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八里”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新时代的开启
“汗八里”一词源于突厥人，是元代中亚细亚人对元大都的称呼。这一名称曾被当时包括畏兀儿在内的突厥语和伊朗语各分支语言人群所广泛使用，进而因出现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而在西方广为人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汗八里”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元代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鲜明符号和有力见证。
国力的强盛，幅员的广阔，交通的发达，加之统治者“四海为家”“通问结好”的外交方针和对各种宗教、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除与和中国历来联系紧密的东亚、东南亚及南亚诸国交流有所拓展外，元朝与欧洲的对话与交流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欧阳哲生先生把这种“新”概括为三层含义：“一是从元朝开始，中欧文化交流地点发生了转移，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心由长安转向元大都——‘汗八里’。二是从元朝开始，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正式见诸各种西人游记、书信记载，例如，《马可波罗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等即是当时意大利商人、遣使游历中国的代表性作品，它们见证了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也是最早报道北京的西方游记作品。三是从元朝开始，罗马教廷派遣孟高维诺等方济各会士赴元大都，在这里设立教堂，发展信徒，从此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中西宗教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亚、欧、非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节等络绎不绝来到中国，会集大都，“汗八里”——这个在西方如神话般的存在——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心。
可以说，元大都的建立，促成了暌隔千年、彼此只能远远观望而无法真正交流的东西方文化真正的接触和对话，尽管当时双方对彼此的认识还经常建立在一种神秘的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描述基础之上。
在古代，东西方主要是一个“地理+文明圈”的概念，如西方文明主要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东方文明则包括近东、中东、远东的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与之相对应的文明圈，则有地中海文明圈、中东文明圈、印度文明圈和中国文明圈等。这些不同文明圈的国家之间或多或少有所往来，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赴印度取经等，然而由于文明圈与文明圈之间的重重阻隔，这些往来往往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危险，所以无法持续地进行，与元帝国时期的东西交往远不可同日而语。“蒙古时代”出现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等“文明圈”虽有一定联系，但总体上尚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直到“蒙古时代”的来临才真正打破了这种状态，欧亚世界被联为一体，“任何‘文明圈’ 都不能再对其他‘世界’或‘文明’全然无知了。在此，‘世界史’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整体面貌”[6]。
提到元帝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兴盛，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是第一个将元朝的广大、大都的富庶、大可汗的神威等近乎神话的中国印象带回欧洲的人，也是他及他的游记在西方催化了人们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无穷想象和向往，进而掀起了去东方、去中国探险的狂潮，使大都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来自欧洲的旅行者。这些旅行者不再是为了外交目的而短暂停留的使节，而是雄心勃勃意欲在中国开辟神奇乃至神圣事业的商人和传教士们。
那么，为什么会是意大利“发现”中国？为什么会由一个意大利人电光火石般点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意大利与中国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如果我们稍稍回溯一下两个国家的历史，也许可以为这种“缘分”找到一些证据或线索。
公元前8世纪，在意大利中部以帕拉丁为中心的七山地区出现了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市，这就是罗马城。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小小的城市会迅速崛起，不仅很快改变了意大利的命运，而且进而改变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命运，她所创造的魅力，就是相隔万里的中国人也神往不已。同时，罗马的崛起，也为各国之间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熟悉的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便是罗马帝国促进域内外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而到了13世纪，元朝的崛起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这种辉煌不仅是意大利的记忆，也是其基因中挥之不去的渴望。于是我们看到，马可·波罗在穿越漫长的元帝国领土后终于来到这个国家的首都“汗八里”的瞬间，就被它的繁华所深深震慑，他慨叹其“宫殿之大，前所未闻”，各种建筑“巧夺天工，登峰造极”，艺术作品“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出售商品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比的”。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他没有像之前来过元帝国及元大都的其他西方人一样，回国之后对旅程三缄其口，而是将他的旅程津津有味地讲给别人听，且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乃至夸张和虚构的成分。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故事，他还专门找人将他的旅程及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出版了甫一问世即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震动的《马可·波罗游记》。除了马可·波罗，后来相继到过元大都（“汗八里”）并与元世祖建立了密切关系的不少人，如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也都是从意大利万里迢迢而来。其实，早在马可·波罗之前，元朝就已经向遥远的罗马教廷派出使臣，由马可·波罗的父亲及叔父尼哥罗兄弟随从，与教皇互通信件，建立联系。可见，处于欧亚两端、相距遥远的两个文明的握手，已然穿越了千百年的惺惺相惜。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和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堪称世界城市文明史上双峰的罗马（意大利）和北京（汗八里）携手对13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强力推动，看似偶然，实则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无怪乎有人认为，蒙古人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功绩足可以与罗马人相媲美，并将在蒙古人推动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代命名为“马可·波罗的世纪”，称“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道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7]。
更耐人寻味的是，马可·波罗不仅在他的时代璀璨一时，而且辉映长达几个世纪。他在游记中所描述的路线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地理绘图中对中国和远东的描述。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版直至18世纪，威尼斯、热那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一流的制图家们往往会在所绘地图上参照或重现马可·波罗的旅程，甚至把他本人也画在地图上。如由热那亚人绘制的《宇宙学家的真实描述，与海员相参校并略去各色细枝末节的传闻》平面球形图，被猜测由皮埃蒙特宇宙学家吉亚科摩·加斯托迪所绘的东亚、南亚及北美地图，以及奥特琉斯所绘的远东地图等，都明显受到马可·波罗的影响。[8]而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称呼采用了蒙古语的Cathay（即契丹，最初是蒙古语对于辽及其后的金统治区域的称呼，后来用它指代中国），对大都则使用了畏兀儿语的Khanbaliq（khan意为“汗”，baliq意为“城市”，合起来指“大汗的城市”）的表达，将之称为“汗八里”，直至17世纪末，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依然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划出一个国家，标为Cathay，将其首都标为Cambuluc。在记载帖木尔帝国统治者沙哈鲁遣使前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一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中，无论波斯文原本还是后来的突厥文译本，也依然把北京记作Khanbaliq。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马可·波罗甚至被作为一种媒介或象征物出现在虚构的小说当中，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用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他的旅途所见的口吻，嵌入了作者想象中的数十个城市。此外，马可·波罗还不止一次出现在西方大航海、大冒险主题的“剧本”当中。
其后的历史进一步印证了意大利与元朝的不解之缘。因为元帝国建立后不久，意大利即掀开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序幕，为此有学者提出可将元视为“近代文化的开创时代”[9]。另有学者则注意到元后期东南沿海文化发生蜕变，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色彩，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异轨同步，遥相辉映，因此主张将元视为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开端。[10]
而从元帝国时代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几乎所有游记的作者都宣称曾到过大都，见过大汗并且受到了大汗的盛情款待。在他们的记述中，大汗所统治的国家是那么无可比拟，大都是那么华丽壮观，大汗是那么风采卓然又诚挚待客。如：约翰·孟德高维奴在1305年给可萨利亚省牧师及僧侣的信中写道：“据余所闻，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赋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肩。”[11]1338年奉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之命，携国书与礼物赴大都面见元朝皇帝的马黎诺里也在其游记中声称：“（元）其国在东方，威权所达，几有东方世界之半。兵马强盛，国库充实，城邑相连，管辖众国，难于胜数。各民族之在其境内者，不知凡几，皆各自有语言文字。若一一言之，将骇人听闻也。”“其城之大，户口之众，军威之盛，吾将不复赘言矣。”“居留汗八里约三年，乃复起行，携大汗赠给之路费，并良马二百匹，经蛮子国而归。”[12]于是，这样的大都和大汗成为元帝国形象的标志，西方便依据这样的标志建构出了一个东方大国强大、富庶、对西方友好的文化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