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面临的挑战
有元一代,大都既是新王朝的“天下之中”,也是东西方对话和交流的中心;既是一个神话与现实交会的魔力之都,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共生、交融、发展、繁荣的伟大时代的突出镜像。因此,如果说元帝国的建立,在中国史上掀开了一个新时代,在欧亚之间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那么,元大都就是这个新时代和新世界的焦点。同时,元朝统治者以“异族入主中原”的身份,元大都因新晋为帝国都城所猛增的消费需求,元朝空前广阔的疆域及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人口构成和往来等,都成为摆在元统治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元大都面临四方面的挑战。
(一)角色定位
这里所讲的角色,既指大都的角色,也指定鼎大都的元朝统治者的角色。在蒙古军队攻城拔寨,席卷天下,包括挥师入关,直至“天下一统”的过程中,蒙古人是以“入侵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据有中原之后,蒙古统治者尽管实行了泾渭分明的等级制度,把元统治下的公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但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又必须塑造“天下共主”的角色。这也意味着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所谓“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如何真正从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化为全国励学弘教的文化津梁、群英荟萃的人才渊薮、汇集大成的文化高峰,从而真正胜任文化首善之区的角色,是元大都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文化认同
在不断征服和统治新的领土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在被胜利的喜悦所激励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不断扩张的土地上进行有效统治的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就得解决不同被征服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问题。在征服初期,带着对传统的自信,他们果断甚至疯狂地摧毁一切异统,植以传统,如踏平农田将其变成草原和牧场。然而当天下大定,统治者必然建立一整套关于秩序、象征、符号和仪式的文化系统。对于元帝国这样一个构成复杂的庞大肌体,它迫切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本民族的传统,汉民族的正统,四大汗国的“藩统”,以及其他“异统”等。在元朝统治者建构新的文化系统时,这些传统、正统、藩统、异统不仅意味着一个庞大的资源体系,也意味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而如何合理处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有机统一,从而完成元帝国疆域内广泛的文化认同,持续考验着这个崛起于草原、习于马上征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胸襟和智慧。
(三)文化发展
除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整合之外,元朝统治者还面临着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资源整合特别是向元大都的资源调动和聚集问题。元大都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隅与太行山北端、燕山西端的交接部,距海150公里,西、北、东北太行山脉、军都山、燕山三面环抱,群关环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谓“扆山带海,有金汤之固”,[14]“一夫守之,可以当百”[15],历来强于防御而弱于交通。因此,在元代以前,这里基本自给自足,对外的物资和文化交流非常有限。元代一旦易为都城,元大都必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作为元朝统治阶级的蒙古贵族、官吏、军户等数量急剧增加,来自各地的文人、匠户等也大量涌入。据统计,从元中统五年(1264)至至正九年(1349)年之间,元大都的人口从4万户计14万人飙升到20.75万户计83.4万人,短短80多年间,人口数量激增近70万人。这意味着元大都必须在短期内从外地调集大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要迅速调集进京,又必须有发达的交通道路体系。交通道路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将促进经济的交流,更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巨大的契机。而如何把握这一契机,是大都面临的第三大挑战。
(四)文化交流
在元朝辽阔的疆域内,发达的交通体系和开放的对外政策也为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大都及大都人去往世界各地创造了条件,从而开启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然而,文化交流一定伴随着文化的彼此选择、碰撞和适应,并且文化交流的范围越大,交流的程度越深,就越考验彼此的心态和技巧。这是元大都面临的第四大挑战。
综观有元一代元大都文化发展的状况和历程,可以说,元代统治者对于四大挑战的应对是较为成功的。元大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首个全国性政权的首都,成为上承唐宋、下接明清的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都城。一方面,元大都规划之科学严谨,城市建筑之宏大精美,文化人才之多元荟萃,艺术科技之繁盛发达,文化交流之广泛深入,都在中国都城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另一方面,在空前国际化的背景下,来往、栖居于元大都的各国家、各民族的人群创造了丰富的、变化万千的、流动不居的文化景观。因此,元大都的社会文化生态中,不仅显现出这座城市的历史纹理,更涂上了南北交融、东西会通的绚烂色彩。
而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我们则可以看到元帝国及元大都文化的多重面相。如果我们将忽必烈统治下的元帝国作为一个世界事件来观察和考量,那么正如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一书中所说,元帝国崛起的初衷,就在于“追寻世界史的新面貌”,因此,不仅蒙古帝国是世界的,元朝是世界的,大都也是世界的。在这样的讨论框架下,元大都乃中国文化向欧洲及东南亚各国传播的“辐射器”,以及东西方各国文化的“聚合体”。而当我们把元朝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框架内来考察,元大都则堪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象征和典范,它改变了中国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彼此隔绝甚至对立的历史,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仅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元大都从“边城”到“首都”的变化,决定了其后近千年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注释】
[1]〔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八,志第一〇,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2]〔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八,志第一〇,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3]〔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八,志第一〇,第1346页。
[4]《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5]〔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王士点等:《秘书监志》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7]《元朝秘史》汉译本,第255页,转引自白寿彝总主编、陈得之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8]拉施都丁:《史集》卷一,第二册,第362页,转引自白寿彝总主编、陈得之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9]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页。
[10]〔俄〕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
[11]〔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0页。
[12]〔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13]〔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
[14]〔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五,舆地考一,清浙江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