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说明

“以史为鉴”和“知人论世”是中国史学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它强调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对于史家而言，通过这种反思，可以总结历史发展规律，追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而对于普通人而言，经由这种反思，也能对历史有透彻的认识，对古人的生活和处世有真正的理解，进而洞彻一些人生哲理，增加思想厚度。“以史为鉴”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选取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论述中国封建时期历朝历代的人物、重大事件、制度、民风民俗等主题的相关文章，以期让读者对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下的社会运作机制和社会生存法则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能从某些角度窥见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思维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比如，对于“‘法治’”和‘人治’哪一种方法更有效”这个长期有争议的话题，吴晗在分别列出了汉文帝、魏太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四个鲜活的用人例子之后，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就历史的教训以论今日，我们不但要有治法，尤其要有治人。治人在历史上固不世出，在民主政治的选择下，却可以世出继出。治人之养成，选出罢免诸权之如何运用，是求治的先决条件。使有治法而无治人，等于无法，有治人而无治法，无适应时宜的治法，也是缘木求鱼，国终不治。”

再比如，关于官员腐败问题，吴晗则提到，“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并列举了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例，也总结了历朝政治家肃清腐败的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教育的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法受赃，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绳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但是，这两种方法治标却不能治本，“治本的唯一办法，应该从整个历史和社会组织去理解……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的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作者这种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力着实让人佩服。

从上面提到的这些来看，吴晗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是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这些话题即使放到今天也仍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所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看来吴晗是深得其道的。当然，我们要明白，在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建立在“皇权政治”基础上的，所以难免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有很多社会现象放到今天来看，已经不合时宜，比如：“主奴”“殉葬”“流寇”等，但是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内容，也确实能体会到中国封建时代下层百姓的悲苦，体会到他们生存的艰难。

同时，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识在进步。因为本书的范畴圈定于古代历史，那么其中有些提法自有其历史背景，比如元朝的蒙古族与汉族、清代的满族与汉族都曾经是敌对关系，曾经的那些民族矛盾在今天的各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已经不复存在了；又比如地域关系，历史上的中国版图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所谓的“蛮夷之地”，在今天已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读者应该有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