书述义》《毛诗述义》等，今有辑佚本。二刘的经学不拘一家之说，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南学和北学作了某些折中，他们的经学贡献主要表现为对唐代群经正义有重要影响。清人皮锡瑞说：“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31]唐初，经学家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对唐初以前的经学汉学系统作了初步总结，发出了隋唐统一经学的先声。此后，唐太宗先是诏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完成了关于“五经”的文字统一工作；数年后又诏命孔颖达等人撰修《五经正义》，从而最终完成了对“五经”经义的统一疏解。

由于《五经正义》坚守的解经原则是“注不驳经，疏不破注”，因而在它宣告“五经”经义实现历史性的统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儒学的被禁锢和走向僵化，儒学的发展因此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而在经学走向统一、同时也是趋向僵化的时候，一些经学家意识到了经学发展的危机，于是大胆地站出来疑经惑传，从而掀起了一股疑经之风。经学家王元感撰写《尚书纠缪》《春秋振滞》《礼记绳愆》三书。此三书虽已散佚，然顾名便可思义，是对传统经说的怀疑和纠谬。经史学家刘知幾是这一时期疑古惑经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史通》这部史评著作中专辟《疑古》《惑经》二篇，其中《疑古》篇疑《尚书》《论语》，《惑经》篇批《春秋经》；对于《春秋》“三传”，他主要站在古文学派的立场上，赞《左传》有“三美”，《公羊传》、《毂梁传》有“五短”。唐中叶后，更是出现了经学家啖助、赵匡、陆淳等人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对《春秋》传注提出批评，而直接以己意去取“三传”，倡导以经为本、舍传求经的经学之风，开宋学经学风气之先。无独有偶，宋学“四书”系统也由唐中后期的韩愈、李翱先发其端。韩愈的“道统说”推本《大学》、尊崇《孟子》，其弟子李翱承继师说，着重表彰《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和《易传》，宣扬“复性”之说，他们实为宋学的开路先锋。

隋唐时期的经史关系，首先表现为由于统治者对于经史的重视而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现象。当盛唐的经学经过总结，逐渐由分立走向统一之时，这一时期的史学也迎来了大总结的时期；如果说隋唐经学总结的标志是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的颁行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史学总结的标志则是唐初八部正史——《梁书》《陈书》《北周书》《北齐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和杰出的史评专著刘知幾《史通》的问世。毫无疑问，盛唐出现的经史大总结的局面，是与统治者重视经史之学分不开的。唐朝开国后，唐太宗崇尚儒学，兴学读经，却深感儒学多门、经学繁杂，不利于经学的发展，于是便有了诏令整理经学典籍的举动和《五经正义》的撰成，从而最终实现了经学的统一。而唐初统治者对于史学也是异常重视的，为了保存史籍以“贻鉴今古”，唐朝立国不久，唐高祖就下达《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至唐太宗时撰成梁、陈、北齐、北周、隋的“五代史”；后来唐太宗又下达《修〈晋书〉诏》，这六部史书与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一起构成了“唐初八史”。唐高宗还专门下达《简择史官诏》，提出了对史官的素质要求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唐初的修史工作是在史馆中进行的，而设馆修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充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修史工作的高度重视。唐初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重视，还表现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这就是它明令“五经”与“三史”^[32]皆为应试科目。

其次，在隋唐经史之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卓有成就的学者往往是经史兼通的。许凌云先生就说过，盛唐时期“经学的总结与史学的总结平行发展，而从事经学总结与史学总结的学术精英中不少是经史兼通。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对‘汉学’系统的初步总结，发出了隋唐时代统一经学的先声。陆氏是隋唐间经学家，又是经史学家。孔颖达受诏与颜师古等撰定《五经正义》，标志经学的汉学系统的统一，对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学术和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之孙，唐初著名经学家、史学家，他以自己考定的《五经正本》为底本，与孔颖达撰成《五经正义》。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有《汉书注》传世，对两汉以来经学史亦十分熟悉”^[33]。除此之外，唐代开疑古惑经之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刘知幾，不但是一位倾向于古文学派的经学家，而且更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撰写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盛唐史学大总结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