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的建立与文化统一格局的重构

元帝国以大都为都城，不仅意味着北京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天下之中”的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南北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及南北文化的突破性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北京地区就成为华夏民族生存的重要区域之一。它“右太行而左碣石，前沧海而后居庸”^[4]，踞华北平原出入东北平原、蒙古高原之门户，乃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及华北农耕文化之界限，地势险要，位置特殊，因而商周以来，它从自然生长的早期聚落逐步发展到方国诸侯的领地中心、封建国家北方军事重镇，以及辽朝陪都和金朝首都。但元代以前，在中原王朝的“天下”体系中，这一区域仍然偏居东北一隅。尤其辽、金以前，它的整体色调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清冷，是长城古堞、玉关秋草的萧杀；其主要功能，则是作为一道屏障抵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掠。直至这里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据有，北京开始进入“都城”的选项。辽攻占幽州后，辽太宗耶律德光于938年将其定为“南京幽都府”，作为“五京”之一，1012年改号析津府。金太祖占领燕京后，“从初约以与宋”，大臣企功献诗劝谏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5]至海陵王统治时期，“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想，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6]，遂迁都于燕。这可能是首次出现燕乃“天地之中”的说法，然而在金宋对峙的格局下，这种说法显然不够准确。只有蒙古民族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后，中国在东北与北方的版图面积急剧扩大，以前处于中央王朝北端的幽燕地区才真正成为“天地之中”。^[7]而居“天地之中”的“北京一旦变成了首都，整个中国的格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

蒙古人在缔造元朝的过程中，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五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的广大疆域内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陈垣先生曾高度评价元代所创造的南北文化融合的杰出成就：“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名文物，一旦尽发无遗。”^[9]而在主观上，元统治者以中原之主和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为加强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南北交流的措施，如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延伸到大都城内，实行科举制选拔全国优秀人才，等等。可见，大都作为元帝国的首都，无论在南北人才、物资、机构的聚集，还是推动南北融合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显然发挥着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乃元帝国南北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元朝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具有草原帝国意义的中国”^[10]首次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个“具有草原帝国意义的中国”也是我们审视大都文化及其特点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