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母亲”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女罗峪田在《我的太行山妈妈》里这样写道：“妈妈来接我，我硬是抓住奶娘不肯松手。是她用奶水把我喂养，用体温把我暖和过来。她是我的太行山妈妈呀！”太行山奶妈不仅给了罗峪田奶水和体温，还给她起了名字，这个名字罗家再也没有更换过，这是对太行山妈妈的最好纪念！
抗战时期，在日军的一次次“扫荡”中，许多八路军官兵牺牲，无辜百姓死于非命，更有不少八路军将士的孩子在日军“扫荡”中夭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伯承师长命令：部队和机关怀孕的女同志，一律“坚壁”到老百姓家里！于是，八路军纷纷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不少生了小孩的女八路也穿起老百姓的衣服，脸上抹点灰，装作老百姓，住在百姓家中。有不少八路军官兵就是在太行山上结婚的。
罗瑞卿和郝治平是在左权县桐峪村结婚的，还有钱信忠在隘口村结婚。太行山成了他们新婚的见证，他们也成了太行山的儿女。他们同当地百姓成了一家人，融为一体。
1940年，八路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担任政治部四连指导员的妻子郝治平，跟随朱总司令进军太行山，开展抗日斗争。1942年1月，抗战进入了最严酷的阶段。罗瑞卿的女儿也出生在离麻田仅有10公里的桐峪镇。孩子出生不到半个月，日寇便开始“二月扫荡”，孩子跟着父母受尽了颠簸惊吓之苦。部队转移到麻田后，严酷的战争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将孩子带在身边，他们只好决定将女儿送给太行山的老乡抚养。在总部所在地麻田，一个叫王巧鱼的产妇刚生下的孩子夭折了，她从郝治平怀中接过孩子，含着眼泪给尚未起名的孩子起名为峪田，对恋恋不舍的峪田妈妈说：“放心吧，有我们在，孩子就在！”
5月下旬，日寇实施“铁壁合围”战术，合击麻田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巧鱼在夜晚抱着峪田躲进大山。山陡路险，巧鱼就用牙咬着包峪田的包布，手脚并用地从麻田的西山寨楼根往上爬。她的一双小脚在黑暗中踩空，翻了两个跟头，幸好被一丛荆棘绊住，峪田一直被紧紧地抱在怀里，而她却摔得遍体鳞伤。巧鱼滑下坡的响动和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搜山的日本鬼子，她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始终护着孩子，嘴里喊着：“不要吓着我娃！”巧鱼颠沛流离，生活极度困难，乳汁不够吃时，就磨些柿子粉调成糊来喂孩子。就这样看护着小峪田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3个春秋。
随着总部的转移，罗瑞卿夫妇也要离开麻田了。他们去接峪田，孩子硬是抓住奶娘不肯松手。
直到1954年，罗瑞卿夫妇从一位老红军口中得知了巧鱼的下落，便嘱托峪田给奶娘写一封长信，并恳求奶娘进京看看她的女儿峪田。巧鱼进了北京城，到了罗瑞卿将军的家。梳着长辫子、身着白底黑花布料衣服、仍然保持着太行乡土味的峪田，扑到奶娘怀里噙着眼泪说：“这就是我的太行山妈妈呀！”
战争环境下，像罗瑞卿这样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托付给太行山妈妈代为抚养的事例有很多很多。当接过一个个八路军嗷嗷待哺的后代，这些太行山妈妈的生命里就有了一种神圣的责任，她们把八路军孩子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不知贵重多少倍！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孩子，有的奶娘献出了自己亲生孩子的小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军民鱼水深情和重大的托付啊！
由于根据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后代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照顾、保护，这些八路军的后代才有今天。这就是军民鱼水情，这就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根基。当时，老百姓生活都很苦，粮食极度缺乏，靠采树叶煮汤喝，在玉米面里加上观音土，有时只吃观音土做的饼子，饼吃起来非常碜牙，吃了就闹肚子。可他们却养活了这些八路军的孩子。在极度艰苦的环境里冒着杀头之险，豁出身家性命为八路军喂养孩子，太行山的奶娘们付出的，不仅仅是乳汁，是血，是汗，是泪，更是生命！
宋任穷的长子宋克荒在河南清丰也有一个临时“母亲”。
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足迹，我赶往河南。列车窗外的风景以每小时将近300公里的速度飞速倒退，湖南到河南，两千里的路程，太平盛世的今天可以朝发夕至。
在现代人眼里稀松平常的两千里，当年的先辈们，只能用双脚去丈量。
清丰县史志办业务指导科副科长常青带我来到单拐革命旧址，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建筑的小四合院，位于河南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常科长介绍说：旧址包括中共中央平原分局革命旧址、中共中央北方局革命旧址、兵工厂旧址、冀鲁豫军区纪念馆等。2015年8月24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的“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入选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是河南省唯一一处。
在单拐革命旧址，我还看到这里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指示牌。旁边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一行行文字，清晰地记载着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1943年11月，为了加强冀鲁豫与冀南两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个区党委。1944年5月11日，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并，两个区党委机关撤销，各地委直接由分局领导。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1个军分区和水东独立团。
八路军政工人员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单拐村位于清丰县城东南30余里的潴龙河东侧，不靠公路，比较偏僻隐蔽。在抗战时期这里只有村民400余人，是个小村。虽然村子小、人口少，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加上当地民风淳朴，好房子也比较多。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是冀鲁豫边区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是地方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1939年，清丰县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晁哲甫和高镇五曾在此举办文化教育工作团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40年初，在讨逆战争中，这里曾是卫东战役的主战场，单拐村民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72名八路军伤员，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无一人出现意外，还曾因此获得八路军总部的嘉奖。同年4月中共冀鲁豫区委会在清丰县王什村成立。不久，从湘南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黄克诚率太南地区组成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和三四四旅、独立游击支队及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到达冀鲁豫地区，与冀鲁豫支队整编，仍称第二纵队。同时，经北方局批准，黄克诚在单拐村附近的双庙集主持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区党委建立后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冀鲁豫区4个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良好的群众基础、政治局面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司令部以后迁驻该村创造了条件。
常科长说，另外，单拐村有一位开明士绅叫陈笃之，早年在外经商，曾任国民政府参议员，花甲之年衣锦还乡，家有良田70余亩，生活殷实，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深受乡邻敬仰。抗战初期曾与当地一位进步人士晁哲甫共同发起成立清丰县抗日自治委员会，被推举为会长，又组建了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为稳定清丰局势起了重要作用。陈笃之的儿子陈平、女儿陈友菊都是于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陈平曾任六塔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入党后任六塔区委宣传委员。1938年9月调直南特委，当时正担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1939年任中共长垣工委书记。陈友菊曾担任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的妇女部长。因此，他们一家是可以信赖的抗日的革命家庭。单拐村的有关情况就是陈平向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提供，经研究并派人考察后敲定的。分局和军区机关进驻单拐村时，陈笃之先生积极动员本族群众为部队腾房、筹款、捐粮，之后，在全区大生产运动中，又将自己的酿酒作坊和祠堂无偿捐献给军区。由此可见，单拐村成为“中原红都”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是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
走进清丰县冀鲁豫抗日纪念馆，也能看到单拐村开明士绅陈笃之的介绍。要知道，那时农村一个左右不待见的“大地主”，能成为乡邻敬仰的族长，振臂一呼天下应，背后该有多少忍辱负重的故事。正是陈家的慷慨解囊，根据地才“花”落单拐。
如今，陈家祠堂作为冀鲁豫军区第一兵工厂的旧址供人瞻仰：迎面，四个形象逼真的八路军“蜡人”，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正殿，是机器房，土法上马，原汁原味；西厢，两个打铁的“师傅”，正一锤一扬，叮叮当当；东边，衣帽整齐的两位没有“闲”着，或卡尺测量，或左右开弓。我身临其境，浮想联翩，正是这不起眼的手工作坊，制造出中国军工史上第一门大炮，又有多少个日本鬼子成为它口下的炮灰！
拳拳爱国心，凛凛抗日行。
这绝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革命家族。有这样一个背景，这里的村民为革命大义凛然就不足为奇了。祠堂本是农村供奉先人和续写家谱的地方，采访中，“先妣张氏秀爱……”一行字，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又要说到一个在单拐家喻户晓、感人至深的故事。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小鬼子用枪顶住一个裹脚女人的襁褓。
“皇军看好了，这是厚戒子（尿布），小孩拉上了！”
孩子吓得嗷嗷大哭，女人却是镇定自若，顺势撩了一把污秽不堪的衣物。
“噗……臭，快走！快走！”日本兵捂起鼻子。
“好！好！”小脚女人躲过枪眼，神色慌张地跑出村口，原来被她抹上大便的尿布里面包着边区的一些票证和机密。
这是1943年10月的一幕。
边区的物资和机密得以安全转移，然而一个月后，惊吓过度的小孩却夭折了。
失去孩子的女人就是张秀爱，河南省清丰县单拐村人氏。1944年9月，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迁驻单拐后，她成了宋任穷司令员的房东。
其间，张秀爱用白面糊糊给宋夫人保胎，用柴鸡蛋喂养宋家长子。首长也把自家的炖菜和小米粥端给房东老小。军民关系，如鱼入水；锅碗瓢盆，演绎和谐。
今天，老人归西，遗闻轶事却传唱在单拐的寻常巷陌里。青瓦白墙，根正苗红；经典故事，历久弥新。
大部队选中单拐这个弹丸之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看，清丰县一脚跨三省，俺村是一眼望三县，不靠公路，不靠集市，不靠机关，典型的‘三不管’，便于八路隐藏和战事防备。”站在常青科长旁边的单拐村老支书陈山虎说着，打开一张地图。
“这就来了？”我还是疑惑。
陈山虎摩挲着一本发黄缺页的村史，爱不释手，欲说还休：“我们这儿建党可早。抗日战争爆发后，男女老少打‘游击’，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八路军伤员和部队物资。诺，张秀爱就是一个。这叫啥呀？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张秀爱是单拐村第几代过门媳妇，她下嫁的陈家和陈笃之门庭出没出“五服”，已经不重要了。可以说，有多少陈笃之的爱国之举，就有多少张秀爱的舍生取义，也就有多少村民的摩拳擦掌。
“五服”，原指中国古代社会先辈逝去儿孙伺穿的五种丧服，后借指父系血脉衍生后代辈次的远近亲疏。“五服”就是“五代”。
当年，以宋任穷、杨勇为代表的冀鲁豫军区指战员来到单拐后，立即投入军事整训。官兵互教互学，苦练杀敌本领，民兵不误农时，战时储备能量。“首长帮老百姓割麦忙，老乡替警卫打水天不亮。”军爱民，可歌可泣；民拥军，可圈可点。
已是1944年深冬，豫北单拐，大雪封门，天寒地冻。
天刚蒙蒙亮，杨勇副司令员和村民陈合修正在院里扫雪。杨勇往下一瞅，见陈合修脚穿的方口布鞋，前面已露出趾头。
“杨司令，您歇会儿吧。”几个月的耳闻目染，陈合修变得有礼有节。
“合修，快穿上。”说话间，杨副司令员已拿着鞋来到他跟前。
陈合修接过皮包头、宽又松的棉鞋看了看。虽说是孤儿寡母，家贫如洗，但部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规矩，他是知道的。他不想反过来占首长的便宜。
“杨司令，心意我领了，这鞋不能要。您行军走路打鬼子离不开棉鞋，您多消灭几个敌人，我不穿棉鞋心里也暖和啊！”
犟不过陈合修，杨勇略施小计交给陈母：“大娘，这棉鞋是八路军后勤部送给合修的，您一定得收下！”
“娘，这双鞋我不能穿，我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回到家的陈合修两手一摊。
好个“人穷志不短”的陈合修，他没有食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把这双“新”鞋捐献给了文物部门。今天，后人睹物思情，怎能不心潮澎湃。
震撼过后，是灵魂的洗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广袤的农村有界别森严的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之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时常回忆，放假了，老师说城里的孩子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那时候，“中农”似乎是个分水岭，在升学、参军、政审“出身成份”一栏填表时，谁家孩子如是“地主”“富农”的后代，则被打入另册。
事实证明，这是我们思维的误区和中国革命走过的弯路。(https://www.daowen.com)
回过头来，反观当时的红色小村——单拐。作为贫下中农的陈合修，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财大气粗的地主陈笃之，属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不同的是出身，相同的是爱国；不同的是财富，相同的是抗日。
为什么有这种局面和境界？
因为有单拐整风。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所在。
“走，上夜校去！”冀鲁豫军区进驻前，中共平原分局党校已在太行山下的林县（今林州市）筹备成立，各地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如雨后春笋。1945年春，党校迁到边区中心单拐一带。
整风有什么作用？
近的看，使抗日高潮下涌进革命队伍的“小资”党员干部，脱离私有者的立场转入无产阶级；远的说，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从这个意义出发，单拐就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小延安”。
你是一个摇篮，
多少人才在这里成长
为了明天
去采矿
去航天
去向全世界宣布新的发现
……
哼着这首儿歌，我又想起那个睿智大气的张秀爱老人。
1944年9月—1946年4月，宋任穷一家在单拐生活了19个月，随他来的有夫人钟月林，还有年幼的长子宋克荒。也巧，宋克荒和张秀爱的三儿子同岁，宋任穷夫妇忙于革命，张秀爱就当起了临时“母亲”和会说话的“摇篮”。宋克荒不愿意在家吃饭时，张秀爱就给他变着花样做，熬碗面糊糊，煮个柴鸡蛋。河南小麦筋道、养人，农家土鸡壮口、健体。张秀爱往往是一个鸡蛋掰两半，左喂一口宋家后代，右填一口自家儿女。
今天，我们再回望这温馨场面，简直就是一道风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能离开千千万万像张秀爱这样的“后方人”的心血和操守吗？离不开！村里小学生哼着一段没有谱子的歌谣：“又战斗来又生产，单拐军民是模范，奶奶摇起纺花车，儿童放哨上前线。”正如后来小平同志评价的那样：冀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取得的胜利，有边区人民一份功劳……
“当然，我们家也吃过首长的小米和炖菜。”单拐村民陈希敏补充道。
一听就知道他的身份了。作为张秀爱最小的儿子，陈希敏姐弟一共9个，目前可以追忆先辈荣光的只剩下他了。
“村里不少人说，宋家孩子吃过老人的母乳，是真的吗？”我一探究竟。
“没有，没有，误传多了去了。俺娘给宋姨熬汤保胎是真的。”陈希敏有一说一。
2005年宋任穷去世后，宋陈两家还有书信往来，遇有珍贵资料，就交政府收藏。无意间，陈希敏的爱人拿起“全家福”给我看，最后一张是其独生子陈朝辉刚刚参军的“大红花”照。显然，这个红色家庭又给单拐小村增添了一抹亮彩。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什么是红色基因？
这就是了。
“大哥，我带你去俺老院看看！”一个女声传来，脆脆甜甜。
她叫陈瑞芳，是陈希敏的小女儿。那天老爸忙于农活，她领着我前瞻后仰，连讲带解。或许是张秀爱强大的遗传基因，这名素昧平生的小孙女手脚利索，口齿伶俐，说到动情处，脸上露出两个逗人的酒窝。
漫步单拐村头，清朝建筑旧貌尚存，垂花门楼独具匠心，木砖石雕色调精美，蓝砖灰瓦清雅素淡。东进西出，“机关算尽”，随处可见的胡同有10条之多。邓小平、宋任穷、黄敬、杨勇、王宏坤，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字闪亮其中。
陈瑞芳说的老院是就是北方的四合院，方方正正，扎扎实实。进去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走出一位伟人，一位伟人昭示一个道理。
1945年，那是一个春天，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就住进了单拐的这座四合院。
“欢迎，欢迎。大家不要拘束啊，小平同志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领导咱们搞减租减息的，有啥说啥，集思广益。”当然是“常驻大使”宋任穷致辞了，几个首长和房东代表齐聚宋住的大杂院。
“要得，要得！你们讲的情况很重要，让我了解了文件上看不到的东西。记住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大家想有地种，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斗争。共产党就是领导咱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嘛！”邓小平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团结就是力量！随他一块来单拐的夫人卓琳身体力行。
“小鸡喽——卖小鸡喽！”这是豫北独特的小贩声音，尾音拉得极长。
“董大姐，看看去。”一天，卓琳招呼在街上做针线的邻居董兰芝。
“嗯嗯！”董兰芝支支吾吾，半推半就。她不是不想买，而是囊中羞涩。
卓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拿钱，你养着，大伙吃，怎么样？”
“那中！走。”董兰芝不好意思地拿起筐子。
从那以后，卓琳有事没事到董家串个门，捎一些剩饭、菜叶喂喂小鸡，找找乐子，见见街坊。
两个月后，小鸡长大能分清公母了。董兰芝叫丈夫捉了几只公鸡给卓琳送去。啊！大街上怎么出现了几副担架？原来是几位战士负伤了，回到村里养伤。没有迟疑，卓琳和董兰芝夫妇一起把十几只大公鸡送给了军区医院，让伤病员熬汤保养。
抚今追昔，故事中的老人已经作古，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财富永不过时。
“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卓琳同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路走，一路看，小平同志在单拐留下了4个月的革命轨迹。作为当时中共北方分局的主要领导人，纪念馆没留下他更多的手迹和遗物。听说单拐村民代表也去北京反映过，一来小平同志工作忙，二来他带头抵制个人崇拜。于是，伟人的革命精神就成了这里的“活教材”。
群众给八路军运送粮食
“我真的愿意化作一颗流星……光明留给世界，热能温暖大地。”这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情怀，彪炳千秋，昭示后人。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在单拐纪念馆硕大鎏金的“毛体字”前驻足。
“中原红都”名不虚传。
1944年至1946年，在中共北方分局的领导下，根据地建立民主民生，充实边区物资储备，迎接全国战略反攻，广大军民开荒、种菜、酿酒、养殖，一片繁忙。由此，单拐已成为冀鲁豫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和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团结一切力量，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汇成一股气势磅礴、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最终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迷梦，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