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来华“栖居者”对大都文化的贡献

第二节 域外来华“栖居者”对大都文化的贡献

有元一代,大都出现了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四大旅行家”之一鄂多立克曾将这种局面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系统与宗教信仰的人们远道而来,栖居在这座博大而包容的都市,同时带来各自不同的文化知识和技术,仿佛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比塔。[13]这也推动了会馆、洋行、星级饭店、使馆区、外贸市场等外国人居住和生活区在元大都的出现。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14]

其时旅居或留居元大都的不仅有来自亚洲的高丽人、日本人、安南人、占城人、印度人、越南人、暹罗人,以及西域各国的人,还有来自欧洲的意大利人等。元朝与各个地区的交往各有特点,跟亚洲诸国的交流主要偏重于诗书、佛教、生活习俗等方面,与非洲的交流偏重于互通有无,与欧洲的交流则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

高丽自忽必烈即位后,一直与蒙古人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王倎(后改名禃)之后,各代高丽国王或亲自入朝,或派世子入朝,并频频遣使入贡。在王倎一再请求下,忽必烈以亲女下嫁其子王愖,其后直到元朝末年,高丽王娶元公主成为定例。王璋传位于士子焘后,甚至以驸马身份携若干高丽文士侍从长期留居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并与赵孟頫、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元代著名文人书诗往还,交往甚密。除王室与使臣外,元代来到大都的高丽人还有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等。这些士子在中国期间,或入仕元朝,或跻身于文人雅士之列。如高丽名臣李齐贤在大都陪侍王璋期间,广泛结交元朝名臣儒士,并写下了很多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文并结集出版,名《益宅集》。[15]还有高丽士人来大都参加科举会试并因成绩优异入仕元朝者,如曾被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并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的李谷。高僧方面,至元二十七年,高丽奉诏派惠永率领100名写经僧来到元大都,他们在庆寿寺用一年时间,抄写完成了一部金字《藏经》。

元代的崇佛政策也吸引了印度高僧的来访。如天历初年来华的高丽僧人达蕴(号玉田),“平生喜从当世名公雅士游,尽得其礼貌,而于艺又能精鉴书画,博古通今”,与当时欧阳玄、危素、赵雍等人交游,欧阳玄亦曾经亲自为其松月轩题词。

元朝中央政府和四大汗国交往密切,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的人们纷纷入元做工、经商、为官、行医等。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擅长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有的精通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有的则在纺织技术、武器制造、制瓷技术、建筑与工程等诸多技术领域颇有造诣。他们的到来,在多个领域促进了大都乃至元朝文化的发展。

大量中亚人口的涌入,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新飞跃。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取得的一系列天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就与广泛吸纳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成果密切相关。他所制定的授时历借鉴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伊斯兰历法,所设计的天文仪器包括天文观测中起主要作用的圭表、简仪、仰仪等,也受到了阿拉伯科学的直接影响。今日留存于北京城区的郭守敬纪念馆及天文仪器,正是对这一段东西文化交融历史的见证。另一个例子是元朝对回族星历的采纳。忽必烈即位后曾下令征召回族星历学者,在中统年间成立西域星历司。至元四年扎马鲁丁编撰的《万年历》颁行全国,其中就引进了当时波斯先进的历法和仪器。至元八年忽必烈诏立“回回司天台”。此外,在秘书监所藏的回族书籍中也有许多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著作。

中亚医药文化的进入推动了元朝医药文化的发展。元朝在中央太医院下设立广惠司,任职的均是回族医师,为三品官,专门研制回族药物。元廷组织翻译的《回回药方》中载录了大量先进的阿拉伯医学理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在大都和上都各设“回回药物院”,掌管回族药物,使得中西方医药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16]

手工业技术层面,“回回人”将中亚纺织技术带到了大都。当时在元大都的直隶中央制造作坊——别失八里局中,有“西域织金绮工三百余户”,其所产织金锦受到蒙古王公贵族的喜爱和追捧。他们不仅将大块的纳什失缝缀在礼服或外衣上,甚至死后还要将其覆盖在棺木和马车上。[17]

在日常生活方面,大都文化也深受大批中亚人士迁入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的影响。据历史记载,蒙古统治集团很喜欢西域及中亚地区的饮食,在王公贵族的宫廷饮宴中经常出现此类食物。因此,许多来自中亚地区的厨师出现在元代宫廷。比如忽思慧就曾在元朝宫廷担任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膳调配事务,他撰写的《饮膳正要》记载了秀秃麻失、河西肺、八儿不汤、马思答吉汤、沙乞某儿汤等数种宫廷西域食谱,其中“果品”记载了源自西域的八担仁和必思答。[18]中亚饮食甚至还被端上了大都的百姓餐桌,比如元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就提到了中亚食物秃秃茶食(即秃秃麻失)。其实元朝宫廷受中亚影响的不仅仅是餐桌。在鄂多立克游记中有一段描述了参与元代宫廷生活的各色人等。他写道,当他应召入宫并为忽必烈祝福的时候,总是“抓住机会勤勉地询问基督徒、撒剌逊人和各色偶像教徒,也询问皈依吾教的信徒,其中有些是该宫廷中的大王公,且仅与皇帝本人发生联系。现在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说:仅皇帝的乐人就有十三土绵;其余看管猎犬和野兽禽鸟者是十五土绵;给御体看病的医师是四百偶像教徒、八名基督徒,及一名撒剌逊人。所有这些人都从皇帝的宫廷领取他们需要的供应。(人数不多也不少,但当有人死了,就另派一人接替他。)至于其余的机构,无法计算。(总之,宫廷确实雄伟,世上最井井有条者,有诸王、贵人、奴仆、书记、基督徒、突厥人及偶像教徒,都从宫里领取他们所需的东西。)”[19]

大都对大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人员的接纳,则促进了其宗教文化的多元化。事实上,蒙古人早在征服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对宗教文化兼容并包的姿态。道森在《出使蒙古记》绪论中写道:“我们感觉到,在这里,我们正站在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十字路口之一。因为,从太平洋伸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并统治着儒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这一新的世界帝国还没有归属于任何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蒙古人的原始的萨满教(Shamanism),不能够提供精神统一的任何原则,正如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不能为帝国的行政提供基础一样。然而,大汗们尽管缺乏文化,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这项原则,所有他在东方和西方的后裔历代都忠实地予以遵守。”“蒙古人对宗教的这种态度,或许是由于下列事实: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会合的地方,蒙古人自己作为新来者发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一些民族中间扎下了根,而他们是从这些民族获得初步文明的。”[20]而马可·波罗则记录下了忽必烈的这样一段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有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偶像教徒说有释迦牟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伴随着成吉思汗及此后诸位皇子的西征,中亚地区建立多个蒙古汗国,陆上丝绸之路的政治障碍大幅减少,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地区国家的交往通道。此后,域外国家多次向元代派出皇族成员或外交使团进行交流,元大都则成为世界上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舞台。

1271年,亦即元朝定都大都同一年,忽必烈就命令尼泊尔王族阿尼哥在大都建造佛塔。阿尼哥按照当时尼泊尔最流行的佛塔式样,精心设计,历经八年,终于建好了一座壮丽庄严的藏式覆钵白塔,并按照忽必烈的要求,以塔为中心,于1288年建成一座寺庙,这就是屹立至今、赫赫有名的阜成门内白塔寺。除白塔寺以外,阿尼哥在中国生活的45年间,还主持修建了大小佛塔、寺庙等十余座,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佛造像和绘画作品,并最终于1301年在元大都去世。

在使者的不断往返中,原在西亚、欧洲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继传入中国。基督教最早在中国传播的是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又被称为“景教”(或“也里可温教”)。而罗马教皇和欧洲国家多次派遣教士、使节来中国传教通好,则将基督教正宗传入中国。1325年,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克到达大都,在此居住三年并成为在忽必烈身边有“一席之地”的人。[21]欧洲人爱薛不仅入仕中国且被列入《元史》列传。“爱薛,拂菻人,即今叙利亚一带,然视为欧洲人亦可也。爱薛似已略领中国文化风味,故得官翰林学士兼修国史也。”[22]至元三十一年(1294),孟德科维诺带着教皇尼古拉四世的信件到达大都,受到成宗的接待,允许他自由传教,并兴建了两所教堂。其中,第二所教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两处相距不过一箭耳”,“当余等唱歌时,大汗陛下在宫内亦得闻之”。[23]他还通晓中国文字,曾将《新约》等基督教书籍译成中文。[24]

自汉以后,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有元一代,却形成了多元文化空前发展的格局,尽管明以后又恢复到单一文化主导的局面,但“元代回回遍天下”与大都城几万名基督教信徒的出现,多民族聚居与域外人士杂居遍处,各种文化异彩纷呈并彼此交融,使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不可复制的城市。

与宗教文化相伴而来的,还有欧洲的生产技术,如葡萄酒的酿制。《饮馔正要》记载:“葡萄酒益气调中,耐饥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原、太阳者。……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25]据学者考证,此“阿剌吉酒”指蒸馏酒,即烧酒,元代始由欧洲传入中国。[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