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团结如一人
日益扩大的根据地和苏区，被蒋介石逆历史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阻止，国民党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这样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1932年10月，蒋介石向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运动战。
1933年夏天，井冈山的太阳格外炎热，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也显得垂头丧气起来，耷拉着脑袋。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次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征程。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在这期间写下的《十六字令三首》道出了长征途中战事的紧张与危急，西风凛冽，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
纵观人类历史，为了生存或者战争，一支队伍的远征常常引起后人的无限遐想和悠久惊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创造了20世纪的人类奇迹，他们用奉献和牺牲诠释忠勇，他们用纪律和实际行动来验证人民军队为人民寻找光明的追求。
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军队源于人民，人民军队也依靠人民。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中，红军正是用严明的纪律一路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曾提及一个彰显军民鱼水情的故事——3个女红军与半床被子。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可能是她们生命中最悲壮也最光辉的一页，她们承受着比男人更为严峻的考验。光阴如梭，当我们回顾那一段历史，提及这段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的故事时，依然被感动。
我到达汝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与80多年前那3位女红军到达沙洲村的时候差不多。我只好按捺住心情，等天明再去沙洲村。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跟汝城县委宣传部联系后，又联系上沙洲村的村主任朱向群，我直奔汝城文明乡沙洲村。到了之后才知道朱向群就是“半条被子”的故事主角徐解秀的曾孙。
朱向群说曾祖母徐解秀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家里的老房子一直还在，便将我引到修缮保护起来了的祖宅。就是在这座青砖老屋里，徐解秀老人和3位女红军演绎了感人的军民鱼水情。当时她与3位女红军挤在一起睡的老木板床也还保留至今，还有她挂在墙上的老照片……“半条被子”的故事在这一带广泛流传。
徐解秀的儿子们的身体也都还健朗。提起善良、英勇的母亲，他们的脸上是闪着光的骄傲。
“半条被子”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初的一个傍晚。当时天气已转寒，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卫生部、后勤部驻扎在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
“当时这里的老百姓受地主老财的影响，起初对红军有误解，纷纷躲到山里去。”在红军卫生部旧址，徐解秀的大儿子、84岁的朱中武说，“当时我家就住在这里，妈妈30多岁，背着刚1岁的我，没有跟大家一起躲到山上去，而是大胆留了下来。”
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睡在屋檐下、空地里，在野外架锅煮饭，不仅没有乱动村民的东西，还帮助打扫卫生、挑水。徐解秀与丈夫看在眼里，慢慢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当时已经是秋冬季节了，我们这里山区晚上气温很低，看到一些红军睡在自家门前，我妈就让其中3个女红军跟自己睡在厢房里。”朱中武说，当时他家很穷，简陋的床铺、破旧的被子，根本挡不住寒冷。女红军拿出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和徐解秀一起，4人合盖，度过了那个令徐解秀记忆一生的夜晚。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女红军醒来发现，徐解秀的丈夫睡在门口的草垛上，守护着她们。女红军眼睛湿润了，临走时，决定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送给徐解秀。但徐解秀说什么也不肯要，她说：“你们3个人就共着这么一床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那么远的路，我怎能忍心把它收下呢？我在家里，至少还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啊！”
3个红军姑娘说服不了徐解秀，于是她们不由分说，把被子往床上一扔，抽身就往外跑。徐解秀赶紧抱起被子，追了出去。在村口，她们把被子推过来推过去，僵持不下。这时，一个红军姑娘从背包中摸出一把剪刀，把一条被子剪成了两半。
女红军拉着徐解秀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可别推了，这一半你就收下吧，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的。”徐解秀颤抖着双手接过半床被子，泪水流了下来。
徐解秀把3个女红军送到村口，望着绵绵群山、崎岖小道，担心她们不识路，便叫丈夫再送姐妹们一程，送远一点，送到大山那一边。她站在村口，依依不舍地目送丈夫带着3个姐妹一步步远去……
红军走后，反动派将沙洲村的人赶到祠堂，逼他们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3名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出烧毁，徐解秀还被罚在祠堂跪了大半天。
50年后，1984年11月7日，《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时，经过沙洲村，在村口遇到了年过八旬的徐解秀。徐解秀把自己50年前的事，说给了罗开富听。
罗开富在一次座谈会上，谈起他重走长征路的感受时说：“当年我走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一进村，我就注意到一位裹着小脚的老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看着我。她就是徐解秀，她问我能见到红军吗？能见到，就帮她打听3名女红军的下落。”
罗开富回忆，徐解秀当时说：“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心也好。你们说，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她们出发时，还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回到北京后，罗开富写了《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的报道，在《经济日报》上发表后，感动了许多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15位当年的女红军发表谈话，开头就说：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我们也想念那些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请罗开富同志在长征沿途向诸位问个好，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徐解秀要找的3位红军姑娘。
在邓颖超亲自主持下，一场寻找3位红军姑娘的行动在全国展开。遗憾的是，3位女红军至今未能找到。
“邓颖超还特意买了一床新棉被，委托罗开富送给我妈。”徐解秀的二儿子朱中雄说，“我们家现在还珍藏着邓妈妈送的棉被。我妈在1991年1月去世前，跟家里人说，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的战士是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分给你一半的好人。”
徐解秀临终前告诫儿孙们的话，从此成了她家的家训。
红军长征路上因为没有住处去老乡家借宿，不仅帮老乡干农活，还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分给老乡一半。今天的我们不愁吃穿，未必能真切感受到在冰天雪地里，在没有吃穿的日子里，老乡和红军的鱼水之情，仅有的一床被子，温暖的却是军、民两家的心。从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军民鱼水，融为一体。这不是特例，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断涌现出感人至深的故事，让人感慨、感激的同时，更被深深地打动。承继这“半床被子”的精神，不把它停留在过去，让那个冬夜里温暖的所在，穿透时光层层叠叠的屏障，奔袭而来，萦绕于当下。
红军和“半床被子”的故事，在沙洲村里随便找一个人，也能说上一两段。尤其是徐解秀的后人，受“半床被子”的影响至深。
“徐解秀一家，几代人为村里做贡献。”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中建告诉我，她一家先后有4人在村里当干部，为村民服务；有3人当兵，保卫国家。1984年罗开富来村里采访时，徐解秀的三孙子朱国永正在中越边境前线作战。
我在沙洲村建设一新的村部见到了徐解秀的曾孙朱向群，他告诉我说：“长辈们教导我们要跟党走，时刻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我父亲先后在村里当民兵营长、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服务村民20多年，修路、架桥、建学校等，做了不少事。”他对近几年村里的工作也有所规划，他说，他任村主任后，目前村里的头等大事就是脱贫攻坚，全村142户中，贫困户仍有32户98人。这两年，要通过种水果和反季节蔬菜，使贫困村民全部脱贫。
在沙洲村采访的时候，汝城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宋意心告诉我，在汝城县档案馆还展示着一张红军借据复制品。
红军借据（复制品）
这是一张边缘部分几乎被蛀虫蚀掉的借据复制品，安放在陈列室里。泛黄的纸上，工整的毛笔字如今看来依然清晰，上面写着：“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
这张借据的来历，官亨村村支书胡炳灯说，要从他的叔公胡四德讲起。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延寿瑶族乡官亨村。当地瑶民听说有军队来，害怕打仗，纷纷拿着粮食躲进山里。
族老胡四德悄悄下山喂猪，发现红军进村后，并没有闯进农户家，而是在宗祠、学校旁的巷道扎营，心里隐隐觉得这支军队与以前到村里的军队不同。红军告诉胡四德：“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会拿老百姓的东西，让老百姓下山吧。”
经过几天的观察，胡四德看到红军们每天只吃烤土豆，心里难受。于是，他号召村民为红军捐粮食。第二天，在胡四德的带领下，从各家各户筹集到的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送到了部队司务长叶祖令手中。红军离开时，叶祖令写下了这张借据给胡四德，并盖上了自己的印章，郑重地交给胡四德，告诉他今后可以兑换借据。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胡四德从来没有跟家里人提过这张借据。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在家准备砌新灶台时，才从灶台的砖里发现了它。2006年后，汝城县政府按照当时的物价，兑现了1.5万元的“还款”。但胡运海并没有将这笔钱据为己有，而是拿出其中的1.3万余元，捐献给了村里的小学搞建设。
如果红军根据最初的战略计划，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么湖南或许会成为长征的目的地。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沿着红军当年长征的足迹，由汝城向西到达宜章县境内，宜章与桂东、汝城均同属湘南片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还有著名女红军曾志、彭儒都出生在宜章。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1月，朱德、陈毅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曾有八千湘南子弟投身革命，大部分牺牲。
长征队伍经过宜章县时，许多宜章籍红军将士为了不耽误行程，都没有与亲人相见。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以军务为重，没有回家探亲：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和吴仲廉是一对革命夫妻，各自的家都在县城南关街，长征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担任后卫，最后在县城经过，为了不耽误行军，严守纪律，他们有意避开与亲人相见。
宜章县白石渡镇老湾村的邝氏宗祠——清白堂是一座建于清代的祠堂，至今仍保存完好。祠堂外面的空地上立了一块洁白的石碑，上面刻写着“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指挥部旧址”，静静地述说着这个老式祠堂不平凡的过去。宜章县党史研究专家颜宝林介绍，宜章地处“楚尾粤头”，自古就是中原与岭南通商的“楚粤之孔道”，是南下广东的“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11月10日，在周恩来、刘伯承的指挥下，红一军团的红一师三团在宜章白石渡江边古渡口一举歼灭了湖南省保安部队扼守在此的两个连，消灭全副武装的200多名敌人，在此突破了国民党军设在粤汉铁路的第三道防线，为全军顺利通过粤汉铁路扫清了顺利通过宜章的主要障碍。当晚，周恩来、刘伯承在清白堂召开军事会议，向指战员分析长征中的形势，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并部署在白石渡开展扩红等事宜。
作家萧锋在《长征日记》中曾说到，攻占白石渡后，周恩来非常高兴，告诉战士们：“你们别看这是个小镇，它可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
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的标语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如今在白石渡镇的重山碧岭间横亘着京广高铁线路，每天南来北往的高铁列车呼啸而过。几百米开外，当年红军突破的南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只余下零星几段布满碎石的铁轨、旧桥隧和废弃的车站。两条铁路，仿佛两个时代的守望。
据历史资料据记载，在宜章期间，中央红军还建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中央红军沿途广泛开展宣传、建政、扩红运动，成功吸收了500多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武装，顺利向西挺进。党史专家颜宝林说：“当时这一带正在修建粤汉铁路，住在白石渡的筑路工人有三四千人，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工头的剥削，工资低、生活苦，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有160多名铁路工人和120多名农民加入了红军队伍。”
在介绍清白堂的历史时，颜宝林还讲到一个与红军军纪有关的故事。
“红军在白石渡打土豪时，曾有战士错杀了贫农萧贤凤家的一头猪，经调查核实后，红军当即向其赔偿12块银圆并且道歉。”颜宝林说，在接到红军战士的赔偿后，萧贤凤很受感动，因为以往的军队拿了老百姓的东西，老百姓只能自认倒霉，但红军的做法却让老百姓很意外。“当时一块银圆可以购买一担稻谷，红军的赔偿额度比实际市场价要高！”后来萧贤凤还主动邀集几个妇女义务替红军筛米，红军同样兑付工钱，并招呼她们一起用餐。“红军沿途行军时，经常住在老百姓的屋檐下，也不打扰百姓。用了老百姓的门板、稻草睡觉的，走之前恢复原状，还把住的地方打扫干净，买东西都会照价付款。当时，正值农村收红薯的季节，屋前屋后晾着红薯，红军忍饥挨饿不乱拿一个。群众热情请红军吃，红军每吃一个红薯都要付钱，不收钱坚决不吃。”颜宝林说到这里，不无感慨。(https://www.daowen.com)
在白石渡老湾村，一枚红军硬币的故事同样见证着红军的钢铁纪律。几年前，老湾村发掘红色旅游，70岁的村民邝日皓拿出了家中珍藏了80多年的这枚硬币。虽然仅两角面值，但由于是当年红军在村里驻扎时使用过的，邝日皓一直当作“传家之宝”珍藏着。
在这枚苏币上，正面写着面额为贰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历一九三二年，背面则画着一枚党徽，并标注了兑换原则：每五枚当一元。
颜宝琳带着我在白石渡穿街走巷，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当年，红军在白石渡老湾村尾的小学堂里设立了临时银行，回收红军在当地购买物资时使用的苏维埃钞票，并按比例兑换成“硬通货”银圆，以免让村民蒙受损失。“红军离开村子后，苏币就没法用了，所以红军特别设立银行兑换银圆，老百姓无不称道，赞赏红军是咱老百姓的军队。”据了解，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在长征途中，红军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钱币来购买日用品等，当红军从不同的阵地转移时，会跟所在地区村民以一比一的面值，把红军的钱币兑换成当时广泛流通的银圆。
邝日皓说，母亲当年为何没有兑换银圆，自己也不清楚。直到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找到苏币，问他上面写了什么，他才知道家里有这么一枚特殊的硬币。为了感恩红军，他交代儿孙一定要保管好这枚“传家之宝”。
中央红军到宜章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红军，积极为红军筹款筹粮、出工出力。有的帮助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有的帮助安排住宿、砻谷筛米、挑水做饭、送茶送水；有的为红军当向导、抬担架、运输物资；有的张贴欢迎红军的标语等，乡村处处呈现“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
红军帮助群众收割庄稼
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首先开展了捣毁敌人交通线和碉堡的斗争。为了阻击红军长征，国民党在宜章境内交通要道及县城附近修筑碉堡114座，分别由国民党保安团及“铲共义勇队”1000余人把守。县义勇总队在中心碉堡储备了充足的弹药和生活物资，准备负隅顽抗。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带领革命群众烧毁、挖毁樟桥、沿江、黄岑及沿郴宜公路和郴宜大道两旁国民党修筑的多座碉堡，切断了太平里、桐子坪和郴县通往桂阳的电话线，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迫使国民党县长曹家铭逃离县城。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主动为红军侦察敌情，提供情报。红三军团到赤石、平和一带时，根据宜章党组织提供的敌防守情报，做出了两翼佯攻、主力在宜章一带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正确决定。
当地党组织接到安置红军伤病员的任务后，与游击队一道，在革命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把红军伤病员迅速转移、分别安置到淹窝、平和、扎营坳、老虎山、西湾、茶园等红色据点，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收养了这批伤病员。红军伤病员痊愈后，多数就地参加红军游击队，参加游击战争。此外，红军途经宜章各乡村时，有100余名伤病员因跟不上队伍而掉队，途经地的农民群众自发挺身而出，英勇地救护了这些掉队的伤病员，并为因病牺牲的红军战士筹钱悉心安葬。浆水村村民李贤生曾组织安葬了5名牺牲的红军战士，事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誓死不屈而被杀害。
宜章县杨梅山镇香花村，当年被称为茶园自然村，因为是女红军白零嫒的家乡，她便被组织上安排留了下来，担起照顾伤病员的重任。30多位红军伤病员被安排在茶园村养伤，白零嫒组织村民们细心照顾。
茶园的上茶园、罗家庄、下茶园3个村庄四面环山、紧紧相连，是活跃的游击区。红军大部队走了，白军及其爪牙很快回到这里，天天到村里搜寻红军线索，搜捕掉队的红军战士，反扑清剿游击队和农会。
群众组织担架队帮助红军护送伤员
红军长征部队前脚刚走，白军及其爪牙又来反扑，对村民百般欺压。虽然遍体鳞伤，但茶园人民照样挺直腰杆，勇敢地照顾这些红军伤病员。
村民们发现，由于山高林密，白军及其爪牙白天才敢来村里搜查，一到晚上都赶回了城里。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村民们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白天，村民们煞费心思地乔装打扮，借进山砍柴的机会，给藏在山洞里的伤病员送饭、熬药。到了晚上，天气转寒，山洞太冷，村民们不敢打火把，借着月光，踏着夜色，肩背、手抬、搀扶，抄小路又把伤病员们接回村里……为了给伤病员加强营养，白零嫒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炖了。
就这样，30多天里，在村民们的精心照顾下，除了一位重伤员因救治无效牺牲后被掩埋在大指被岭外，其余红军伤病员均得到了及时救治，康复后都陆续去追赶长征大部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76年，宜章文化馆的文化专干知道这个故事后，几名编剧、演员在茶园蹲点，将故事采编成祁剧《红军长征过茶园》，到多地进行会演，被人们四处传唱。
我在茶园村四处走访，虽然没有见到茶树，但周围绿意盎然、瓜果飘香，到处焕发着新的生机。
1934年11月7日至18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经今瑶岗仙、里田、赤石、杨梅山、平和、五岭、白石渡、玉溪、梅田、浆水、长村、迎春等12个乡镇通过宜章，历时12天。
根据红军长征的路线，从宜章再往西进，就是临武与嘉禾。在嘉禾县甫口村，村口的赤珠岭山脚有一处红军墓，葬着34位红军战士的遗骨。在这里，彭家祖孙三代接力为红军守墓的故事流传已久，至今已80余载。彭子文的爷爷彭助立、父亲彭作恭都是“守墓人”，轮到彭子文，故事讲到了第三代。
1934年11月17日，中央红军“红星”纵队后卫部队渡过钟水河向蓝山土市方向前进，经过嘉禾甫口村时，与国民党部队相遇，正面交锋在所难免，战斗从早上9时一直打到中午12时。次日，年仅9岁的彭作恭在父亲彭助立的带领下来到赤珠岭，只见牺牲的红军身体都被鲜血染红了。年幼的彭作恭很害怕，父亲却说：“有什么好怕的，他们都是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来救我们老百姓的。”于是，他带着儿子把这34具遗骸合葬了。
因国民党的军队还未离开，掩埋之事只能悄然进行。彭助立从附近河里找了块造型特殊的红色鹅卵石，放在坟上做记号，打算来年能够上坟祭拜。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红军土坟悄然出现在赤珠岭山脚下。
彭助立离世后，彭作恭担起了守墓的重任。1975年，墓地仍只是个小坟头，连块石碑也没有，如何让后人瞻仰？于是，彭作恭决意给红军烈士立块碑。为此，他甚至“冒犯”了先辈，差点得罪了一众亲人。彭子文回忆，那时父亲的工资不高，根本没有余款立碑。他思来想去，向族兄族弟提出把自己祖父坟前的墓碑挖出来做成红军烈士的墓碑。在他的反复劝说下，亲人总算被说动了，石碑立了起来。他还把祖父墓碑上的碑文改写成了“红军烈士永垂不朽”。之后，他又组织当地甫南中学的师生，在红军墓周围栽种了松柏，并在往后每年的清明节，组织师生们前来为红军烈士扫墓。
2013年，彭作恭离世。他定居长沙多年的儿子彭子文为了守墓，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彭家祖孙三代，见证着这座红军墓从一个小坟包，到有一块简陋的石碑，再到如今松柏环绕；也见证了通往红军墓的路，从羊肠小道，到石板路，再到现在的水泥路。墓在变，路也在变，但守墓的彭家人始终都在。
由湘南转入广西境内，红军到了苗族、瑶族和侗族群众的聚居区。中央要求，必须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准乱动群众一点东西。各部队要严格督促，严格检查，做到秋毫无犯。总政治部还特别指示，不打苗族土豪，绝不杀牛。红军翻越老山界时，陆定一等人看到路旁有一间房子，想进去歇息一下。屋里只有瑶族母子两人。陆定一记下了他与这位母亲的谈话。起初母子还有几分惊惶，当陆定一等人说起广西军阀对瑶族群众的压迫和红军的主张时，那位母亲哭了。她说，她曾有过自己的田地，但是被汉人统治者从土地上赶了出来，住到这荒山上来，租种人家的地，每年缴很重的地租。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苛捐杂税尤重。红军如早些来，她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她问站在她面前的红军饿了没有，说着拿出仅有的一点米给他们煮粥吃。给她钱，她不要。恰巧来了位同志，带着米袋子，里面装着三天的口粮。虽然明知前面粮食有困难，陆定一等人还是把整个米袋子给了这位母亲。
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部队官兵大多来自穷苦的劳动人民，是为了求解放才拿起枪杆子的。他们懂得，没有人民群众的养育和支持，自己就一天也生存不下去，革命也永远不会成功。
长征主力部队即将进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之前，总政治部就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下达了八项注意的通令，要求整齐武装服装，不自由行动，不准私人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到群众家里去，不乱屙屎尿等。
红军宣传队在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毛泽东、朱德亲自在群众大会上做演讲，宣布成立革命政权。官兵们与当地的青年学生开联欢会、赛篮球，大受欢迎。部队时时处处注意保护群众利益。
长征途中，无论是部队首长还是普通战士都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将每一条内容牢记在心里，也把每一条纪律写在背着的包袱上，后面的人一抬眼就能看到，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踩纪律的红线。严守纪律的感人故事每一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
写在包袱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红军进入云南省马龙县，敌军部队、飞机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日夜急行军。当地老百姓听信国民党宣传都躲藏起来了，村里见不到人。首长警卫员们跑遍了村庄都搞不到吃的。魏国禄正在发愁，突然在一个老乡家里发现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他高兴极了，心想周恩来与部队日夜兼程急行军，日夜指挥作战，10个小时滴水未进，于是端回去马上做好，赶紧给周恩来端去。
周恩来严肃地问：“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
魏国禄答：“买来的。”
周恩来又问：“多少钱？”
魏国禄答不上来，只好说：“老乡家里没有人，把钱放下，怕丢了，想让你先吃上饭，再说。”
周恩来把碗放下，说：“不行，你们从哪里拿来的，赶快送回哪里去！随便拿老百姓东西，违犯革命纪律，要好好检讨！”
魏国禄嘟囔着说：“那我送回去算了。”周恩来要他首先思想上要认识清楚，范金标提议先写个检查。周恩来同意了。两个警卫员写了好几遍，最后定稿，大意是：大伯，大娘：我们红军路过此地，大休息时，我们一位同志一天没吃饭，想到村里买点东西吃，走了一圈儿，没有见到一个人，结果跑到你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10个鸡蛋。这是我们违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向你们赔礼道歉。先给你们留下此条，内有银圆一块，作为苞米饭和鸡蛋的钱，请大伯大娘收下。
周恩来认真看过，说：“你赶紧送去吧！”然后吩咐警卫员把鸡蛋和苞米饭分给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几个首长。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恩来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地说：“这是革命呀！”
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恩来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不肯去。
周恩来冒着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恩来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地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恩来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
“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恩来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分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了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恩来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进入番民地区后，从卓克基（小金川边）到昌德（黑水附近），饥饿的氛围，依然紧紧包围着行进中的红军。每天只有两个漱口杯的嫩豌豆苗和野菜，几个月见不到脂肪和肉类，盐早已绝迹了，大家的眼里，只想看看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
值此严峻时刻，毛泽东提出，敌人最怕我们接触群众，只要我们一接触群众，敌人的欺骗宣传就会破产。现在藏族同胞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身边躲藏着，一旦他们了解红军是帮助藏族同胞求解放的，他们就会回来。环境越艰苦，我们越要严守纪律。军委命令各部队，不得随意动用藏民的财物。官兵们严守规定，缺粮时宁可上山采野菜充饥。很快就要进草地了，每人必须准备半月的口粮，部队派出工作队，四处筹集粮食。工作队来到一个叫瓦布梁子的地方，派人到各村去开会，宣传红军的主张，贴出保护藏民的告示，还在田里插了保护牌；对回家的藏民发放保护证，使其安心生活。越来越多的藏民返回家中，不再害怕红军，反而喜欢与红军接近，问长问短，还送东西给红军吃。红军又在藏族村庄中组建革命政权，保护贫苦藏民的利益。为了完成筹粮任务，红军采取向富人“借粮”的办法，对于那些为众人痛恨的藏族恶霸，发动藏民去其田里割麦，割下来的麦子分给藏民一半，红军一半。这种办法得到了贫苦藏民的拥护，他们帮助红军割麦运粮，不辞劳苦，不要报酬。红军离开时，他们捧着青稞酒来送行，说：“你们真好，为什么就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靠着在藏区征集到的粮食，红军艰难地走出了草地。
冲破天险腊子口后，红军告别了蛮荒的雪山草地，进入人口稠密的地区。哈达铺是红军进入甘肃后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镇子。这一带是回、汉族杂居地区，回民占人口半数以上。政治部门在官兵中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颁布了守则。要求部队只有在征得回民同意后，方可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官兵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饮具，不准在回民住处杀猪、吃猪肉；等等。每到一处，红军便派出宣传队，向回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这里是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经过的地区，群众对红军有所了解，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欢迎红军。
红军快要抵达哈达铺的时候，远远看见正前方房屋鳞次栉比，炊烟接天，人山人海，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箪食壶浆的，提茶荷水的，拥挤成群。红军官兵越走越近，越走越有劲，越看见群众的热烈越兴奋，数里的开阔地，俄顷就走到……大部队来了，满街塞巷的群众，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同志们辛苦了”的慰问声，“为回民谋利益，争取回民的解放”的回答声，连成一片，热闹喧天。
回民群众把官兵们请到家中，端茶送水，热情招待。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秋毫无犯。离开时，红军把借用的东西照样送还，把地面打扫干净，向主人家再三道谢。长征万里，红军纪律严明，坚决保护群众利益，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这也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