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里的“约法三章”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声传唱在解放区的每一支人民军队中，第一军规也无时无刻不在规范着每一位革命军人的行为举止。然而残酷的战争与恶劣的环境，导致革命队伍里的少数人对自己放松了警惕。
延安枪毙黄克功的枪声响过后，也是在10月，在大别山深处，枪声再次响起。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刚到大别山的一段日子里，由于部队连续行军打仗，非常疲劳，部队情绪低落，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不足。战士们因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加上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了解，拉着水牛都上了山，一些战士对此不能正确看待，发牢骚，讲怪话。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少量抓向导、拖猪、捉鸡、拿东西等现象。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正如邓小平1948年1月15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讲的：“9月初20天最紊乱，减员很大，右倾思想严重，纪律坏。”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
1947年9月2日，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伯承、邓小平在新县小姜湾村专门主持召开整顿纪律干部大会。
刘伯承首先发言：“部队刚到大别山，纪律就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在大别山是站不住脚的！”
邓小平的批评更尖锐，他严肃地说：“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亲自为所有到达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他还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成立了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约法三章”公布不久，部队便发生了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
1947年10月13日，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到达湖北黄冈县（今黄冈市）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几乎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邓小平一行人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里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对身旁的保卫科科长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后调查得知，他是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当天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在禁闭室的赵桂良得知了司令部的决定，抱头痛哭：“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见到了我的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公审大会开始了，直属部队坐在一边，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坐在另一边，会场寂静无声。由于这个副连长平时打仗勇敢，表现不错，许多人请求司令部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前来为他求情。那个店主闻声赶来，对主持大会的同志说：“早知大军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跑上山。如果家里有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请刀下留情。”
负责督办此事的张际春副政委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请示邓小平能否宽大处理。
邓小平听了，严肃地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不下决心严整军纪，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
当天下午，这个副连长在群众公判大会上被枪决了。
邓小平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枪毙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了震动，从此，部队在大别山区秋毫无犯，纪律更加严明。
刘邓十万大军在大别山这里创造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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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
十月大别秋风急，刘邓健儿着单衣；千万将士自己缝，织成棉衣度严冬……此事古今从未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度，全在万众是一心。
《棉衣歌》的歌词，现陈列于安徽六安市金安区张家店战役纪念馆第一展厅。金安区张店镇人大主席刘明圣介绍说，这首《棉衣歌》创作于1947年12月，歌中唱的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10万将士自给自足，缝棉衣过严冬的故事。
张家店战役纪念馆是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一馆”，是六安市重点红色旅游景区。纪念馆共设两个展厅，其中第一展厅重点展示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背景和过程等文献和图片资料。刘明圣说：“大别山岁月，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挺进，也是最艰苦的一段时日，艰苦到要男儿拿枪的手拿起针线，自给自足缝棉衣。”
1948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执行党中央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序幕。同年11月下旬，在鄂东、皖西转战了两个多月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指挥部来到湖北黄冈市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几天后，与李先念、王宠坤率领的第十二纵队、第十纵队胜利会师。
这时，蒋介石对大别山的重点“清剿”也拉开了帷幕，大别山的斗争进入了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10万将士缝棉衣，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空前的奇迹。”刘明圣介绍说。11月的大别山，已进入深秋初冬的季节。然而，战士们仍穿着过黄河时的那套单军衣。一到夜晚，露寒霜重，寒风袭人，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难以成眠。
邓小平看着战士们在潮湿寒冷的野外冻得背靠背、身挨身，蜷缩成一团的样子，心急如焚，夜不能寐。过去，部队在内线作战，有后方接济，有老区群众的支援，每逢这时，棉军衣早已发到战士们手中。可现在是在新区作战，远离后方，物资匮乏，而且大别山区群众的生活也很艰苦，在短时间内到哪儿去弄10万多套棉衣给大家御寒呢？
东拼西凑，总算把做棉衣的材料筹齐了
党中央、毛主席时刻关心着部队官兵的冷暖，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圆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这是何等困难的事。无奈，194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你们全军冬衣准备，“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果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12月、1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利用战斗间隙，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随即，刘伯承指示各部队，就地购买材料，自行缝制棉衣。
号令一下，大家齐动员。各部队派出采购人员，根据规定的政策，向商家和群众购买、筹借布匹和棉花。人民群众非常关心解放军，听说部队筹集棉布，有的送来土布，有的送来棉花，还有的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来。棉布主要是向商人购买，部队公平交易，价格合理。同时，部队还在解放的几个县城里缴获了一批布匹和棉花。这样东拼西凑，总算把做棉衣的材料筹齐了。
布匹有了，但发到部队，战士们都大眼瞪小眼，说这些红布、蓝布、白布，还有些是花花绿绿的印花布，叫人怎么能穿得出去？
刘明圣介绍说，原三纵七连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战士们拿着这些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几个班长去找指导员：‘指导员，你是不是把布领错了？’指导员说：‘没有错，都是这样的布。’他们又说：‘都是些花布啊。’指导员说：‘就是花布。’几个班长噘起了嘴，不高兴了：‘当兵的，穿花衣服像个啥呀？’岁数大的战士更不愿意：‘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咱们穿花衣服，我情愿挨冻也不穿花衣服。’指导员说：‘这有什么，是花布可以染嘛，把草木烧成灰染染不就行了？’”
是呀，一支部队穿得五花八门，走出去也影响军容、军威啊。怎么办？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用树条、竹鞭和自制的弹弓来弹棉花，用稻草灰和锅底灰把布染成灰色，然后脱下单军衣，依样画葫芦，裁的裁，剪的剪，自己动手，缝制棉衣。
“刘邓身先士卒，各自亲手做了一套粗布棉衣。”刘明圣说，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亲自裁剪，一针一线缝制，他还经常和刘伯承一起到直属队去检查战士们做棉衣的情况。
这天，邓小平和刘伯承走进警卫排的院子，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战士取笑打闹，原来这个战士做的新棉衣，前襟吊起来老高，脖子后面却鼓起一个兜兜，那兜兜大得能放进去一个大搪瓷碗。邓小平见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刘伯承走上前去，从衣领兜兜中拿出那只大碗，然后叫那个战士把棉衣脱下，放在门板上。邓小平连忙上前帮他拉平了袖子。刘伯承拿着剪刀，比着碗口，裁好了领口，又让其他同志缝好，不大不小正合适。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示范与指导下，战士们互教互帮，边学边缝。半个月后，全军指战员终于都穿上了自己缝制的棉军衣。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刚缝好的那件棉衣穿在身上，他仔细端详着，欣赏着，然后笑呵呵地对刘伯承说：“你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我们的军队就是有这么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我们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后来，这件棉衣一直伴随着邓小平转战在大别山上，度过了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和最艰难困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