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史附于经”问题
提到中国古代经史尊卑问题，就不得不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而成）目录分类中的“史附于经”现象说起。学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即认为迟至两汉，中国的史学尚未从经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史附于经”，为经学之附庸。[1]持这一观点者的主要依据便是在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群书目录分类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没有独立成类，而是依附于经书“六艺略”的《春秋》类下[2]；曹魏时秘书郎郑默依据皇家图书馆藏书撰写《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因《中经》而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其中丙部即为史书，“史”至此才独立成类；而唐初撰成《隋志》，则正式有了经、史、子、集四部群书目录分类。
上述说法如果纯粹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它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至少在目录分类上，迟至汉代时史籍尚未形成一大类别，而是主要依附于“六艺”，魏晋以后才独立成类。但是，这种目录学上的分类，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先秦至两汉时期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没有反映出两汉时期在学科分类上经史已经分离而不是“史附于经”的客观事实。首先，先秦已有源远流长的“史”的传统。我们说先秦时期经与史没有出现明确的分离，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说先秦无“史”。实际上，先秦时期不但史官名称繁多、分工细致，而且史官通过记事，流传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史籍。《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所谓“册”“典”，便是指商代史官记录下的历史文献资料。像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3]，申叔时所谓“故志”“训典”[4]等，这些典籍虽然不足考，也大致可以被看作是春秋以前史官留下的重要史料。至于“六经”，其中《尚书》和《春秋》自当为史，其他诸经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其历史思维对于后世史学与史学思想都有重要影响。在“六经”之后问世的《竹书纪年》《世本》《左传》《战国策》和《国语》等，都是战国时期撰成的、流传于后世的重要的先秦史籍。因此，实际上先秦已有源远流长的“史”的传统。
其次，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而成史家之言，是中国古代史学已经与经学相分离，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对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白寿彝先生明确认为这是史家的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5]。刘家和先生也认为，“经学是在汉代正式产生的，史学也随着《史记》《汉书》等巨著的出现而开始崭露头角，正是在汉代开始了经史分离的过程”[6]。这就是说，西汉时期中国史学已经开始与经学相脱离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经史学科的形成颇为相似，史学开始独立于西汉时期，却是以先秦源远流长的“史”的传统为基础的；同样，经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形成于汉代，可是如果没有先秦“六经”典籍的形成，汉代经学的兴起也就无从谈起。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西汉史学已经逐渐与经学分离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为何东汉成书的《汉志》还要在目录分类上以史附经呢？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秦火对先秦史籍的毁灭，致使汉代史籍稀少而形不成部类。先秦史官撰述成的种种史书，到了汉代，流传下来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据《汉志》的著录，汉人所能见到的历史书籍仅有34种1300余篇。与此相比，被《汉志》著录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诸“略”（后三“略”在后来《隋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当中被归并到“子部”）著作，其总数多达近600家、近12 000篇（《汉志》共著录图书13 000余篇，其中包括史书1300余篇）之多。若以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观之，汉代的历史书籍与当时的经、子、集相比，确实是过于稀少，当时最少的经书也有103家、3123篇（包括《春秋》类下一部分史书共500余篇在内，其余史书篇目在其他“略”里），无怪乎《汉志》只能将其主要附录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之下了。那么，先秦经史之籍到了汉代为何经书多能流传而史籍却留存甚少呢？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得很清楚：“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依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这就是说，先秦史籍大量失传是秦火所致；而汉以后《诗》《书》得以复见而史籍不能，是因为《诗》《书》藏于民间而史籍藏于周室易遭毁灭；至于秦始皇为何要毁灭史籍，是因为这些史籍“有所刺讥”。而秦火之后汉初史籍稀少，从《史记》的取材也可看出。正是由于秦火对先秦史籍造成的毁灭，才致使特别重视史料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不得不面临史料匮乏的问题。据统计，《史记》一书引用的先秦史书及档案只有24种（其中21种今已亡佚）。
其二，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汉志》采取“史附于经”的目录分类方法。汉代史籍在群书分类上构不成一个部类，那为何《汉志》要将其附录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呢？即为何要“史附于经”呢？我们认为这是由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先秦时期，经史相兼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六经”中的《尚书》《春秋》自然被后人也当作史书来看待，而《诗经》的史料价值、《周易》的历史思维，同样引起治史者的高度重视；而在“十三经”当中，《春秋左传》《三礼》也都是重要的先秦史书。即使是到汉代经史开始分离之后，我们从《史记》《汉书》等汉代史籍中依然能够看到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迁写《史记》就明确说过，他是要“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7]。正是这种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汉志》的“史附于经”的目录分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汉志》的群书目录分类之所以要以“史附于经”，完全是汉代史籍太少形成不了一个部类，同时史籍又与经传关系密切所致，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技术处理或权宜之计。那种依据《汉志》“史附于经”的目录分类现象而认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经与史尚未实现学科分离的观点，无疑只是一种主观臆测，不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同时，《汉志》“史附于经”的目录分类现象，虽然反映了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并不能因此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等关系。换句话说，汉代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经史地位之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