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气象：权力秩序主导下的都城文化景观
中国都城往往是宇宙观和王朝秩序观的集中体现。元朝也不例外。从城市布局理念到建筑设计，从皇宫景观到市井格局，处处反映着皇权统领下的社会文化秩序。
元大都的建设标志着北京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个大一统王朝又是首次由来自塞外的“异族”所建。因此，在大都的规划建设方面，对于“权力秩序”的强调较之前代显得更为突出和迫切。迈克·克朗曾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探讨过非汉人王朝在皇宫景观设计上的独特用心，认为“这座宫殿从地理政治的角度反映了非汉人王朝企图统治广袤的汉人帝国的野心，其他权力中心的象征物也都从北京、拉萨、五台山移到这座新宫殿里。这一景观体现了错综复杂的地理政治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绘制了满洲帝国地图，那种建立在花园中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强加在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的秩序。”[37]与之相类似，蒙古统治者也将他们想要建立的权力秩序在大都建设中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糅合各种权力要素的典型的“集权”性都城文化景观。
元大都规划建设的基本理念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周礼·考工记》是关于中国都城规划设计的最早记载，也是对于后世都城建设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该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关于中国都城规划设计的最早记载。《周礼·考工记》的核心内容，是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38]这一内容之所以被频繁提及和征引，不仅是因为其对国都的空间设计整齐、美观、实用，更是因为其在“王城建制”框架下所描摹和规定的空间权力秩序，而这种秩序又是通过文化规约的方式予以呈现的。从周代开始，我国的王城布局和都城设计多多少少都采用了《周礼·考工记》的一些原则和方案，如大多都城呈方形，拥有笔直的街道，整齐的街巷，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城门等。较之前代，元大都对《周礼》王城建制的规划落实得更为彻底：它以城墙为边界，整体呈长方形。其中东西城墙略长于南北城墙，前者长约7800米，后者长约6500米。设城门十一座，大多因《周易》而得名：南面三门，中间为丽正（《周易·离卦·彖传》：“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东为文明（《周易·大有挂·彖传》：“其德刚健而文明”），西为顺承（《周易·坤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北面两门，东为安贞（《周易·讼卦》：“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西为健德（取《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东面三门，自南至北分别为齐化（《周易·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崇仁（《周易·文言传》：“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光熙（《周易·艮卦·彖传》：“艮，止也……其道光明”）；西面三门，自南至北分别为平则（《周易·谦卦·象传》：“无不利，㧑谦，不违则也）、和义（《周易·文言传》：“利物足以和义”）、肃清。元大都纵横各九条大街，街道平直。街道与街道之间，又分割出50个规则的小长方形，这便是所谓的“坊”。坊的名字也主要取自《周易》《尚书》《孟子》《左传》等汉族经典文献。基本每座城门与对面的城门之间都有一条笔直的街道相通。所以当马可·波罗来到大都，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它“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道土城墙围绕全城。……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一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39]。从结构上来看，大都整体上由宫城、皇城和都城三重城垣构成，并依照“左祖右社”的原则，设置了太庙、社稷坛和郊坛等礼制建筑：太庙设于宫城左侧的齐化门内，而社稷坛设于宫城右侧的和义门内。对元朝统治者来说，太庙与社稷坛的设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草原民族素来崇尚武力，敬畏神灵，而对祖先没有太多的概念，这些礼制建筑的营建，反映了其对农耕文明中“祖先权力” 元素的吸收。可以说，元大都在整体上完美地体现了《周礼》关于王城权力秩序的设计，因此，有人将元大都称为中国都城史上第一座真正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划建造的都城。
元大都关于权力秩序的另一个体现是它对“尊严”“雄壮”形象的塑造。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元世祖认为都城的建造“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因此，元大都无论是在选址思路、建设面积，城墙、城门、街道的规划，还是宫殿每个细节的设计上，都力求宏大、规整、威严。
元大都的选址，“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40]，“壮哉帝居！”其规模，“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41]，约相当于金中都的1.5倍。其壮观程度更是辽南京、金中都所不可比拟的。据记载，辽南京“高殿广宇”，“有宫阕井邑之繁丽”，[42]但其时毕竟是陪都，无论恢弘程度还是文化内涵不仅不能与其后几朝相媲美，甚至与汉唐亦不可同日而语；至金中都时期，“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43]；至元大都时期，则“筑崇墉之万雉，若缭山之长云。浚三五之折沟，建十一之通门。齐埤堄于翠微，倚丽谯于苍旻。豁崇期之坦路，浮广漠之祥氛。车方轨而并进，骑衡列而齐奔。辔连翩以飙驰，轴鞫磕而雷震。爰取法于大壮，盖重威于帝京。揭五云于春路，呀万宝于秋方。上法微垣，屹峙禁城。竦五门之高阙，拔埃壒而上征”。“四极之内，是不一都，惟今大都为最隆。”“称其都邑之壮，则崤函不为雄，京洛不为尊也。”[44]
所谓“从来立国者必首隆庙社之规，崇建阙廷之制”，[45]作为元大都权力的中枢，皇宫的建造更是极尽铺张。从基本格局来看，皇宫以太液池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为宫城，西侧则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宫城亦为长方形，东西略短，南北略长。城设六门：正南曰崇天（崇天之左曰星拱，崇天之右曰云从），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厚载。宫城四隅各设一个角楼。宫城北边，是皇家御苑。宫城中的核心建筑名“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门也”。大明殿建筑群为“工”字形建筑，其后方有柱廊，柱廊北端连接后寝宫（香阁），香阁后为宝云殿。大明殿左右亦各设一殿：东曰文思殿，西曰紫檀殿。大明殿建筑群以北，亦为一组“工”字形建筑曰“延春阁”，为皇后的寝宫建筑群。大内西北为万寿山，其最高处亦矗立着一座宫殿即著名的广寒殿。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元大都宫阙的建筑情况：
大内南临丽正门，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阁。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砖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门。正南曰崇天，十二间，五门。东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趓楼二。趓楼登门两斜庑，十门。阙上两观皆三趓楼，连趓楼东西庑各五间。西趓楼之西，有涂金铜幡竿。附宫城南面，有宿卫直庐。凡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间，一门。东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云从，制度如星拱。东曰东华，七间，三门。东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华，制度如东华。北曰厚载，五间，一门。东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华。角楼四，据宫城之四隅，皆三趓楼，琉璃瓦饰檐脊。直崇天门，有白玉石桥三虹，上分三道，中为御道，镌百花蟠龙。星拱南有御膳亭，亭东有拱辰堂，盖百官会集之所。东南角楼。东差北有生料库，库东为柴场，夹垣东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楼，南红门外留守司在焉。西华南有仪鸾局，西有鹰房。厚载北为御苑。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此两垣之内也。
大明门在崇天门内，大明殿之正门也，七间，三门。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檐。日精门在大明门左，月华门在大明门右，皆三间，一门。
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门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灯漏，贮水运机，小偶人当时刻捧牌而出。木质银裹漆瓮一，金云龙蜿绕之，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雕象酒卓一，长八尺，阔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编磐一、巨笙一。玉笙、玉箜篌，咸备于前。前悬绣缘朱帘，至冬月，大殿则黄鼬皮壁幛，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幛，黑貂暖帐。凡诸宫殿乘舆所临御者，皆丹楹、朱琐窗，间金藻绘，设御榻，裀褥咸备。屋之檐脊皆饰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东，三间，前后轩，东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为之，缕花龙涎香，间白玉饰壁，草色髹绿，其皮为地衣。宝云殿在寝殿后，五间，东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
凤仪门在东庑中，三间，一门，东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门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门在西庑中，制度如凤仪。门之外有内藏库二十所，所为七间。钟楼，又名文楼，在凤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皆五间，高七十五尺。嘉庆门在后庑宝云殿东，景福门在后庑宝云殿西，皆三间一门，周庑一百二十间，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楼四间，重檐，凡诸宫周庑，并用丹楹、彤壁、藻绘、琉璃瓦饰檐脊。延春门在宝云殿后，延春阁之正门也，五间三门，东西七十七尺，重檐。懿范门在延春左，嘉则门在延春右，皆三间一门。延春阁九间，东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檐重屋，柱廊七间，广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寝殿七间，东西夹四间，后香阁一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檐。……隆福殿在大内之西……兴圣门，兴圣殿之北门也，五间，三门，重檐，东西七十四尺。……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左右皆有登山之径，萦纡万石中，洞府出入，宛转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尺，阔四十一尺半。为石渠以载金水，而流于山后以汲于山顶也。又东，为灵圃，奇兽珍禽在焉。广寒殿在山顶，七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裹，遍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太液池在大内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仪天殿在池中圆坻上，当万寿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围七十尺，重檐，圆盖顶，圆台址……隆福宫西御苑在隆福宫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间，两夹二间，柱廊三间，龟头屋三间。丹楹琐窗，间金藻绘，玉石础，琉璃瓦。殿后有石台，山后辟红门，门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并列。又后直红门，并立红门三。三门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圆殿在山前。圆顶上置涂金宝珠，重檐。后有流杯池，池东西流水圆亭二，圆殿有庑以连之。歇山殿在圆殿前，五间，柱廊二，各三间。东西亭二，在歇山后左右，十字脊。[46]
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孟德高维奴、伊本·白图泰等也在各自的游记中以惊艳的笔触渲染了“大汗”宫殿的富丽堂皇。在马可·波罗笔下，元朝皇宫是一系列宏大广场和建筑物的组合，而其中大汗的宫殿“其宏大的程度，前所未闻。这座皇宫从北城一直延伸到南城，中间只留下一个空院，是贵族们和禁卫军的通道。房屋只有一层，但屋顶甚高，房基约高出地面10指距，周围有一圈大理石的平台，约二步宽。所有从平台上经过的人外面都可看见。平台的外侧装着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允许人们在此行走。大殿和房间都装饰雕刻和镀金的龙，还有各种鸟兽以及战士的图形和战争的图画。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47]鄂多立克则将“可汗的宫殿”誉为“系全世界之最美者”：“总之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做密尔答哈（Merdacas）的宝石制成（而且是那样精美，以致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瓮的四周悉绕以金，每角有一龙，作凶猛搏击状。此瓮尚有下垂的以大珠缀成的网繸，而这些繸宽为一拃。瓮里的酒是从宫廷用管子输送进去；瓮旁有很多金酒杯，随意饮用。宫殿中尚有很多金孔雀。当鞑靼人想使他们的君主高兴时，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去拍手；孔雀随之振翅，状若舞蹈。那么这必定系由魔法驱动，或在地下有机关。”[48]伊本·白图泰的叙述则突出了宫殿的威严感：“可汗的宫殿位于城的中央，专供可汗居住，其建筑多为精工雕刻的木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门七座。第一座门内，由守门提督坐守，门内左右两旁都设有高台，台上是守门奴隶，其数为五百人。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原是一千人。第二座门内坐守者为弓箭手，其数为五百人。第三座门内坐守者为长矛手，其数为五百人。第四座门内坐守者为刀盾手。第五座门内为宰相官衙，内设许多拱篷，最大拱篷内设一极高极大的坐垫，供宰相坐憩，他面前摆设着一大金墨盆。相对这一拱篷的是秘书的拱篷，其右侧是信函秘书的拱篷。宰相拱篷的右侧，是事务书记拱篷。与此四座拱篷相对的是四座拱篷。其一是管理官衙，总管坐守其中。其二是税收官衙，其长官是一大长官，这里的税收是指官吏、长官采邑以外的余额。其三为申诉官衙，由一位大长官及几位法学家和录事坐守。凡有冤屈者，可向他们鸣冤申诉。其四是邮驿官衙，汇报长官坐守其中。皇帝的第六门由御林军在总长官统帅下坐守其七门……”[49]
元大都关于权力秩序的第三个体现是对“中心” 的确立和凸显。它首先在积水潭北岸建钟楼，作为全城的几何中心，钟鼓楼坐落于皇城中轴延长线上，横向与东、西城墙等距，纵向和南、北城墙等距。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虽然并不居于全城的中心，而是在南部偏西的位置，但其中心观念同样非常明确。它以皇城内海子（今什刹海）东岸为中心阁，阁西立有一块石碑，上书“中心之台”四字，此处即全城的几何中心。以此为起点，向南延展至丽正门，构成全城的中轴线。宫城内的主要建筑，如大明殿、延春阁等均坐落于此中轴线上。[50]
以上种种，充分体现了封建专制集权下的权力秩序格局，换句话说，元大都的空间设计本身就是元朝权力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空间化呈现。元大都首先是作为权力物而存在的，所以无论其城市结构还是景观空间的生产，都围绕权力要素进行。与空间景观相联系，元大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地形，即城市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秀“集权肌肉”的同时，元大都又呈现出显著的开放性。比如，大都的坊采取了临街而建的方式，在被划成网格状的50个坊之间，有坊门而无坊墙，代替坊墙的，是繁华的街道和店铺。
【注释】
[1]〔澳〕朱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诸葛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8页。
[2]〔明〕宋濂：《元史》卷一一九，列传第六，第2942页。
[3]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高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5]〔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清抄本。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六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5页。
[7]李修生：《全元文》卷九三，元世祖二，第266—267页。
[8]许衡：《鲁斋遗书》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明〕宋濂：《元史》卷四，本记第四，第64页。
[10]〔明〕宋濂：《元史》卷七八，舆服一，志第二八，第1929页。
[11]《抄本析津志》，转引自徐萍芳编著：《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58页。
[12]何休撰、陆德明音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成公第八，《四部丛刊》景宋建安余氏刻本。
[13]李修生：《全元文》卷九六，元世祖五，第293页。
[14]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转引自徐萍芳编著：《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第161页。
[15]〔明〕宋濂：《元史》卷七二，志第二三，第1781页。
[16]李修生：《全元文》卷一〇一，元世祖一〇，第323—324页。
[17]〔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四六，列传第二三，第3459页；〔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一二七，列传第二四，民国九年天津退耕堂刻本。
[18]〔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七，列传第四四，第3688页。
[19]〔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七，列传第四四，第3691页。
[20]〔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六四，列传第五一，第3844页。
[21]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一四，元世祖二三，第444页。
[22]《元典章》，礼部卷四，典章三一，元刻本。
[23]《元典章》，礼部卷四，典章三一。
[24]〔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四，本记第二四，第541页。
[25]〔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四，本记第二四，第545页。
[26]《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6页。
[27]〔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六，列传第二三，第3293页。
[28]〔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〇，列传第三七，第3545页。
[29]〔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武克忠、尹贵友校点，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0页。
[30]李修生：《全元文》卷三七三，第81页。
[31]《都邑》，《元文类》，《国朝文类》卷四〇，《四部丛刊》景元至宋本。
[32]《管子》卷一四，《四部丛刊》景宋本。
[33]《荀子》卷四，清《抱经堂丛书》本。
[34]〔东汉〕何休撰，〔隋〕陆德明音义：《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四部丛刊》景宋建安余氏刻本。
[35]〔元〕王恽：《玉堂喜话》卷四，守山阁丛书本。
[36]《都邑》，《元文类》，《国朝文类》卷四〇，《四部丛刊》景元至宋本。
[37]〔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38]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65页。
[39]〔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112页。
[40]〔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〇，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
[4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42]〔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
[43]〔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二九。
[44]〔元〕李洧孙：《大都赋》，〔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六。
[45]〔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
[46]〔元〕陶宗仪：《宫阙制度》，《南村辍耕录》卷二一，武克忠、尹贵友校点，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74—278页。
[47]〔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第109—110页。
[48]《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泽，第73—74页。
[49]〔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页。
[50]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邓辉、申雨平、毛怡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