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文化的对外辐射
元代四通八达的驿道和海路上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和船流，也有力促进了中国物质和文化的对外扩散和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将大都与直沽的交通连接起来，大大便利了大都文化的对外传播，因为直沽“是一个不只与江南，也与东南亚、印度洋、西亚方面相连的海洋窗口”[27]。
在元朝，中国文化通过大都不仅远播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真腊、缅国、暹国、爪哇、南海诸国、印度以及中亚的四大汗国等，而且在欧洲、非洲得以传播。其时元朝文化向外传播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文人往还，二是物质交换，三是僧人互访。
高丽的学者、使节与元朝士人之间，多以文会友，切磋交流，程朱理学由此传入朝鲜半岛。早在元世祖前期程朱理学在中国北方方兴未艾之际，高丽儒士白颐即从大都学得，并在回国后授徒传习，使理学在高丽得到传播。元廷允许高丽大量收购经籍图书，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忠肃王时，“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大德九年，元朝还邀请高丽名写经僧赴元，对沟通两国的交往、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有着重大助益。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后，提举安珦从高丽入朝，从大都携朱子书而归并悬挂朱子像，自号“晦轩”以表示对朱子理学的崇敬。元朝的文化典籍也大量传入高丽，其中很多是居留大都的高丽人购买或获赠后带回本国的。[28]
元代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通市舶之利”。中日贸易非常繁盛。据统计，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七十余年中，中日间有商船往来且年份可考者将近五十年，一年中往往不止一批，有时一次搭商船来华人员就达到数千人。商船不仅带来了日本的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物品，还带来了大量的禅僧。这些禅僧在从高僧习禅之余，也到大都等地拜访文人雅士，切磋诗词书画。商船回国时，则把中国的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等带到日本。此外，元朝的商船还曾到过缅国（缅甸）、暹国（泰国）、罗斛等国。元朝的陶瓷生产技术、干支纪年和纪日传入暹国，暹国人还用中国儒名作为自己的姓名。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诸蕃国列居东南岛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船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使得中国文化传播海内外。
安南素仰中国文化，开科取士、著书立说间用汉文。元朝与安南、占城虽屡兴战事，但文化往来不曾中辍。安南自元成宗即位后与元恢复友好通使，多遣儒臣充任入元使者。这些儒臣使者依惯例拜访翰林院，与大都的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
元朝中央政府和四大汗国交往密切，有大量中国工匠、学者去中亚任职定居，将中国文化和技术带往那里。以元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青花瓷为例，直至蒙古时代之后的帖木儿王朝时代，依然设有官营工厂持续生产精美的青花瓷产品。不惟如此，“帖木儿王朝将中国文化的精华与伊斯兰文化的偏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工艺”，这些文化交融的杰出成就鲜明地体现在中亚建筑物、绘画、抄本、陶器等各种艺术作品中，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文化融合的巨大成就甚至为帖木儿王朝赢得了“帖木儿王朝文艺复兴”的美誉。[29]而在伊朗工匠专为皇室制作的纺织物上，则大量出现了具有明显“中国风”风格的龙纹（如双龙戏珠纹）、凤纹、仙鹤纹、乌龟纹、莲花纹，以及蒙古民族的游牧风格纹饰如羚羊纹、犀牛纹、兔纹、云纹等。[30]
在印度佛教扎根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引起了印度人的兴趣。据载，赵孟頫因以篆、籀、分隶、真、行、草冠于一时，扬名域外，时天竺有僧，不远万里赴元求书，得偿所愿，“国中宝之”。[31]
与欧洲的宗教文化交流方面，忽必烈曾命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带着圣旨玺书去耶路撒冷朝圣，先后觐见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英王爱德华和教皇尼古拉四世，转达了共同夺取圣地耶路撒冷的结盟意见，受到了西方社会的高度礼遇。
此外，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也交往甚多。埃及史家留下了不少关于元朝包括大都的记载。
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跨地域、跨民族交流融合往往会促进它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闻名于世的元青花为例，这种诞生于元代的瓷器式样以白胎青釉（即在白色的薄胎瓷胚上釉后，再以钴蓝色的颜料在上面绘制纹样，然后再次上釉，入炉进行高温烧制）为特色。它是中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这种青花瓷的诞生却反映了一种跨文化的审美趣味。促成这种瓷器发明和生产的是当时对中国瓷器青睐有加的波斯人，为了迎合他们的品味，中国瓷器工匠们吸收了波斯工匠用蓝钴在器物表面绘制花纹的手法，融合于自己的制瓷工艺中，从而生产出了独特的、代表了元代瓷器工艺水平的青花瓷，并行销海内外，甚至在世界各大陶瓷制造中心——从15世纪的帖木儿宫廷，16世纪的墨西哥，再到17世纪的代夫特——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仿制风，尽管这些仿制均以失败告终。[32]
【注释】
[1]〔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第38页。
[2]〔明〕宋濂等：《元史》卷六三，志第一五，第1563页。
[3]〔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第158—160页。
[4]〔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5]欧阳哲生：《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6]〔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第5页。
[7]转引自安介生：《民族大迁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
[8]〔意〕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诺威：《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安金辉、苏卫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9]金克木：《元代的辉煌》，《中华读书报》1994年11月28日。
[10]陈建华：《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22、226页。
[1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48、251、252页。
[13]洪烛：《马可·波罗与元大都》，《书屋》2004年第9期。
[14]〔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第113页。
[1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第646—651页。
[16]刘法林：《阿拉伯天文学对我国元朝天文学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17]宋炀：《蒙元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绸纺织文化交流》，《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4期。
[18]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明景泰七年内府刻本。
[19]《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2—74页。
[20]〔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第18页。
[21]闫虹：《北京文化史上的外国人》，《前线》2010年第4期。
[22]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92页。
[23]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24、225页。
[24]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22页。
[25]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
[26]郭建福、张亚伟：《蒙元时期的科技交流探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年第5期。
[27]〔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第158—160页。
[28]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第651—652页。
[29]〔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第26、28页。
[30]宋炀：《蒙元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绸纺织文化交流》，《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4期。
[31]《元史》卷一七二，列传第五九，第4023页。
[32]〔加〕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潘玮琳译，第197、198页，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