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的汇合与南北文化交融
元代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不仅得益于这一时期文化空间的整体扩展，也得益于空间内部的文化交汇。元统治者通过陆上的辇路、驿站、运河及海上的航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网。特别是在水路方面，元朝一方面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取直加长，修造了大都直通江南的大运河；另一方面首次全线开通了从江苏浏家港至界河口（今天津大沽）的航道。为了进一步便利大都的对外交通，忽必烈还专门下令对元大都原有的城墙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运河串联海运与陆运，使之变成了“与海相连的都城”。这一系列的措施，为广阔的元朝疆域内文化的自由交流和彼此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农耕文化空间与游牧文化空间的汇合
前面已经提到，中原统一王朝自秦汉以来，便有意将“游牧空间”和“农耕空间”相分隔甚至对立起来。这一做法一方面强化了“中国”的文化和心理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另一方面，也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构筑了一道“天堑”，隔着燕京身后逶迤延绵的万里长城，汉族与北方的山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分别保持着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大多数时间，双方在静默中对峙，偶尔游牧民族举兵进犯，在边境上掀起一片滚滚狼烟。但这些游牧民族即使越过边境，一般也会在劫掠之后打马而归，狼烟散尽，双方再次恢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因此冯天瑜先生认为，“与其说长城是中国古代若干王朝的北部边界，毋宁说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11]。
辽金时期，燕京地区相继归入辽、金版图，农耕文化开始被辽金统治者所吸收。但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尚不显著。蒙古崛起之后，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四任大汗都坚持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对农耕文化吸收也非常有限。直至忽必烈建立元朝，迁都汉地，以大都为首都，而以龙兴之地——上都作为陪都，并实行两都巡幸制度，情况方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元帝都居住在大都，四月至八九月间则赴上都避暑。每当元帝前往上都，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簇拥着皇帝的毡车，从依《周礼·考工记》修建而成的巍峨宫殿出发，行走在宽阔的辇路上，沿途十八座蒙古包形态的捺钵依次排列，像一条长长的纽带，将长城内外的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联结起来。此种场景，从当时随扈出行的文人墨客们所写的“上京即行诗” 可见一斑。例如陈宜甫《毡车行》：“北方毡车千万辆，健牛服力骆驼壮。清晨排作雁阵行，落日分屯夹毡帐。辙分古道辨东西，白雪黄云不可迷。后人迤逦循旧迹，那知创自轩辕时。两轮奔奔如日月，经年轣辘何时歇。辗教沙草绿还枯，几过河冰冻仍裂。江南野客惯乘舟，北来只梦烟波秋。于今天下皆王土，欲得回辕到彼游。” 朱有燉《元宫词百章》：“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等等。在诗人笔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流动、交汇栩栩如生。昔日“边塞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表征”“将内部的中国空间与外部的非中国空间隔离开来，内中国而外蛮夷”[12]的长城，也结束了其一千多年来作为边境之壁的历史，化为一道域内的风景线，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边界以及王朝“边塞”的意义完全消失。此时映入诗人们眼帘的虽然是熟悉的寒燕、飞沙、古塞与长城，但“置身在这不再属于边塞的边塞之上，上京纪行诗的作者们失落的不只是一条消失的国界，也失去了想象的敌人”[13]。而边塞诗的文风，也从“北风号蓟门，杀气日夜兴”，“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的肃杀，转向以帝王旅行化成天下的荣耀：“在昔恃险隘，当关守千夫。一朝天马来，严崿成康衢。”
（二）南北文化空间的贯通
燕京地势险要，风水绝佳，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所谓“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14]。其地势得天独厚之处，在于雄伟与险峻，“虎踞龙蟠，形势雄伟，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15]然而自从成为都城，北京就深深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就是它的水资源及物流供给：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大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16]而南北交通恰恰是北京的“软肋”。北京西、北、东北分别为太行山脉、燕山山脉所环绕，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后形成向东南展开的“北京湾”。因地势所限，元代之前，进出北京的交通要道只有三条。北上必须通过西北角的南口或东北角的古北口，南下及西行则只能通过无定河（康熙命名永定河）上的卢沟古渡及金中宗修建的卢沟桥。而都城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显然要从南方调运。而从中国地势的特点来看，大江大河均为东西走向，南北之间没有天然的河流可以通航。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反而形成五道南北交通的巨大阻碍，隋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虽然将南北连为一体，但河道经常淤塞，渐渐不可通行。为此，金代一度试图通过卢沟漕运解决交通问题，可惜未能见工。史载金大定十二年（1172）：
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责曰：“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 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 竟不能行而罢。[17]
宋、金时期，除天然的阻隔外，政权的对峙又在江淮地区筑起了一道人为的新的“长城”，使南北文化的阻隔更形严重。
因此，元代统一及其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对于南北文化交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随着政权对峙局面的消失，南北文化的人为阻断被消除，北方与江南的联络恢复畅通。另一方面，随着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南北文化的交融空前广泛和深入，大都也一跃成为荟萃南北文化的“枢纽”。梁启超在论及大运河对燕京地区的影响时曾感叹：“燕自古以来，不足为中原之轻重久矣。……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他认为，在运河开通之前，“中国南北两大河流，各为风气，不相属也”。而“自隋炀浚运河以连贯之，而两江之下游，遂别开交通之路”。“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18]可以说，梁氏对隋代首开南北运河之功的赞誉并不夸张。需要指出的是，隋代所开的大运河虽然通到了涿郡，但由于中心点在洛阳，运河呈横向布局，而且当时向涿郡运送的物资，主要是供驻边将士食用的粮食和使用的军械，所以就燕京地区来说，隋代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完全不可与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后同日而语。
元代大运河由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七段组成，自大都出发直达杭州，纵贯南北。其中在北京新开通的一段名为通惠河，由时任都水监的杰出水利专家郭守敬设计并主持修建。通惠河乃“导引温榆河上源诸泉之水济漕，引昌平白浮泉水西行，从上游绕过沙河、清河谷地，循西山麓转而东南，沿着平缓的坡降，汇集沿山泉流，聚入瓮山泊；再从瓮山泊扩凌长河、高粱河至义门（今西直门）水关入大都城，汇入积水潭内；然后从积水潭出万宁桥，沿皇城东墙外南下出丽正门东水关，转而东南至文明门（今崇文门以北）外，与金代的闸河故道相接，下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即潞水，今北运河），全长200余里”[19]。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0]。实际上，除南方的粮食、食盐、茶叶、各地的土产、手工业品及海外的贡品等通过京杭大运河上“漂”至北京外，还有大量的书籍、文化用品，文人学士、手工匠人等也接踵而至。此外，大都是科举士子们举行会试的地方，参加会试的士子们一路乘舟溯运河而上，旅途中面对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风景名胜、地理风物，吟物成诗，借景抒怀，通过诗词游记等把各地的风物人情带到大都。随各种建筑材料一起“漂” 来的还有建设大都的能工巧匠们，他们带来了南方高超的工艺和技术。大量江南儒士也来到大都寻找发展机遇，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运河所带来的南北文化融合也滋养了“大都杂剧派”的兴盛，他们融汇南北文化因子所创作的元曲与杂剧等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更为丰富多彩。
而随着运河的繁荣和积水潭码头的建设，运河沿岸迅速成为元大都的经济文化中心，积水潭一带也迅速成为兼备南北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观。据说“通惠河”这一名称就是当年元世祖自上都返回大都路过积水潭时，见眼前“舳舻蔽水”，一片繁盛景象，龙颜大悦而即兴命名的。黄文仲《大都赋》中“文明为轴舻之津”则既反映了大都十一座城门之一——文明门与运河的关系，也隐喻了“轴舻”在大都文化（文明）中的地位和影响。[21]北京的“运河文化”由此形成。
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积水潭一带看到一些元代运河文化的风貌，如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传统商业格局、什刹海周边的码头水市风貌，白浮泉及其引水渠、通惠河水道（包括城中段的玉河等）、坝河、沿河附近的仓场（南新仓、神木仓等）、闸坝（广源闸、庆丰闸等）、码头（高碑店、张家湾）等等，都是元代大运河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另外一些地名中也保留着当年元朝大运河文化的痕迹，如积水潭、什刹海、西坝河、后门桥等。
可见，运河对于北京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输送物资供给的经济生命线，更是连接五大水系的文化线。运河不仅把江南的物资和文化运送到大都，也把以皇家贵族文化及士大夫文化为特色的大都文化带到南方。
除京杭大运河之外，元代海运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国海运始于秦代，唐代杜甫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也反映了当时海运的情况，但其时这些粳稻还只是供给边方的特殊措施。“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由于运河受季节性水流变化影响，常出现“岸狭水浅，不任重载”，以及河道狭窄，“大船充塞于其中，阻碍余船不得来往”等状况，海运在元代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3世纪末，元政府相继组织开通了两条从长江口通往天津的航路：一条是“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扬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家（公）岛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另一条是“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公岛，又至登州沙门岛，放莱州大洋，入界河”。两条航线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南方物资的北运，尤其第二条航线开通后，“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因此，海运也是元代南北方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渠道。
（三）文化微循环系统的全覆盖
元朝在构建文化交流空间方面的另一个突破，是覆盖全国的驿站系统的建设。《元史·兵志》：“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蒙古时代的驿站被称为“站赤”，是从蒙古语音译而来，其中“站” 为转写蒙古语发音，以字形表示字意，“赤”则在蒙语中表示“……的人”，“站赤”本意为“从事驿传者”，在元代则多用来指称驿传及其系统整体。[22]元代的站赤系统始于成吉思汗时期仿效中原驿站制度恢复或新建的一些驿站，后来随着蒙古征服的地域不断扩展，驿站设置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至窝阔台汗时已覆盖整个大蒙古疆域，到忽必烈时期继续加以完善，从而构建了一个遍布帝国、四通八达的异常发达的驿站交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设有陆站、水站一千五百处：陆站又分为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等，北方使用雪橇的地区设有狗站；水站中又有海站。另外还有专门负责传递官方文书的急递铺，俾帝国之内，“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23]，“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梯航毕达，海宇会同”，不仅大大便利了帝国内部的交通，而且为文化和信息的传播创造了非常便捷的条件。
元代驿站效率很高。据意大利人鄂多立克记载：“当帝国中发生新事时，使者立刻乘马飞奔宫廷；但若事态紧迫，他们便乘单峰骆驼出发。他们接近那些驿站——客栈或车站——时，吹响一只号角，因此客栈的主人马上让另一名使者作好准备；前来投递情报的骑士把信函交给他，他本人则留下来休息。接过信的另一名使者，赶快到下一驿站，照头一人那样做。这样，皇帝在普通的一天时间中得知三十天旅程外的新闻。”[24]意大利来华基督教主教约翰柯拉在《大可汗国记》一书中也描述了元朝驿站系统的高效运行：“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居所。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递送公文。行近站时，则将腰上响铃振之，声达站中。站内人闻之，亦如此预备。接到公文，即再行火速奔驰，递往别站。如是而递至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皆可于十五日内知悉之也。”[25]
驿站虽然因军事目的而设，但也接待其他的旅客。“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26]“这些屋舍（驿站）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对于在那些地区旅行的一切人，无论其境况如何，有旨叫免费供给两餐’。”[27]
可见，自大都扩散至元帝国四面八方直至边疆各地的驿站系统，就像这个庞大肌体的血管，构成了文化及信息的微循环系统，促进了各地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