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领导的这支中国工农革命军从创建之初，一直征战在湘赣边界地区，大小战役打了不少，但是像寒岭界这样不伤一兵一卒、以少胜多的大捷，还是很少见的。
时光倒流半年多，回到1927年8月这支部队创建之时。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订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
油画《秋收起义》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将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将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发动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今浏阳市）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了。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https://www.daowen.com)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组织很不健全，思想混乱，纪律差。
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师长余洒度召集部队在枫树坪集合，毛泽东站出来讲话，首先鼓舞士气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接着宣布“三湾改编”会议精神，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3项决定：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2个营10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随即，部队开始整编。
油画《三湾改编》
在三湾村的枫树坪，毛泽东向部队进一步阐明向井冈山进军的意义，坚定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信心和意志，同时宣布了行军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条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这就是三大纪律的开端。
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
遂川，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山区县，位于罗霄山脉南段东麓，是五百里井冈的南大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湖南辗转而来，并从这里登上井冈山。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首次占领遂川县城。起初，新改编过来的工农革命军并没有纪律条规。由于部队士兵的成分来源复杂：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有游民及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在斗争、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为了建设好这支革命军队，毛泽东在当时的遂川境内先后作了两次重要的纪律规定。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集结和向井冈山进军路线示意图
在上井冈山途中，部队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给养没有保证，战士们又累又饿，部分官兵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行为散漫，不听指挥。当时正值红薯收获的季节，有战士偷吃乱拿老百姓地里的红薯，老乡对此颇有意见。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认识到，没有铁的纪律，这支部队就没有未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研究室主任李春祥在接受采访时说，毛主席请了一些当地的农民、一些岁数大点的老百姓来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也是搞农村调查，其中就问到这件事。他说我们的红军同志到你们这里来，给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也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那些老人就讲，毛委员不瞒你说呀，红军来了确实很好，但是呢，以后借了我们的门板最好给我们上回去，借了我们的铺草，最好给我们捆一下，因为我们各家各户的门板规格不一样，农村嘛，门的样式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新有旧。
毛泽东一听便明白老百姓的意思了。
“三大纪律”的雏形早于“八项注意”诞生，并且“八项注意”也是由“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修改，最终才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出现。
中央党校进修部原副主任、哲学教授陈瑞生告诉我，他的父亲、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踏着先辈的足迹，我来到湘赣交界的遂川找寻历史的遗迹。
在遂川指导部队分兵下乡期间，毛泽东又了解到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还有存在。罗荣桓元帅后来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房子。”“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1000元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另外，如私藏药铺里的药材、借老百姓的门板不主动归还、睡过的地方不打扫等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都让群众很不满意。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荆竹山，与王佐派来接应上山的联络员相遇。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
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正式颁布的“三大纪律”。
为了建设好队伍，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召集各路下乡回来的部队，在县城李家坪开大会。根据部队上井冈山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用简洁的语言，首次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六项注意”是毛泽东在领导工农革命军斗争进程中继“三大纪律”之后对军队做出的又一纪律规定，是对“三大纪律”的进一步完善，从思想和行动上要求队伍严守纪律，团结群众。
原属遂川县管辖的茨坪现在是1981年设立的井冈山县（后撤县设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接待中心。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见到了该馆编研陈列室主任、研究员饶道良教授。饶教授主要从事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研究、党史研究、博物馆学研究和井冈山精神宣讲工作，他和我说起当年毛泽东在茨坪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毛泽东做社会调查后回到茨坪。警卫员知道他还没有吃饭，便兴冲冲地说：“我来给你做好吃的哩！”
毛泽东问：“那你准备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啊？”
“你看！”警卫员指了指一只小水缸。毛泽东打开盖，看见一条鲤鱼在水里摇头摆尾地游着。警卫员把手伸到缸里捉鱼，那鱼扑打着水浪，穿来穿去，抓不住。“我来，我来。”毛泽东卷起袖子，把手伸到缸里，两手对准鲤鱼的头，轻轻一抓，把鱼抓住了。警卫员接过鱼，就向厨房走去。
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问道：“慢点！这鲤鱼哪里来的？”
警卫员支支吾吾着，右手使劲摸着后脑勺。
毛泽东见警卫员这样，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隐瞒的事，紧接着问：“到底是怎么来的？”
警卫员傻傻地笑了笑。
毛泽东问：“鲤鱼多少钱一斤？”
警卫员回答：“没花钱。”
毛泽东又问：“快点告诉我，哪里来的？”
警卫员说：“村里的一位老公公送的，说送给您补养身体，人家是一番好意，我不肯收，他就是不依。”
毛泽东的脸色骤然变得严肃起来，说：“那不行！我们当干部的，应当模范执行纪律，不能拿老百姓的半点东西。”
警卫员见毛泽东生气了，也感觉到不好意思，为难地说：“鱼在缸里养了两天啦，这次收了，下次不收就是啦！”
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群众的东西，一次也不能收，马上把鱼给我送回去。还要代我谢谢他，并且向他表示歉意。”
“送回去，人家会怪我们的。”警卫员说。
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就这样吧，称一称这鱼多重，把鱼钱付给群众，并把情况向那位村里的老人家讲清楚。”
警卫员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办理。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表示要向毛泽东学习，不收群众礼物，不要群众一针一线。
还有一次，当工农革命军在一个村子里宿营的时候，两个小战士看见房东家里有一只坛子。一个小战士说：“你猜猜，这个古怪的坛子里有什么？”
另一个小战士说：“坛子里装的一定是酱菜。”
“酸菜？应该不是的，我猜是米酒。”
“酸菜？”
“米酒？”
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他们决定打开坛子看看。两个小战士开启坛子，把坛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原来是酒，他们便高兴地跳起来说：“呀，是酒，是酒！”两人就偷喝了房东的酒。
当毛泽东来的时候，他见到这两个小战士满脸通红，说话带着醉意，就问：“你们怎么了？”
小战士见首长询问，得知自己犯了错误，低头沉默不语。
毛泽东再三问他们，才得知实情。毛泽东很生气，有的干部却不以为然：“弄点酒尝，是件小事。”毛泽东严肃地说：“不，是大事！革命军队，对待人民利益，要做到秋毫无犯。执行无产阶级纪律，就得从每件小事做起！”
当天晚上，毛泽东向全体战士讲话，重申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各连、排认真检查一下执行纪律的情况，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要马上改正，并向群众赔礼道歉。大家从这件事受到深刻的教育。从此，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从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根据地，毛泽东率一支部队来到草林，以班排为小队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一时间，“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红军打土豪不打穷人”“取消苛捐杂税”“公买公卖”等标语布满大街小巷。
在工农革命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群众逐渐改变了对红军的认识，不再相信土豪劣绅的谣言，与工农革命军亲近起来。草林区很快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农民协会，并组织了600多人的赤卫队。圩上也成立了木工工会、缝纫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随着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的建立，群众斗争日益深入，草林区迅速掀起了以废债毁约、打土豪、分浮财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毛泽东在草林期间，对草林圩上所有的大小店铺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包括老板的政治态度、资本多少、资本来源及封建剥削程度，然后确定打击和保护对象。根据调查的情况，对16个由地主劣绅开设的大商号采取了没收办法；对广大的中小资本的商铺则不罚款，不抽税，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合法经营。毛泽东首先下令打掉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靖卫团，发动群众打击当地人民深恶痛绝的最大土豪黄礼瑞，没收其全部财产，烧掉其炮楼，并发动群众分其浮财。同时，还砸掉通往圩场路上的所有税卡，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1928年1月16日是腊月二十四，山乡传统的小年，也是草林逢圩的日子。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买年货，一些肩挑小贩及外来客商也来赶集。毛泽东在草林万寿宫亲自主持召开群众大会，通俗地阐明了工农革命军的工商业政策，强调反对封建剥削，只是没收地主的财产，对工商业的利益是保护的。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就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而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动。对特别坏的土豪必须没收其商店的话，一定要出布告，宣布其罪状。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尽量发给群众。
由于工农革命军的政策深入人心，市镇上的中小商人不再畏避，纷纷打开店门，摆开地摊，恢复营业，市场气氛日益活跃，大批日用百货通过肩夫商贩不断运往黄坳、井冈山。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版图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