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堑变通途”：元大都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中华民族的缘起虽然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但迄晚清之前，其发展一直处于自在的阶段。“民族”一词，早在公元5世纪的南朝宋、齐时期即已出现，以区分宗族之属或华夷之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华夷之别”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空间界限；二是文化差异。因此，空间界限的消除和文化的同质化就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认同在多元一体发展中不断加强的基本动力。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陆威仪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他指出，在空间变化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方面，南北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一时期，中国地理被“重新定义”，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区的开发，拓展了“中国”的疆域和文化。^[2]而关于后一点，秦代则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战国时期，秦作为僻处西陲的诸侯国之一，在“夷”“夏”之防中明确被视为代表异族和落后的一方——“夷”，《春秋公羊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那么，秦国是如何脱“夷”入“夏”，完成大一统国家民族认同的呢？陆威仪指出：除了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消灭六国，完成地域上的一统之外，秦国通过收天下之兵，北筑长城等措施，强化了“把天下想象为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的观念，具有很强的促进国族认同的意义。而这种以内部同质化，外部“他者”化的方式所发动的社会和心理动员堪称“一个巨大的进步”。^[3]事实上，历史上“中国”的形成、移动和变化，正是在王朝疆域的不断变化和陆威仪所谓政治—文化—生活逐渐“同质化”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元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统一帝国，其“同质化”的范围和程度是其他任何历史时期所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