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当红军
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布的《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是针对专门事项发布的一则训令。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6月10日，红四军由闽西旧县北上新泉进行休整，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
红四军之所以选择新泉作为休整的落脚点，除了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好，粮食也比较充裕外，主要是看中了新泉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水陆通衢的独特地理优势。此外，集镇中连南河畔还有多眼温泉，可供红军官兵们洗澡。参加过新泉休整的开国上将萧克曾回忆：“新泉的温泉使战士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泡在温泉里嘻嘻哈哈无所不谈，洗去了长期征战的疲劳。”
一天，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到连南河畔，看见不少红军战士脱得光溜溜的正在温泉里洗澡，岸上路过的当地群众特别是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毛泽东眉头紧锁，对朱德说：“我看井冈山定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应该加上‘洗澡避女人’这一条。”
朱德点头表示赞同。这时，陈毅联想到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便补充道：“再加上一条‘大便找厕所’。”
第二天，红四军政治部向全军官兵重申纪律，并在“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后特意增加了两项注意，即“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逐渐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毛泽东、朱德在革命实践中对六项注意做了修改，把第六项改为“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护公物”；增加“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两项，使之发展成为八项注意，并写进《红军士兵会章程》。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等。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做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关于军纪方面，非常之多，重要的有两项，第一是三条纪律，这是四、五、六军及闽西、赣西南各地赤卫队共同用的政治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三条纪律，任犯一条都非常严重的。目前四军执行的程度，虽不甚好，但还勉强过得去，大体上是没有谁敢犯这个的！其次是六项注意，这是针对着平常行军宿营时提出的纪律，经过长时期的督促与训练，才完全的办到了。这六项注意办好了，四军对于群众的影响非常之好：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由于当时战乱，信息不通，熊寿祺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汇报的还是没有完善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版本。
1931年，红一方面军总部对“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又做了进一步修改。三条纪律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由第三条改为第一条；八项注意中的“不得随便屙屎”改为“不随便大便”。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并作为军规在红军的几支主力部队中严格执行。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曾到过永定县坎市。一天晚上，朱德和红四军司令部住进了坎市镇上一个名叫裕源店的商铺。只见店铺里那些并不白净平整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红军指战员书写的宣传语。其中一条，特别引人注目：
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我在采访过程中，见到了以上这段标语的照片。据考证，这幅标语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字记载。它本来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裕源店的墙壁上，遗憾的是，在199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这座百年老店轰然倒塌，只留存下来这幅标语的照片成为历史见证。
毛泽东当时制定的“三条纪律八项注意”语言通俗，是些既简单又好懂的短句，主要是考虑到红军官兵中文盲太多的缘故。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将“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将“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取消“大便找厕所”，增加“不搜俘虏腰包”，后又改为“不虐待俘虏”。
这新增加的最后一项“不搜俘虏腰包”对于创建之初的红军壮大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红军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对群众犹如亲人，对待俘虏也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规，对被捕的敌人宽容以待。在红军的感召之下，很多俘虏都参加了红军。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报告红四军的状况时指出，虽然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人员是部队的骨干，但人数已远不如边界农民和俘虏兵多，且“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共俘获敌军约19.8万人。这些拿过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俘虏，对红军无疑是极好的补充。
1929年2月，湘赣边区负责人杨克敏在报告中说道：“每次俘虏一些士兵，首先问他们愿不愿在此地，愿则留，不愿则去。分别了去留之后，然后召集愿留的士兵，开欢迎新兄弟的欢迎会，去训练他们，同时派军中得力同志随时去和他们作个别谈话，所以俘虏兵一到我们军队里来，好似铁入洪炉一样，马上就熔化了。”
杨至成将军亲身经历的和一个俘虏兵之间的故事就是红军善待俘虏的生动体现。
杨至成是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1928年6月参加了三打永新的战斗。敌人是从云南来的杨池生部队，战斗力不弱。在永新的外围，杨至成所在部队与敌人的前锋营相遇。由于红军处于绝对优势，战斗展开不久，敌人就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一个军官挥舞着驳壳枪，对着敌兵发疯似的大喊：“往前冲，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
在这名军官的威胁下，白军士兵拼命顽抗，死不缴枪，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红军的强大攻势，不一会就溃退了，红军抓了不少的俘虏。
红军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抖抖索索挤靠在一起，脸色灰白，双目无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见此情景，杨至成对俘虏们说：“不要害怕，红军一定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会动你们的。”
但是这些俘虏兵只是呆呆地转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杨至成发现有一个大个子的白军士兵，佝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杨至成看见他这副样子，想起刚才拼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白军士兵很像是他，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白军士兵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https://www.daowen.com)
“怎么不是你？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曹福海听见这句话，像听到了死刑的判决书，他苦苦哀求道：“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我全家呀！”
从谈话中，杨至成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国民党抓来当兵的。于是，杨至成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红军，曹福海又变了脸色，又是什么“长官积德”“救我全家”之类的话。杨至成又问别的俘虏，他们也苦苦苦哀求，就是不愿当红军。
尽管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药品缺乏，但还是尽量让俘虏们住得舒服，吃得满意，带伤的还一律给予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是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传单上写着“白军兄弟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内容。发完东西，红军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这些俘虏兵送出很远。重伤的俘虏还派了农民自卫军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
6月底，江西的杨如轩、杨池生部再度向井冈山进犯，杨至成所在的部队在七溪岭阻击。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拼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虏几百。战斗很艰苦，红军战士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大家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这回一个都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消灭一个少一个。”上级很快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亲自给部队讲话，再次强调俘虏政策。之后，杨至成等人用了整整几天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
到了这年的秋天，敌人又一次向井冈山进犯，战斗还是在七溪岭打响。这次的战斗只进行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便纷纷缴枪，其余的则溃散了。
说来也巧，杨至成在俘虏群中又看见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杨至成问他：“又来啦？”
曹福海“嘿嘿”笑了两声，一副憨厚的样子。
杨至成又问他：“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曹福海无奈地回答。
“那就留下来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杨至成笑着说。
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还是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放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放的。”
杨至成心想，一回不行两回，于是又发给曹福海路费，给他开好路条，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敌人的“进剿”也更加频繁。不久，杨池生和杨如轩的部队又来了，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到红军这边来了。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一名同志找到杨至成，说有人找他。
杨至成感到很疑惑，问道：“谁呀？”
“一个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杨至成忍不住笑道：“不打不成交，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可是究竟是谁呢？杨至成也想不起来。
杨至成正在想着，通讯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杨至成仔细一看，原来又是曹福海。曹福海认出杨至成，也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次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了十几个兄弟。”
杨至成看看他的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杨至成笑着问曹福海：“这回你是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还有几块饷钱，给家里寄去兴许能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税那个捐的，当了几年兵，家里的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别人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杨至成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后，便把他们编到了班里。曹福海到了红军中后，体验到民主主义带来的平等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1929年1月，曹福海随红四军主力下山，奔赴赣南闽西，在大庾战斗中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是去留自便，有一部分俘虏兵出走，也有一部分自愿留下。出走的起了瓦解作用，而留下的则对红军起了重大的帮扶作用，补充了兵员。红军队伍中的一些特殊军事人才就多出自俘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