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粗取精、提炼精华，整合文化资源

英国文化思想家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现代语言词语中最常用而又复杂的词语，^[1]它在中国语言系统中也是古已有之的词汇。在当今全球化和世界多元化的今天，人们赋予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其意义的外延也呈多维状态。但是，文化最初始、最贴切的解释却是“人文化成”。“人文”是说文化是人类作用于自然与社会的活动和结果；“化成”是说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类的文化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文化，都要经过形成、变化、发展，直至最终不复存在。

回顾中国古典历史，三千多年前“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周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了成功的统治，其主要治理方略就是建章立制，文化为本；先秦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恢弘疏阔、发散整合，推动了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中华文化从秦汉经魏晋到唐宋的发展，成就中国文化的磅礴大气，可谓世界文化史上最初的文化复兴；由此以降，直至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是品位上越来越追求精细多元；维度上更呈现出礼制文化、庙堂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市井文化、亚文化等诸多状态，各种文化样式得到了空前发展；地域上更是由北而南、西学东渐，各民族和地域文化的特异性和普遍性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

放眼世界，由于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不同，其文化特质和文明发展的模式也呈现不同形态，在承认中外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世界文明与文化体系中的不同主体概括为先进与落后。在中国的人文化传统中，自然环境及外物被奉为上位，人的地位是处于万物之中，并不受尊崇。在西方文化中，人为万物的中心，自然环境或外物皆为次之。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观念，造成中西方在伦理、道德及文化发展方向上的重大差别。^[2]在中西文化争论中，西方人相信，不仅科学技术可以用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而且宗教伦理、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也可以用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所以科学技术观念总是作为文化的先行，这一点可以从晚清“西学东渐”历程中得以验证。然而，西方试图在文化层面上影响中国，继而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其结果必然是引起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冲突。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必然作为一种工具主义的理性，为政治权威或文明范式充当意识形态的壁垒。^[3]赵启正在论及“文化共识”时指出：“任何文化都有它独特的精神和灵魂贯穿其中，不同文化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两种文化之间，追求‘完全共识’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双方的对话，来达成‘有限共识’却是可以期望的。在文化的碰撞中，我们应当注意文化的互相借鉴和补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种文化消失，而是在碰撞中相互吸收彼此的长处。”^[4]

在不同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深层结构的守望，不会因为现代化而改变。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度高，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人们注意到，每当文化系统，特别是多元化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时，双方往往无法控制地卷入其中，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则处于自然常态。任何一种文化由于自身长期形成的内部机制，对突如其来的任何文化形态都会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心里防预机制。本土文化恪守传统、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当这种防预机制被强大的外来文化打破之后，它所面临的就是更为严厉和残酷的冲击，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运动上有所证明。

近观岭南文化，发现这一处地方文化具有样式丰富新颖、文化内涵极为深厚、兼具包容与外向开放的特点。从跨时空的角度看，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各民系文化有着共同的中华文化血缘、发展规律和一致步调，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相伴而行，这可视为岭南文化与外省文化的普同性；由于地缘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岭南文化接受了不同的文化介质与文化因子，经历了不同的时空环境与发展途径，因而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性。这是广东的文化发展的特有机遇，由此亦为广东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为一个传统的移民大省，广东具有极其多元的文化形象，形成了多个文化区域。比如，潮汕文化区、广府文化区、客家文化区等等；从文化建构上看，广东历来得风气之先，由于其地理方位特殊，临海凭风，处于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有利区位，因而既有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又有百越多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有中原文明所缺乏的海洋文化的滋养浸润，这就使南粤文化在华夏文化历史上最早受到蓝色文明的启蒙。

岭南文化接受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后，便产生了对于主流文化的反哺功能，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诸多仁人志士以其德懿壮行和丰功伟绩树立了卓然不可替代的文化丰碑。近代以来，广东地区的人文发展和贡献，更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产生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这当然是与广东特殊的文化历史地理方位相关，但也与广东的文化的独特性紧密相连。从对外交流视角观察，广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文化的资源，多向度的开放态势、以及不同的文化载体，就是开展公共外交实践的宝贵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