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塞重镇到权力中心:元大都的文化新“涂层”

第一节 从边塞重镇到权力中心:元大都的文化新“涂层”

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无论作为一个文化客体或一种文化现象,元大都都是一个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城市。在这座城市身上,不仅体现了“时间的重叠性”,更体现了空间的延展性。

北京地区不仅是华夏文明,而且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考古发掘可证的历史可上溯至70万年前,那时在周口店地区便生活着早期的人类——北京人。直至今天,周口店遗址仍是世界范围内更新世古人类遗址中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和最有科研价值的一个,是唯一保存了纵贯70万年的遗迹的遗址。[4]其传说所载的历史则自黄帝开始:“昔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戮其元凶,四海攸同。然后合符釜山,而为天子。建都涿鹿之阿,以兵为营卫。即今京师地。”后尧分天下为九州,“建都于冀。燕,冀地也”。[5]而从文献来看,北京的建城史自商周以来,迄今已逾3000年。据史书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广安门一带)”。(《礼记·乐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蓟与燕即是北京城市的雏形。

燕地曾经是中原版图上最北的区域,故庄子将燕国与越国相提并论,以“燕之北,越之南”来指代极为偏远的地方。由于气候苦寒,危岩耸峙,雄关漫道,交通不易,加之处于中原与塞外、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接壤之区,毗连朔漠,频遭袭扰,多染北方少数民族“雕捍”之风,燕地形成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边地文化特征。所谓“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6]。在元代以前,燕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可谓典型的“非主流”,与雍容宏大、庄重威严、崇文励教、首善包容的典型都城文化相去甚远。当然,由于战国特别是秦代以来长城的修建,燕地与北方少数民族为长城所阻,文化交融受到很大制约。直至契丹、女真、蒙古相继挥师越长城而据燕,燕地由边塞而易为陪都,再到成为全国首都,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藩篱,遂逐渐混融;特别是随着元帝国攻灭南宋,统南北于一尊,北方重镇终于屹为“天下之中”。从边塞重地到“天下之中”,北京文化的“城设”必然发生根本变化,即从地方文化向中央文化的转化。

早在忽必烈称帝伊始,即“思大有为于天下”,下诏宣告:“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7]可见,其所谓的“大有为”,就是要做万世人君、天下共主。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确立其在中原统治的合法性。那么,作为征服者,如何使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天下之正主”呢?在定鼎大都前后,元统治者以“汉化”为主要途径,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第一,宣圣庙,定仪礼,明官制。

历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必依汉制,习汉文,行汉法,从汉俗。蒙古人也不例外。大蒙古国自蒙哥开始,即依从汉制,追尊其父为帝,并兼用汉人皇帝的称号与称谓。忽必烈即位之初,汉臣许衡建议他:“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8]元世祖深以为然,在即位诏书中力申变通祖述、推行汉法之意,诏曰:“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9]与此前元帝口语化的诏书相比,此份诏书行文工雅,并一再以“宣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与民更始”之辞表达推行汉法的决心,也拉开了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汉化,固根本的序幕。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月释莫,宜令洒扫修洁”。同年他在刘秉忠、王文统等人的策划下,按照汉族统治者的模式“颁章服,举朝仪,给奉禄,定官制”。以舆服为例,元代“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质孙,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与百官之质孙,以及于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10]官制方面,则仿效宋金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下设六部。

第二,定鼎燕京,并置宗庙、社稷,“以为天下本”[11]

《春秋公羊传》云:“先正京师,以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12]自古以来,谋天下者必首重京师。因此,元世祖登基次年(1261),即诏修燕京旧城。再次年,建太庙于燕京。中统五年(1264),中书省奏称:“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乞亦正名。”世祖于是颁布《建国都诏》,允准燕京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13]至元三年(1266),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佑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至元四年,于中都东北新建都城,“设邦建都”,并逐步“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兆民,辨正方位,井井有序。”[14]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建钟鼓楼于城中。至元十一年(1274),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至元十二年(1275),“以受尊号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检讨唐宋金旧仪,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祗位二,行一献礼。自后国有大典礼,皆即南庙告谢焉”[15]。大都宫阙、宗庙、社稷的建设,为元大一统的推行奠定了物质和心理的基础。

第三,依中原政权惯例,诏建国号。

至元八年(1271),大都即将建成之际,元世祖发布《建国号诏》,以“大元”作为新的国号。对于建国号的初衷及其由来,诏旨解释如下: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16]

诏旨首先从唐、尧、虞、舜事迹讲起,解释了新建国号乃“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之惯例,其次分析了秦、汉以地名为国名,隋、唐将封邑名沿作国名的“权宜”之弊,进而讲道:元朝自太祖以来武功赫赫,取得了“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空前成就,这种以地名、封邑名为国号的先例显然与元朝的功业不相匹配。鉴于“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故应其所请,新建国号“大元”。为什么选了“大元”作为国号呢?诏旨称其取自《易经》“乾元”之义。而《易经》“乾元”二字,“乾” 意为天,“元”意为“始”,合起来乃“大道之始”,易经云“大哉乾元,至哉乾元”乃谓天道之至大,万物之本源,这与元统治者勃勃雄心适相契合,同时又与蒙古人心中最高的神灵“长生天”相暗合。

第四,崇文尊孔,兴文励教。

元朝历代皇帝都非常推重儒学,尊崇孔子,重用汉儒及熟悉汉文化的辽、金士人。耶律楚材,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亲尝“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元太祖闻其“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例、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遂召见之。时西夏入常八斤善治弓,而于文治不以为然,故问楚材曰:“国家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亦左乎?”楚材对曰:“治弓尚需工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太祖闻之,以为大善,自是而重用之。耶律楚材着意发扬儒学,在随太祖南征过程中,特意访得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并奏准由其袭封衍圣公,赐以林庙地。“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 复于燕京设立编修所,于平阳设立经籍所,大量编集经史典籍。[17]刘秉忠,河北邢台人,生于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少年时由于家道中落入武安山天宁寺为僧,道号长春散人。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掌”。[18]深得世祖嘉赏。世祖尚在潜邸之时,刘秉忠即上书数千言,建议遵循前朝旧制,开办学校,开科取士。他提出:“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制。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并主张“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县祭祀,释典如旧仪”。世祖颇然之。[19]1253年,忽必烈接受了儒士们上奏的“儒教大宗师”的称号,更加重用儒士,提振儒学。即位之后,忽必烈非常倚重刘秉忠,不仅在制定制度方面多征询他的意见,还授命其先后营建开平城(后改称上都)、中都和大都。并采纳他的建议,建国号为大元,改中都为大都。王恂精于伊洛之学,为刘秉忠所识并荐于世祖。世祖遂命之辅佐裕宗,为太子伴读。王恂“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20]。在王恂等人的影响下,世祖将三纲五常奉为至高伦理道德准则,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21]。并开设经筵制度,宣讲儒经。世祖后的历朝皇帝也力倡儒学,推崇孔子,如元成宗即位后“诏中外崇奉孔子”,称“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22]

为发掘人才,元代统治者多次组织考试,并派出亲信大臣到江南地区搜求人才,当时著名的文人叶李、赵孟頫、张伯淳等都是从江南地区搜求北上的文化名士。至仁宗年间,颁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诏曰:“唯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23]仁宗还屡颁诏旨鼓励国学。至大四年(1311)四月,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24]闰七月,复诏谕省臣:“国子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并亲定国子监生额为三百人,同时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25]延祐二年,增国子生百员,岁贡伴读四员。为奖劝儒学,元代还在诸色户计中专设儒户,儒户中只需保证有人上学读书,即可以免除杂泛差役。对于元代重儒的原因,吕思勉认为,“盖元本族人多犷悍,而又倚为心腹,不肯不用,乃思以是柔之,即仁宗之用意,亦不外此也”[26]

元代还仿照汉制设立了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机构和中央教育机构。除早前设立的编修所和经籍所外,又设立翰林国史院,征集一流文人,负责修国史,撰写制诰,以资顾问。元成宗大德年间建成的国子监则是北京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与孔庙相继落成,比邻而居,乃依照左(东)庙右(西)学的传统规制所设。《元史》载,大德二年(1298),因“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27]。大德七年,孔庙建成。建成之际,御史中丞何玮奏称:“唐虞三代,国都闾巷,莫不有学,今孔庙既成,宜建国学于其侧。”获准。[28]国子监(太学)素为全国顶尖人才培养场所,元代在大都建立国子学后,专门征调全国知名儒者来此宣讲;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自元代始,高中进士者其名字被刻在进士题名碑上,立于孔庙前,以示荣耀。

在皇室子弟的教育中,儒学也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忽一日,帝师来启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母后曰:‘我虽居于深宫,不知道德,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它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帝师赧服而退。”[29]可见,儒学在当时已经被统治者命为治国之学、根本之学。到至元年间,乃令宗族子弟入国子监学习汉文。[30]

第五,组织编写前朝历史及全国地理总志。

为进一步强化其正统地位,元世祖以大都为基地,相继组织了两大文献的编纂。其一,以辽、金、宋继承者的身份,迅速召集一大批学者,并任命脱脱为都总裁官,着手为前朝(辽、金、宋)修史,从而将元朝嵌入中国朝代序列,从文献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元政权的性质和历史坐标。其二,首创全国性地理总志的编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敕令札马剌丁、虞应龙等编纂《大元大一统志》,“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俾“地名沿革之有异,城邑建制之不常,归附之期,设官之所,皆必有征。所以纪疆理之大、彰王化之远也”。[31]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步成书。后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遂倡议补修,并由孛兰盻、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修竣。该书继承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成例,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门。所引资料,则大江以南各行省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北方诸省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书中不仅引用前朝资料,更不惜为了突出浓厚的正统观念而对少数民族多有蔑称。如称匈奴、西夏、氐人、羌人、岭南等地少数民族为“贼”等。

宣圣庙、定仪礼官制,定鼎燕京,颁布国号,崇儒励教,编纂前朝历史及全国地理志等措施,为元朝统治者以“一统”之名号令天下奠定了基础。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皇帝赵显投降后,忽必烈封其为瀛国公,下《降封宋主为瀛国公制》,进一步诏示了一统天下之意:王而纪统”的进一步表述。“一统”一词,源于春秋时期,《管子》曰:“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何谓“以总一统”?房玄龄注:“总持其本以统万物也。”[32]《荀子》则以其释周天子与诸侯国之关系,谓周“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杨倞注:“合天下谓合会天下诸侯归一统也。”[33]《春秋公羊传》亦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何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4]战国时期以后,“大一统”成为帝王世系建构与中国历史叙述的重要观念。从五帝、三王、五伯,迄秦汉、隋唐,“大一统”不仅喻天下安定之义,更有疆域拓展的含义。而元帝国疆域之大前所未有,在以中原世系定位时显然更富自信。

时逢屯否,岳渎分疆;运值休明,乾坤一统。眷靖康之余裔,擅吴会之奥区。远隔华夏,久睽邻好。我国家诞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风朔雪之乡,尽修职贡;若木虞渊之地,靡不来庭。罄六合而混同,岂一方之独异。用慰徯苏之望,爰兴问罪之师。戈船飞渡而天堑无凭,铁马长驱而松关失险。宋主显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决谋宫禁,送款军门。奉章奏以祈哀,率亲族而入觐。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诸台辅之尊,爵以上公之贵,可封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瀛国公。[35]

“乾坤一统”“罄六合而混同”,无疑是关于“绍百

为强化“一统”,元世祖还以大都为中心,确立行省制。“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下则以宣慰司辖路,路辖府州,若县星罗棋布,粲然有条。”[36]

与此同时,元朝统治者在大都构筑了一道精心体现王朝权力秩序的文化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