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
在红军辗转作战的过程中，由于俘虏兵的大量增加，改造和转变终究需要一段过程，加之红军连续作战，生活艰苦，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顿，存在于红四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显露，军队纪律出现松弛迹象。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和解决红军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下山作战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经过了一系列艰苦战斗，终于在闽西地区站住了脚，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革命形势也稍有了好转。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一股极端民主化的思潮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潮。在红军初创时期实施军内民主，有许多下级干部或战士对待上级决议，如果感到不合意就不愿执行，还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可以不去的现象。比如在红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反映士兵意见时，想回家不愿在山上坚持斗争的意见成为主导形成决议，要求回家乡，而当时的部队领导人又不能有效制止，结果发生了全团集体跑下井冈山的现象，随之溃散。在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地区后，极端民主化的思潮进一步发展，批评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集中领导，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凡事都需要大家开会讨论。
当时，在红四军中存在的另一种思想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也就是认为“党太管事了”。有人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还有人强调“军官权威，由长官说了算”；再加上军中有许多出身旧军队的同志和农民，在长期繁重的战斗任务中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训，重军事轻政治和流寇思想也在军中滋长严重。并且军中惯于使用旧军队的管理办法，动不动就对士兵打板子、关禁闭、滥施肉刑，枪毙逃兵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致使军中军官与士兵关系紧张。
毛泽东极力反对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但是，在6月举行的前委改选中，毛泽东没有能够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被派到闽西协助地方工作。此时朱德既是军长又兼任代前委书记，军事、政治工作都压在他的肩上，实在是忙不过来。而此时红四军内部也是争论不断。因此8月份，红四军派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方向。周恩来多次指示要朱毛都留在前委工作，并且仍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意见和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11月，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主持红四军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成为党和红军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福建连城新泉镇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稍微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
毛泽东恢复前委书记身份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在红四军内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了大量干部、战士座谈，认真分析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白天搞调查研究，晚上整理材料形成文字，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决议草案。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深刻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他剖析了当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及其根源，强调要彻底纠正，必须“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再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完成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的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同样离不开严明的军队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1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和克服红四军内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军队纪律。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9个部分，着重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古田会议旧址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是党指挥枪，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在古田会议的决议里，还重申了红军必须“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规定，并把“三条纪律”作为红军对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搞好军民团结的重要内容。当时的“三条纪律”是：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以及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将“三条纪律”与“三大纪律”并列使用，但直到1931年9月3日，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苏区的情况时，才正式使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范名称。他在报告中说：“红军有三大纪律（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贫苦工农一点东西、一切要听指挥），八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窝屎找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任何人都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才由最初的“三条纪律”改称为“三大纪律”并一直沿用，只是在战时，根据形式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有所调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断壮大，井冈山仿佛一块磁铁，吸引了无数革命者的到来，各地的仁人志士怀揣理想，向着这个革命的摇篮进发，到这里会聚。
桂东县沙田镇宣传委员郭会权向我建议，要想了解更多更全的关于红军在井冈山、桂东一带的事迹，可以去找胡海波。他告诉我，胡海波是桂东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原来在县史志办工作过很多年，是当地权威的文史专家。
在他的引荐之下，我顺利地联系上了胡海波。我简洁地说明了我的来意，在电话里，他爽朗地笑道，没问题，你想知道的，我都知无不言。
我和胡海波主任依约在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见面。我一边仔细观看着纪念馆里的每一幅珍贵历史照片，一边听胡主任的细细解说。桂东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农民运动活跃地区，老百姓早就受过革命的洗礼，加上毛泽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事迹被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里的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胡海波这位桂东红色历史的“活字典”和我谈起一段当年桂东老百姓救助红军伤员的故事。
“跟你说说当年吴西在桂东养伤的事吧。吴西原名吴有良，是壮族人。出生于1900年10月6日，不过他的档案记载是1903年，当年他因为上学比较晚，20世纪20年代报考南宁师范学校时已经超龄，为了能够进入师范学习，他自己把岁数减去3岁，学校才录取。从那以后，所有表格中都填写1903年出生。他生于广西扶绥县渠黎乡三合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投身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个年过百岁的少数民族将领，也是跟随邓小平、李明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了百色、龙州起义的革命将领。吴西将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海军的组建和发展做了巨大贡献。吴将军于2005年7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5岁。
“吴西养伤这件事还要从他受伤说起。1931年元月底，那时候吴西所在的红七军兵员已经减少了2/3，不得不在桂岭整编。十九师、二十师编为2个团，为了鼓舞士气，加强领导，军队主官兼任团长。”
红七军从广西转战湘西南、湘南各地，在转进江西途中一度被国民党击溃，一分为二，一部分到了中央苏区，另一部分是其中由军长张云逸率领的58团，于1931年3月14日进入酃县（今炎陵县），与王震率领的湘东独立师第3团在酃县十都墟会师。图为会师庆祝大会
这年2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转战湘粤赣的途中，在湘粤边界的乐昌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激战，时任红七军军部警卫连党代表的吴西被炸弹炸伤右大腿，被抬在担架上跟着部队转移。部队转战到桂东境内后，张云逸军长找到吴西做思想工作，敌人咬得很紧，部队又要连续急行军，怕受伤的吴西掉队，决定让他在桂东地区的老百姓家里养伤。
“救助吴西的这户人家的主人是曾经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贫农，50多岁。吴西到了他家后，受到热情的招待，老农还上山找来草药给吴西治疗伤口。在他家里住了两晚后，遇上地主武装挨户团的搜查，老贫农将吴西送到山沟里的一位老奶奶家里，那里山高偏僻，安全比较有保障。老奶奶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照顾吴西，她家里存粮不多，每天却煮三餐干饭给吴西吃，她自己只吃一点南瓜汤，还将家里仅有的几个原本打算拿到集镇上换油盐的鸡蛋煮了给吴西吃以补充营养。每天天刚亮，老奶奶就起床顶着寒风上山给吴西找草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细心地为他洗伤口、敷草药。
“就这样，在老奶奶的悉心照料之下，本来伤势严重的吴西慢慢好了起来。十多天后，他伤口不疼了，能丢掉拐杖自己行走了，可他生怕自己掉队太久以后找不到部队，伤还没好完全，就要去寻找大部队。老奶奶心里舍不得，劝他养好了伤再走，可哪里留得住他，只能给他找了一身桂东当地老百姓的衣服，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了。”
当年那个带着伤病之身孤身寻找部队的吴西最终在一个月后回到了组织，融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大家庭。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吴西这样怀着理想信念和崇高追求的革命者不断云集在井冈山上，使得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版图一天天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