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地之中”：元大都与大一统文化秩序的构建

作为“皇帝的权力之眼”，^[1]封建国家的首都无论在选址还是建设上，都极为强调“中心”的观念。这是因为，在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下，整个王朝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秩序都是围绕皇权而构筑的。首都尤其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都城的选址往往和其疆域的大小及分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历代择都必强调“天下之中”，以中御边，临中御外。因此，当一个王朝的疆域局于中原地区，往往会在洛阳或开封这类处于中原腹地的城市建都；而如果它的疆域在东西方向上尤其向西有大幅度延展，都城就会随之发生向西的位移，建在西安这样的城市。同理，当王朝的疆域发生向南或向北方向的迅速扩张，都城的位置也会作南北方向的位移。比如我们熟悉的汉唐时期，统治范围向西均到达葱岭及巴尔喀什湖一带，这样的成就除取决于当时国力的强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王朝以西安为都，便于对西部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而到了北宋，统治范围急剧向东收缩，首都也便只能选在东部的开封了。再到辽宋时期，南北分裂，南宋疆域继续向东南收缩，以致都城被挤到了杭州。直到元代再次实现大一统，疆域几乎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达到极盛，北京无论从东西还是南北维度衡量都接近中心区域，成为建都首选。故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的叛乱夺回漠北，继承汗位后，霸突鲁遂建议其以燕京为都：“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2]

纵向来看，我国都城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辽宋以前，都城主要呈东西向摆动；辽宋以后，则变为南北向徘徊。对于出现这一规律的原因，周振鹤先生以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五个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为例，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空间格局来看，上述五个城市可以分为两组，即东西向的西安、洛阳、开封和南北向的北京、南京。从建都时间来看，前一组占据了中国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中国后小半段历史。而无论是前半段还是后半段历史时期，都城的选址都出现了往复徘徊的现象。其原因在于，每一段时间里，都存在两个地点都适宜建都，即都适合巩固政权，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于是都城便在两个地点间来回迁移，这种迁移不仅指朝代更替之际的迁都，也包括都城在同一个朝代中短时迁移或两都并存。具体来说，从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西安和洛阳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所以都城忽东忽西；唐末到北宋两百多年间，洛阳与开封又都成为适合建都之地，于是出现都城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短暂徘徊；金朝以后则是都城在北京和南京之间往复的时期。^[3]周先生的分析揭示了历代统治者确定都城选址时对其疆域范围内政治空间格局的考量。而实际上，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王朝疆域大小和都城选址不仅会影响王朝政治统治的效率和效果，也决定着其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深度及广度。

对照上述我国都城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不难发现，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与疆域变化和都城迁移呈现出很强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宋代以前，我国多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融，主要体现为东西方向上的交融；在宋代以后，我国境内南北交融急剧加速；而到了元代，疆域的空前扩大为各个方向上域内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