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蒙古征服
对于蒙古征服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正是负，各界自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一方面，每当蒙古铁蹄踏平一片新的土地，都伴随着这片土地上痛苦的战栗。征服向来是嗜血的，它意味着掠夺、践踏和摧毁，而大蒙古国和元帝国的崛起历程，正是蒙古这一游牧民族“征服荷尔蒙”不断亢进的过程。对于亢进中的游牧征服者而言，最美好的画面，莫过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莫过于穹庐状的蒙古包在无垠的大地上野花般快乐地蔓延，直至隐入天穹的尽头，这既是审美的至境，也是个人和族群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因此，成吉思汗曾分别对他的儿子和将领们说：“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众，征服邦国。”[7]“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8]可想而知，在被征服者眼里，对方不啻于从天而降的魔鬼。俄国人当时便詈骂蒙古征服为“上帝的鞭笞”，将俄国被蒙古征服的历史称为“蒙古的桎梏”。他们甚至认为，蒙古人由于他们的野蛮无知而比其他征服者更加可恶，如普希金就曾忿忿地表示：“鞑靼人（即蒙古人）与摩尔人不同，（他们）虽然征服我们，却未带来代数学，也未带来亚里士多德”，以致使俄国错失“文艺复兴”的良机。西欧也有人称蒙古人为“来自地狱的魔鬼”，认为他们给人类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他们看来，蒙古征服改变了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历史灾难，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至今余波荡漾。
除了破坏和灾难之外，蒙古征服在文化传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获得了不少史家的肯定。他们认为，蒙古风暴掠过之处，“虽吹倒禁苑墙垣，并连根拔起树木”，“却将花种自一花园传播至另一花园”。[9]蒙古人的征服客观上使欧亚大陆的大部分笼罩于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之下，从而消弭了之前这片大陆上诸国之间频繁争战的状态，使之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后征服时代”，即“蒙古和平”时代。这种和平尽管是由蒙古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所带来的，但毕竟在此之后，中国通往欧洲的道路上大大小小的藩篱不复存在，从而为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契机。俄罗斯中亚史家巴尔托德认为，“蒙古帝国把远东和近东的文明国家置于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就不能不促进贸易和文化珍品的交流。中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得到了空前继后的发展。”[10]法国东方史家格鲁塞在其《蒙古帝国初期史》一书中也对蒙古征服在促进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蒙古人传播文化之功，可与罗马人先后辉映。更有甚者，不吝于创造“鞑靼治世”或“蒙古治世”之类的辞藻来称颂这一贡献。
如果不是戴着某种有色的眼镜，也不单纯以一时、一地或某一种文字（如汉文或波斯文）的史料作为分析和判断依据的话，我们应该承认，蒙古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建设一定兼而有之，并且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亦不宜一概而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依据一系列史料，对所谓“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中亚、伊朗被蒙古人破坏”“俄罗斯的不幸”“元代中国的悲惨”等诸种流行的说法给予一一批驳，并指出：对蒙古征服事件，既不宜拟之为“地狱”，亦不宜过度美化，对于历史上的事件，先入为主的责难、定罪抑或赞美、颂扬都是不妥当甚至可怕的，而“将现代的价值观或印象过度套用在过去，即使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解释，也只能让我们离真实存在的历史越来越远”[11]。也有学者建议对“蒙古时代”的影响一分为二进行讨论。比如就其不同侧面分别予以评价，或将征服中与征服后的影响分成前后两段：前一段可能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破坏乃至灾难，后一段则大大推动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繁荣和交流。这样的态度显然要更为理性和客观。
那么，蒙古人在沟通东西之间的交流方面究竟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蒙古人虽然残忍，但却不妨碍他们怀有一种对于世界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继续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从而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2]。更多的人则主张，姑且不必深究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是否真正思考过要做文化的使者，无论如何，忽必烈一手打造的元帝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出现，使“欧亚世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在元帝国贯穿欧亚的辽阔国土上，“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蒙古领土之内，国境的壁垒都消失了”[13]。而在这片畅通无阻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完备而高效的邮驿制度、南北通达的运河和海上航线等也确曾有力地推动了欧亚文明之间的交流，元朝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交通最为频繁的朝代之一。
此外，在被征服地区主体与客体转换过程中，“征服者反被被征服者所征服”的现象也耐人寻味。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中外历史上都屡见不鲜，即使是世界性的大征服者有时亦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罗马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它传奇性的征服过程中，不仅自身的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希腊文化的烙印，而且大量吸收了亚述文化、波斯文化、犹太文化和埃及文化等多民族文化的因子，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审诸中国历史更是如此，从拓跋鲜卑到契丹、女真，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都出现明显“汉化”的情形。元帝国亦然。在它通往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海路和驿道上，到处星散着来自异地、异国的“他文化”的因子，而各种文化因子最后又集中荟萃在元大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东欧基督教文化、南亚佛教文化的充分传播和交融。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元帝国是花园与花园之间文化之种的传播者，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座大花园，各种文化的种子都被播种在这座大花园里，形成奇花异卉并列杂陈、彼此辉映的美丽景观。而元大都，就是这座大花园的众芳之薮、精华所萃。
可见，蒙古征服的多元镜像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审视元帝国的不同视角及其依据的不同史料，要分辨这些镜像的虚与实，一是不能戴有色眼镜，二是要对各种来源的史料加以搜集和分析。而要进一步对镜像呈现的真实加以细致的勾画，爬剔其形成的原因，分析其内在的成分及其联系，我们最好从一个合适的标本入手。所谓合适的标本，就是具有显著的身份特征及丰富、鲜明坐标特征的个体，只有这样的个体，才能最集中地反应其所在整体的特征。在元帝国的视野之内，显然没有比元大都更合适的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