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国维《简牍简署考》：“传信有二种，一为出入关门之传，郑氏《周礼注》所谓若今过所文书是也。”《周礼·地官·司徒》郑注：“传如今过所文书，当载人年几及物多少，至关至门，皆别写一通入关家门家，乃案勘而过，其内出者义亦然。”崔豹《古今注》记传之形制说：“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如今之过所也。”《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三月（前168）除关无用传。”注：“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由此知古代之传，即后代之过所，传有两种，一种用木，一种用帛，都有正副两份。
汉代的传，或用或废，前后不一，文帝十二年废传，景帝时复置，武帝初年又废。《汉书·窦婴传》说：“文帝时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前153）以七国反复置。武帝时窦婴为丞相，复除之。”婴死后，又恢复了。《终军传》说：“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窦婴以汉武帝建元元年为丞相，元光四年死（前140至前131），除传当是这十年内的事。终军年十八为博士弟子，元朔五年（前124）六月置博士弟子五十八。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军入关至长安上书言事，拜为谒者给事中，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由是改元为元狩（前122）。军入关时已复用传，知复传当在元朔五年以前。《汉书》注：“张晏曰：繻音须，繻，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绢，帛边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繻头，合以为符信也。”复传，师古注曰：“复，返也，谓返出关，更以为传。”由此知汉武帝复传以后，传的形制渐趋简单化，过关才用，管传的便是关吏。又知平民出入关用传，朝廷使者仗节出入，便用不着了。这制度似乎到东汉还因仍旧贯，《后汉书·郭丹传》说：“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注：“符即繻也，买符非真符也。《东观纪》曰：丹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既入关，封符乞人也。”和终军的故事一样，所不同的是终军是地方保送到长安受学的博士弟子，有官方的证明文件，关吏无条件予繻。郭丹则是以私人身份入关，而入关是要证明的，得想法从宛人陈洮买繻。从“买”字说，必定得付一笔钱，也是可想而知的。
隋代叫传作公验，《隋书·文帝纪》：“开皇十八年（598）九月庚寅敕，客舍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
唐代叫作过所，定制最为详密。《旧唐书·职官志》：“尚书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之职，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关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州则州给之，而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亦给（出塞逾月者给行牒，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括弧内用《新唐书·百官志》补。地方则有户曹司户参军，专掌户籍计账，道路过所。关有关令，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唐律疏议·卫禁》：“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不由门为越）加一等。疏议曰：水陆等关，两处各有关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诸不应度关而给过所（取而度者亦同），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各徒一年。疏议曰：不应度关者，谓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而官司辄给，及身不合度关而取过所度者，若冒他人名请过所而度者，徒一年。”过所必须本人执用，如家人相冒，杖八十。主司及关司知情，各与同罪。甚至家畜出入亦需请过所。诸关津度人，无故留难者，一日主司笞四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军务急速而留难不度，致稽废者，自从所稽废重论。诸私度有他罪重者，主司知情，以重者论。疏议曰：或有避死罪逃亡，别犯徒以上罪，是各有他罪重，关司知情者，以故纵罪论，各得所度人重罪。到宝应元年（762），因军务关系，又令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都统进奉等官，任将器械随身，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器械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械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
唐过所形制，据日本《三善清行智证大师传》所录圆城寺所藏圆珍过所，依原来的款式，移录如下：
越州都督府
日本国内供奉敕赐紫衣僧圆珍年四十三行者丁满年五十驴两头并随身经书衣钵等
上都已来路次检案内人二驴两头并经书衣钵等
得状称仁寿三年七月十六日离本国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到唐国福州至八年九月二十日到越州开元寺听习今欲
略往两京及五台山等巡礼求法却来此听读恐
所在州县镇铺关津堰寺不练行由伏乞给往
还过所勘得开元寺三纲僧长泰等状同事须给过所者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
大中九年三月十九日给
仁寿是日本文德天皇年号，仁寿三年当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
唐末扰乱，政府统治力量一天比一天弱，过所制度也自然而然地破坏了。梁开平三年（909），政府想重新整顿，加强控制，特派宰相专管。《五代会要·司门》：“十月敕，过所先是司门郎中员外郎出给，今寇盗未平，恐漏奸诈，宜令宰臣赵光逢专判。凡出给过所，先具状经中书点检判下，即本司郎中据状出给。”到后汉乾祐元年（948）又敕：“左司员外郎卢振奏，请应有经过关津州府诸色人等，并须于司门请给公验，令所在辨认，方可放过，宜依所陈，颁示天下。”据《旧五代史·杨邠传》：“邠即专国政……自京师至诸州府行人往来，并须给公凭。所由司求请公凭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间，民情大扰，行路拥塞，邠乃止其事。”公凭《新五代史》作过所。乾祐上距开平，不过四十年，乾祐的办不通，那么，开平的怕也是纸面文章吧。宋代继承杨邠的办法，也叫公凭。使用的人似乎以商旅为最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〇六：“天圣六年（1028）九月癸丑，益州钤辖刘承颜言：商旅入川无凭者，多由葭萌私路往，请如剑门置关，仍令逐处给公凭，至者察验之，谓从其请。”便是一例。
从汉唐两代的制度推测，据《唐律》，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人，皆不合给过所，可以知道过所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军士或后备军的逃亡，附带的才是罪人或逃犯的度越。汉行征兵制，唐行府兵制，传或过所必须载明身份、年龄、籍贯，为的是防止合龄壮丁军伍的逃匿，是保障兵源的重要手段。汉末征兵制度破坏，代以募兵，唐后期藩镇割据，朝廷和藩镇都以募兵作战，由此，也可以了解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和唐末到元这一时期，关于身份证制度记载不详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