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会师
南昌起义军余部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少数连队外，一般连队还没有党团员，党的组织机构也很不健全，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如何加强党对这支濒临溃散的部队的领导，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下来，是当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朱德同志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的回忆中提到，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率领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之前，在赣南地区进行了三次整顿，即天心整军、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这三次整顿，对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朱德选集》第359页中写道：我们经过这次整军，部队走向统一团结，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安远县天心圩，东临会昌、寻乌，西接信丰，北邻赣县，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间的咽喉通道和交通要塞。
南昌起义军于1927年10月21日到达安远县天心圩。当时起义军各部之间不但失去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情况非常复杂，军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部队进入山高路险的山区，由于不断行军，饥寒交迫，加之给养、药品奇缺，导致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悲观失望，失去了坚持斗争的信心，不久，他们相继离开了部队。而当地群众因受了反面的宣传和恐吓，怕接触起义部队。为了应对敌军的尾追，起义军急需群众支持配合，急需给养和休整。
这支部队抵达天心圩时，只剩下千余人了。而当地群众由于对起义军不了解，大都关门闭户。于是，朱德立即命令部队退出圩镇，就在镇外的河滩上点篝火宿营。面对复杂困难的形势，朱德经过反复思索，喊来了周士第和李硕勋，对他们说：“请士第、硕勋同志分头去上海和香港，寻找党中央，汇报起义军所剩部队的当前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时周士第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李硕勋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们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分别赶往上海、香港向党中央汇报了南昌起义军在赣湘粤边艰苦转战的情况。
朱德送走了周士第和李硕勋，第二天，就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在干部大会上，朱德严肃地说：“同志们，我已派你们的师长和党代表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也会有中国的一个1917年。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会继续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越说越激动，他咳嗽两声，紧接着又说：“革命靠自觉，强扭的瓜不甜。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离开，不勉强。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我就是只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到底的。”
坐在中间的陈毅随之鼓掌，他站起来表示坚决拥护朱德的讲话，并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之后，朱德脑子里又酝酿了一个整军计划。为了安定民心，朱德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他命令部队不要进圩镇，一律在河滩上宿营，并宣布纪律，不得打扰居民，不得侵犯群众利益。
朱德来到部队中间，风趣地对大家说：“正好利用清澈的河床大浴盆洗澡洗衣，理发修胡子，焕发一下革命精神。”他一边派战士刷宣传标语，如“革命军队为民众”“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工农大众谋利益”，一边动员官兵为群众做好事。尽管部队药品奇缺，还是派出卫生员为群众看病给药，安排士兵为圩场打扫卫生，帮助干农活。朱德身先士卒，一口气为3户农民挑了15担水。当人们耳濡目染部队做的件件好事，慢慢改变了看法。原来躲藏不敢露面的群众，纷纷出来接近部队，不少人还送来柴米蔬菜。此时，朱德不失时机地对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重点打击，为受害群众出气，还把一些财物救济了贫困农民，群众十分感动。
经过天心圩的思想动员和整顿，许多人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部队得以初步稳定，于是继续西进。这就是“赣南三整”之一的“天心圩整顿”。
到了10月底，朱德率部抵达赣粤边境的大余时，决定利用粤桂湘军阀混战，无暇追击起义军的时机，对部队进行整编。为此，大余整编时，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指战员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将全军56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通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并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党对连队这样一个基层作战单位的领导就大大加强了。
11月初，起义军到达江西崇义县的上堡。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就是在上堡。起义军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阵脚。部队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这时的任务已开始转变，由行军打仗改变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纪律问题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时，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训。
驻在上堡的部队成分复杂，部队里还严重存在旧军队的不良习惯，军纪很坏，在信丰时还发生过抢劫民财的事件。朱德和陈毅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没有过硬的纪律是绝对战胜不了敌人的。”“我们的军队靠人民提供兵源，靠人民提供军需。没有人民，我们将难于生存。”上堡的军纪整顿，主要是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教育。要建文明之师。部队营房要打扫干净；晚上不准随便走动；对群众说话和气，空余时间帮群众做好事；买卖公平。最突出的是第一次提出“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组建没收委员会，处理募捐和没收的财物。
一天，上堡农民李荣隚提着泥鳅去贩卖，在街上巧遇朱德的勤务兵。勤务兵有礼貌地拦下李荣隚，然后请示朱德是否要买点泥鳅。朱德当时正在军中大力宣传以民为本、公平买卖，这件事给了他一个以身作则的机会。朱德当即表示买3斤，李荣隚一手交货，一手拿钱，6个银毫分文不少。起义部队买卖公平的消息传遍了上堡。“朱德的部队很文明，士兵买东西都按价给钱，连买一块豆饼都不少分文。”百姓的口碑是最好的宣传，上堡街的商业很快繁荣起来，百姓们开始亲近这群乐于助人、说话和气的官兵。
部队还通过演文明戏，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有一天，上堡圩日，起义部队在街中心的古戏台召开群众大会，开始由部队演出文明戏。演完戏，即由两个战士押着上堡街上代理官府征收屠宰税的张世贯走上戏台，由另一个战士根据调查的材料，代诉了张世贯的种种罪行。台下群情激昂，纷纷上台揭露张世贯横行霸道的罪恶事实。最后，由部队战士给张世贯戴上纸高帽，帽上写有“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字样的标语。朱德、陈毅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说：“八一起义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倒欺压百姓的地主豪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次大会后，上堡农民的积极性迅速高涨。在部队带领下，先分了地主豪绅肖义煌、肖义权、肖义玉的粮食和财物，宰了土豪李和庚家一头耕牛。部队党组织还根据农民在斗争中的表现，吸收上堡农民邓邦俊、王治发、李科文等为中共党员。
上堡圩南面隔河一里许的莲塘湾也是个大屋场，住着上堡大姓之一的吴姓几十户人家。住户集中，也有两座祠堂，方便安排部队，这里驻扎了两个连队的战士。该地视野开阔，能够观察正源、良和方向和赤水、玉庄方向的敌情。驻地的战士在那里向群众宣传，讲打仗不光是为扩大势力、占地盘，兵士也不是为填饱肚子而打仗，而是要保护群众，为人民打天下的道理，发动群众闹革命。他们利用白粉墙写标语、口号，写即兴诗文。至今祠里祠外还留着“红军万岁”“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红军、穷人不打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列强”等墨迹。
有名的“上堡整训”，为部队制定了群众纪律——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学会做群众工作；制定了经济纪律——打土豪，募款和缴获都要归公，规定只有没收委员会才能没收和处理财物；制定了军事纪律——要绝对服从指挥。特别强调了干部要以身作则，人人都要自觉遵守纪律，并严肃处理了几个严重违反纪律的不良分子。朱德、陈毅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他们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行军的时候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有时还搀扶伤员、病号。他们的一言一行，给全体指战员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让部队战士感受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民主气氛。部队战士也更加严守纪律、讲规矩，借了门板要上好，用了稻草要捆好，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入夜即睡不走动，说话和气，常帮老人到码头上挑水，密切军民关系。
当时在部队，也加强了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
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纪律性加强了，也提高了战斗力。
1927年底，部队转战到湘赣边界的汝城境内，当地有个叫万和堂女主人的刘桂凤是地方女侠，她很快就接受了朱德的影响和教育，倾向革命，后来居然和朱德义结盟谊，在水北湾老桂花树下依传统规矩立下“金蓝谱”，和朱德结盟，以姐弟相称。刘桂凤和丈夫开酒店、茶店、客店，还开赌博店。这些店最能接纳地方豪杰和八方来客。她丈夫还游走江西湖南各地采买货物。万和堂既便于联系群众，又便于探听各路消息。多亏刘桂凤探听虚实，朱德才到梅隔打土豪，筹军需，没收梅隔乡绅、木头商人李和庚的耕牛和其他财产，解决部分军需，还分了些给贫苦穷人，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她通过师徒关系让谢世骙结识了朱德、王尔琢，为他日后组织梅隔农民暴动打下了思想基础。11月28日，朱德带领教导队50多名士兵去湖南汝城和范石生谈判。刘桂凤谙熟汝城一带的人情事故，她借回娘家的机会也随朱德一同前往。在濠头遭遇汝城“宣抚团”团长何其朗的心腹朱龙奴纠集的百多人地主武装包围，企图活捉朱德。据传，正是刘桂凤急中生智，要朱德装扮成“伙头兵”脱险。
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由汝城往西转移。1928年1月12日，在中共宜章县委的紧密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取得成功，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序幕。通过湘南起义，部队得以扩充，这支转战于闽粤赣湘边界一带的队伍最后保存了800余人，在毛泽东的策应下进驻了井冈山。
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在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相约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波澜历史。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湖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根据中共中央在写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的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称红军”，1928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坚定了大家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有记载：“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油画《朱毛会师》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开始，就处在国民党长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国民党部队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试图把革命军队困死在革命的摇篮中。部队的物资异常匮乏，一粒子弹、一个铜板、一根棉丝，都显得那么珍贵。
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1928年11月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https://www.daowen.com)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米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
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桂东的桃寮和根据地内的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泽东领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来到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5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
谢槐福打量毛泽东浑身上下，见毛泽东身上只穿了3件单衣，想起毛泽东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
毛泽东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劝他收下棉衣。
谢槐福说：“毛委员，还是你穿吧！你为革命，天天熬夜工作，一定要注意保暖啊！你的身体就是革命的希望啊！”
毛泽东说：“你们这么大的家庭，一件棉衣都没有，怎么过冬嘛！这件棉衣你穿起，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棉衣穿。”
谢槐福再三推诿，毛泽东又再三把棉衣披在他的身上。谢槐福见毛泽东这样关心自己，泪水一涌而出，这才穿上了新棉衣。
关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关爱士兵、爱护群众的故事数不胜数。记得红四军从井冈山浩浩荡荡地挺进到东固山的时候，东固山的群众敲锣打鼓地欢迎，村村寨寨杀猪宰牛，盛情犒劳红军战士。
“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东固山的村子间欢声雷动。
第二天，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走进一家人家的屋内。
这农舍十分简陋，四面通风，里面住着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妇女，身边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小男孩。
毛泽东走进农舍，环视了一下，关切地问：“你是东固革命军第七纵队党代表和参谋长赖经邦烈士的妻子吧？”
妇女望着眼前陌生的客人，点了点头，用手理了理额前凌乱的头发，回答：“是呀，我叫傅伏娇，请问你们是？”
警卫员连忙笑着说：“大嫂，毛委员特意来看你。”
妇女身边的两个小男孩听说是毛委员，喜出望外。
毛泽东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告诉伯伯，叫什么名字呀？”
两个孩子抢着回答：“我叫赖厚升。”
“我叫赖鹏。”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笑说：“你们的爸爸是我的好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哟！”
傅伏娇连忙端了一条长条旧木凳请毛泽东坐，她要向毛泽东诉说积压在心头的悲愤。她用有点沙哑而又有些颤抖的声音激愤地说：“敌人杀了我的丈夫，还把我的房子也烧光了。多亏组织上照看。我如今虽然拖着两个孩子，生活上的困难，总算还能克服。”
毛泽东听了烈士妻子的诉说，沉默了片刻后，吩咐警卫员拿来了30块银圆。他亲手将银圆交给傅伏娇，并再三嘱咐：“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组织上反映，不要苦了你和孩子哟！要好好把这两个孩子带大，这是烈士的后代，也是革命的希望啊！”
毛泽东离开了农舍，傅伏娇和孩子们久久地站在家门口，望着毛泽东渐渐远去的背影。
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自愿地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3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极度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司令而享受特殊的政策，而是和广大指战员们同甘共苦。朱德回忆说：“我们住在东固很苦，没有粮食，就拿笋子来充饥。”当时在红三军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的李聚奎曾回忆：“朱总司令组织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前来我团参观，由于缺粮食，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这个百余人的参观团，只好发动大家一边挖工事，一边拔竹笋摸田螺，把仅有的一升多米掺上竹笋、田螺煮来请大家吃。我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说蛮好吃。实际上哪有什么好吃呢，百余人一升米，又没放油又没放盐。”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于1931年5月5日发布了《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
（一）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施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这种卑劣残毒手段，我们应立即动员打破他这一政策，使苏区所有田土按时耕种完毕，求得第二次大战胜利前的工作必要条件。
（二）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做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时，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三）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
（四）若遇有白匪骚扰不能栽秧的地方，应派兵游击掩护栽种完毕。
（五）预防青黄不接时，理应早为筹备各种蔬菜瓜类及豆麦等类，以应急需。
（六）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做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绝不能妨害作战。
（七）帮助工作时应与乡苏及村苏商同办理，此种工作才不致帮助在富农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