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
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在西柏坡的一座小院子里，有四间低矮的土砖房，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部和军委作战室。
四间房子，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里面的三张桌子依然按原样摆放着，纤尘不染，桌上放着几部手摇电话机和军用电台。整个房间最显眼的是满墙挂着的军用地图和作战参谋绘图，它们在告诉世人当年战役的紧张和急促。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和作战室全体人员一起，设计、研究、制订着全国几十个战场的作战方案，指挥着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而后，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过恒山进雁门关，抵五台山，再达晋察冀军区。
两个月后的5月27日，这一队人马，悄悄地来到了西柏坡。
随着战局的好转，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机关从黄土高坡转移到了太行山脉。在浩瀚的大山褶皱里，高高低低的山岭和深深浅浅的沟壑纵横交错着，汇聚在一起，就像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五湖四海而来，也会聚到了这里。
村南的滹沱河不知疲倦地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着，那里有它的梦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梦想也在滹沱河北岸生长着。
中央机关是以“工校”的名义进驻西柏坡的，他们来了之后，这里的故事逐渐多了起来。
当时中央机关在村民阎国三家里喂养着一群马匹，大都是从陕北带来的，供领导人和机关人员骑用。这部分马匹，管理有序，食料充足，并没有啃过村民的树皮。
真正“作案”的，是外来的马匹。那是土地会议期间，不少代表驻在外村，只能骑马而来。开会的时候，就把马拴在会场南面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喂养不周，战马饥饿，啃咬了不少树皮。树干白森森的，像骨头。
第二年春天，一些柳树和杨树没有发芽。看到这些，刘少奇心里非常不安和愧疚，便责成行政处的何科长进行逐户调查赔偿。可乡亲们都不同意，树死了可以重栽，有什么要紧，开会搞土改是咱农民的大事，这点小事算什么？咱们同住一个村，这样做就显得太见外了。
但刘少奇仍然坚持赔偿，说“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有的赔了钱，有的赔了米。村长王树声绷着脸，什么也不要，行政处就硬是往他家送了两把椅子。
1948年春天的一个晌午，村民刘永久和儿子正在地里种谷子。
朱德路过这里，见他们父子俩有些吃力，便提出要帮他们拉耧。
刘永久认识这个人，是“工校”的“朱校董”。他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这是粗活儿，可不要闪了你们文化人的腰。”
朱校董哈哈一笑：“我也是种田出身，手把式也不差呢，不信咱们比一比。”说着，一步上前，不由分说，熟练地把套绳搭到肩上。
这个结实的黑大个儿，果然有力气，像一头犍牛，迈开有力的步子，一连拉了七八个来回。原本笨重的木耧，在他强电流般的拉力下，立时显得轻松多了。
干了一阵儿，朱校董的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微微飘浮着白气。他便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
那一年，朱德62岁。
……
夏天的一个傍晚，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出门办事，猛然发现村头的石碾盘上放着一个大约2岁的孩子。
解放军帮助滹沱河畔群众插秧
何莲芝走过去，猫下腰来，细细看一眼，立马惊呆了：这不是房东阎志林家的小青海吗？何莲芝伸手摸一摸，孩子四肢僵硬，浑身冰凉，只是额头略有温热，嘴角微微抽搐。再仔细一看，孩子的身下铺有一块苇席，席片底下横放着一条麻绳儿。这是当地处理死婴和夭折小孩的通常办法。
董必武急切切地说：“快、快送医院！”
何莲芝抱起孩子，向中央医院设在东柏坡的医务所跑去。
阎青海，生于1946年6月，兄妹五个，排行老小，前些天因为传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昏迷多日，水米未进，不省人事。那个年代，医疗水平极其低下，民间死婴弃婴现象十分普遍。青海母亲看到孩子已经不治，就大哭一场，用席子裹住，准备扔到苇地西头的水坑里，但毕竟于心不忍，只是把孩子放在了水坑附近的碾盘上。
医生经过诊断并紧急请示，决定使用特效药——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后来通称的青霉素，当时刚刚传入中国，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特效药。几年前，白求恩大夫就是因为缺少此药而遗憾去世的。而当时中央医院里的盘尼西林，是特工部门冒着风险从国民党占领区的上海市秘密购进的。
经过精心治疗，阎青海竟然起死回生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董必武夫妇抱着小青海，送回阎家。
解放军帮助群众扬场，收储粮食
闫家人简直惊呆了，他们以为孩子早就被野狗吃掉了。阎志林夫妇痛哭流涕，跪倒在董必武夫妇面前，坚持让孩子认“干爹”。
他们和西柏坡群众的关系就如同滹沱河里的鱼和奔流的水一样，互相依偎着。阳春三月，风和日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的味道，那是惊蛰的生命正在悄悄苏醒。
1949年3月5日下午三点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一种低调、简朴、保密、家常的方式，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
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做的报告中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现在，革命胜利已经到来，一个个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接管城市，领导城市，建设城市，通过城市发展促进全国发展，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
党的工作重点，必须再次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转移：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
只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工作在农村，兴旺在农村，面对陌生的城市，他们能适应吗？
一支能赢得最后胜利的军队，不仅仅只会攻城略地。
农村包围城市，再进驻城市，最后夺取全面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9月打响济南战役时，就已经朝着中心城市进军了。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还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
一、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教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
七、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东北曾经遭受日本的侵略统治长达14年，后来国民党占领了这里的大城市，对于沈阳城里的百姓来说，解放军是一支相对陌生的队伍，群众基础较弱，这在客观上给接管沈阳带来一定的挑战。
1948年，辽沈战役即将胜利，接管沈阳的准备工作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沈阳解放意味着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如果能够成功接管沈阳，就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保证沈阳城内各种设施的完整，否则之前的许多努力将付诸东流，因此必须做出严格细致的规定来确保成功接管沈阳。
1948年10月15日，按照中央指示，东北局准备接管沈阳。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军管会），全权处理接管沈阳工作，军管会主任由陈云担任。
两天后，陈云率领从东北各地抽调的4000名新老干部，从哈尔滨出发，日夜兼程赶往沈阳。
接管沈阳的工作之所以艰巨，是因为它与以往党的城市政策截然不同。从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我军曾经夺取过一些中小城市，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们一时占领的城市又很快得而复失。因此，当时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斗争道路，采取的城市政策一般是惩处反革命分子，开仓济贫，破坏那些有利于敌人的军事、交通设施，等等。
面对解放战争这种新形势，以前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显然不能适用了。要接管沈阳，东北局必须根据沈阳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因此，早在解放军进入东北地区之初，根据东北地区城市工作的具体情况，中央指示东北局：“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对城市里的工厂、机器、建筑及铁路设施都要加以保护。同时规定，我军退出大城市后党的城市政策是：“从城市退出时，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及其可以搬走的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对铁路，除了军事上有必要者外，亦不要破坏。”对入城部队和接管人员都有纪律要求。
军管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分工及注意事项，并拟定了接收的具体办法和入城后张贴布告的宣传内容。不论是入城的部队，还是接管的工作人员，都有必须遵守的纪律。
其中有4条规定非常关键，在关键时刻稳住了局势，稳定了人心。第一，敌伪留下的一切物资、文件不得外拿。为了确保完整性，士兵甚至不能触碰文档和文件。第二，敌伪的财产在没有得到确认之前，任何人不能占用，包括军火库，也必须保护起来。这一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缺弹少粮的解放军来说，严格的纪律确保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第三，接管人员要对旧政权下的工作人员进行识别，如果是特务必须要抓起来，但不准杀人。第四，对于城中各单位的职员，要留用，并按时开工资。这一条对于安定民心，尽快恢复城市运营尤为重要。
1948年11月2日，在沈阳解放的欢呼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沈阳市各阶层“约法八章”，奠定了平稳接管沈阳的基础。细细研读“约法八章”的每一条款，就会发现其中在保护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许多细节方面的规定，例如“所有私人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公司、企业、银行及其附属的仓库、货栈等一律保护，准许照常营业，不受侵犯”。在布告的结尾，中国人民解放军号召全沈阳市的市民“共同遵守，不容破坏”，并声明我军“为人民利益奋斗，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通过实际行动确保平稳接管沈阳。
在当时，沈阳是解放军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要让国民党所有在职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一律上班，各机关开始办公，工厂开始生产，商业部门都要开始正常营业。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
历史为这次接管工作做了最好的证明，仅仅用了4天的时间，沈阳城内就恢复了往日的运营，这与解放军和接管人员严守纪律、遵守规定密不可分。
沈阳解放第一天，军管会就把解决电力、交通、通信作为城市运转的起点，同时抓紧解决粮食供应、金融物价等问题。第二天，沈阳市内就恢复了供电、供水。随即，电车、电话、电报、通信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当时的沈阳粮食供应紧张，金融物价秩序混乱，军管会根据沈阳粮价高于铁岭、开原的现实，提出应该根据成本加运费及合理利润来制定价格，以保证沈阳的粮食供应。为防止物资被囤积隐匿，陈云提出沈阳物价不宜低于老解放区。由于采取措施吸引粮食入城，避免了外地商人抢购物资及物价先落后涨等不利局面的发生。部分商人不明币值和物价行情，不敢开市，致使市场凋敝。针对这一现象，军管会迅速公布了沈阳周边地区物价表，鼓励商业开市。军管会还限定日期，要求群众将手中的金圆券和东北九省流通券，按规定比例、手续和地点，兑换成东北银行发行流通的东北币，并将约15万公教职工的工资，按标准折兑成粮食发放。第四天，商店紧闭的大门打开了，失业工人领到粮食和生活费，职员拿到当月工资，人心稳定了下来。
1949年年初，在解放军进驻上海之前，陈毅召开了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部队在丹阳表现出的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他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
陈毅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的情况：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知道，保护城市，建设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政府无纪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则我们的建国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他又说：“解放军的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跟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好就会失望，而搞得不好他们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为此，陈毅明确宣布了解放军进城之后的纪律：“1.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2.纪律是两方面的，因为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对敌人要斗争要严肃，对基本群众朋友要客气，要争取团结，使他们拥护赞成我们。敌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们自己混乱，使敌人有机可乘。3.入城时要尽量做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4.外交问题。5.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正是由于陈毅及时看到了进城之后的诸多问题，并相应一一制定纪律进行约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较顺利和稳当，这不仅在后来有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故事，也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发起上海战役。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当解放军完成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海的行动后，敌人凭借高楼大厦构成火力网。粟裕等军队领导早就下了命令：在上海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战友们一批批地冲上去，一批批地倒下来，河水都被鲜血染成红色了。被阻在苏州河南岸的二十七军前线指战员不忍再看到这种伤亡，强烈要求开炮。军长聂凤智下令制止：“谁敢放一炮，我撤谁的职！”(https://www.daowen.com)
经过半个月艰苦战斗，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蒙蒙细雨之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新华社随军记者艾煊这样写道：“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恳切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们婉谢了，他们不愿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一件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三野官兵露宿上海南京路街头人行道上的照片、纪录片，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
据说，当时英军的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元帅看了这样的镜头后，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了，有这样睡水泥路面精神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时任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二〇五团团长的秦镜也曾回忆：“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百姓感动不已。其时移居上海的著名人士竺可桢，曾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点滴情景：“26日。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雨……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夜里攻入上海市区，第二天居民晨起开门发现解放军官兵全部露宿街头，这对中外舆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当时美国合众社的报道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大公报》则报道了一件小事：“某对新人定于25日在新生活俱乐部结婚，婚礼正在进行，解放军到了，来接收这个国民党机构。新人宾客进退维谷。不想解放军很客气地说‘你们结婚’，站在一旁等待。等到礼毕，又等到宾客们进完茶点，司仪宣布终场，解放军才进场接收。”
严明的军纪，感动了平民百姓，也令上海的商贾大亨们动容。“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这样回忆。当时，荣毅仁是上海三新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合丰公司董事、江苏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在荣氏家族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49年年初，荣氏父子心情复杂，荣毅仁的太太杨鉴清已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而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解放军的城市政策，让荣家留了下来。5月25至27日，当激战的枪声渐次平息，上海市民推门出户，看到就在自己住处的附近，成排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露宿街头。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攻入城市，打了胜仗，却坚持“进城不扰民”——在黄梅雨冲洗过的街旁路边，解放军战士头戴军帽、衣不解带，齐刷刷地躺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上，步枪靠墙倚放，只有机枪手入睡时还手持武器。解放军露宿街头也有队形，不是横七竖八，而是横向侧卧，就这样从这边路旁的人行道上一直延伸到那边去……
解放上海后，解放军严守军队纪律，不入民房，不扰群众，露宿街头
上海《大公报》5月25日报道“解放军进上海”：“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昨晚十一时起向市区开进，并分别接收本市各机关，预料整个市区今日可以获得解放。”“进入市区之解放军，极有礼貌，因时在深夜，且在戒严状态下，故鸡犬不惊。又苏州河各路口桥梁禁止通行，桥上仍有敌军驻防。”并称赞“此次解放军夜间进入我市，使数百万人民免受惊恐”。次日，该报又以《解放军纪律太好了！》为题，报道说：“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已成全市市民最主要的话题。马路上群众议论纷纷，到处都听见赞扬和感激之声。”
上述赞语仍不免稍显苍白，新华社记者艾煊在多年后撷取解放军指战员战上海、睡马路的经典镜头时，仍然写实而生动：“打了一夜，肚子饿，身上冷，战斗停了，感到特别疲倦。干部，战士，都怀中抱着枪，坐在人行道上，背靠墙脚打瞌睡。落着小雨的人行道，潮的，黏糊糊的。有的人实在累极了，就躺在这潮湿冰凉的水泥地上。”“在稀烂的湿泥地上睡觉，这不是第一次。行军中，尤其是作战中，遇不到村庄，只好在烂泥中打滚。这是战争中常碰到的事，并不稀奇。此刻不同，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已全部被我占领，市区的战斗业已结束，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在湿泥地上睡觉，是我们过惯了的战地生活，不稀奇。上海老百姓感到稀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本色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城市，有雨，居然不入民宅，就这么睡在潮湿的水泥马路上。中外战史上，像这样的胜利者，这样的占领军，也确实罕见。”
解放军入城部队良好的军纪，是陈毅刻意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解放军入城露宿三天，成为上海城市的集体记忆，目睹如此情景，怎能不令人心生感动？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后，解放军二十三军在靖江、太兴等地，一举突破敌人长江防御，乘胜南下，直指杭州。5月3日凌晨三点钟，杭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它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杭州解放！”
杭州苏醒了，初升的太阳，轻轻地揭开了雾纱，杭州露出了美丽的容光。酣睡了一夜的市民们打开门窗，奇迹出现在眼前：家家户户的屋檐下睡着解放军，整整齐齐，连成一片，连绵直接西湖边。他们一个个灰尘满面，睡着了，枪还紧握在手里。
部队进入了大城市，能不能像在农村一样，秋毫无犯地执行纪律，这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杭州旧政权崩溃了，但是，大街上仍然是“灯红酒绿”，扰得人眼花缭乱。有些花枝招展的女子，见了解放军也嬉皮笑脸，弄得战士们啼笑皆非，打骂不得。内部的思想也有点儿不稳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大家都想去逛逛。在进行入城教育时，部队规定了3条：不准占房子，不准拿东西，不准游览。杭州是举世闻名的风景胜地，不仅有许多宝贵的文物古迹，还有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解放军将保护好杭州，做得好坏，不仅对全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干部要以身作则。
刚进杭州时，许多高级的宾馆和住宅都空着，就连蒋介石的行宫、宋美龄的别墅，也是谁都可以进去。部队指示把这些大房子、大公馆封起来，不准任何人随便进去，有的地方还要派人站岗。还宣布：“杭州城里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他武装都是非法的。必须放下武器，立即解散，否则，军法论处！”
“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行下效，全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敌人仓皇逃跑时，丢下了不少的财物。蒋介石的行宫里、宋美龄的别墅里、资本家的仓库里，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俯拾皆是。我们的战士干部，在这些地方站岗值勤，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人多人少，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财物，不动心，不动手，无愧于解放军的称号。尽管同志们心里都想去逛逛杭州，但是，谁也没有擅离职守。家住杭州的同志，几过家门而不入。一有空闲，部队指战员都自觉地帮助群众修缮被损毁的房屋，清除垃圾，拆除障碍，把杭州打扫得干干净净。
解放军在帮助群众修缮房屋
历史上，兵火曾几次焚烧过杭州的寺庙和园林。解放军当年虽有千军万马到过杭州，然而，杭州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得到了新生。
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在小吴门举行入城式。10万人的欢迎队伍啊，那一天，王甸彬感触最深的，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热情拥护与支持。这一天顺利到来了，此前他几次进入长沙的经历，令他对这一点刻骨铭心。
王甸彬是河北蓟县（今天津蓟县）人，1949年8月随军南下参加接管长沙的公安工作。在长沙公安系统历任侦察股长、保卫股长、经保处长、副局长，1974年3月升任长沙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1991年离休。
7月4日的长沙，蓝天白云，苍翠的树叶沐浴着明净的阳光。简洁的书桌旁，老人一袭洁白飘逸的大褂，鹤发童颜，分外精神地与我们谈着往事。
是年83岁的王甸彬，1942年在家乡参加革命，那年他16岁，从事情报与肃特工作。就在那一年，他送区委书记突围躲开敌人包围圈，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安全到达兴隆县山区。突围的时候，他们只有2把枪、10发子弹。1945年年初，他在玉蓟宝联合县九区做公安助理，被扫荡的日伪军包围，是一位老妇人把身材瘦小的他藏进被窝才逃过一劫。谈起这些，王老由衷感慨：“没有老百姓，我早倒在日伪军的枪口下了。”
1949年春，上级一纸调令，王甸彬与7000多人随军从天津南下。他和100多位同志准备接管湖南省会警察局，作为南下工作团湘江大队公安第三中队。经过短暂的整编与学习，于6月2日自开封出发，经安徽蚌埠至南京。随后，从陆路秘密到达汉口，再坐船到达平江，步行进入长沙，驻扎在郊外东桥圣和中学。
在1949年8月5日解放军进城之前，他就于7月20日至28日，先后3次秘密入城，搜集敌特组织与其活动的情报。三进长沙城，他们找到了一名在中正路（今解放路）开诊所的“重要情报关系人”，得到了大量情报。之后，他们确定了《湖南省会警察局的情况及接管方案》，为顺利完成接管任务打下基础。
8月2日，王甸彬再次与几名队友提前秘密入城，为长沙解放与接管工作做情报搜集与肃特等相关准备。临近解放，长沙主要街道上，老百姓用高大的树木钉成“水浒寨”一样的栅门，晚上可以关闭“寨门”，封锁街道，阻止国民党军队自由调度。学校、工厂等重要机构日夜有人巡逻，防止敌特破坏。此时的长沙，随处可见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行动。
“没有老百姓，一切胜利都难以想象。”王甸彬说，湖南和平解放，地下党与其组织下的各界群众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以后，第四野战军数十万人进入湖南，第二野战军数十万人进军大西南，也要经过湖南。为保证人民解放军120万人马的粮草和上万干部的生活需要，保证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保证运输线的畅通，在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发动下，全省已解放的广大农村迅速掀起的群众性的征粮、借粮、支援子弟兵、支援前线的热潮，有力地支持了湖南乃至整个西南的解放。
“迎解联”负责人刘晴波曾这样回忆：5日傍晚，晚霞似火，残阳如血。群众队伍向各主要街道集合。当晚10多万人挤站在街道两旁，夹道欢迎入城解放军，庆祝和平解放。
亲历当日盛况、现已75岁的《湖南日报》退休职工罗章回忆，进城当晚，一条长长的队伍由小吴门进城，沿着中山路、蔡锷路、黄兴路到南大十字路出城，分驻郊区各地，足足地走了4个钟头。当这条队伍经过的时候，人们狂喜，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也高呼着“感谢长沙人民的欢迎”“建设新长沙”“军民合作团结一致”。
队伍经过中山东路、蔡锷路、黄兴路，老百姓不间歇地提送茶水，还有市民在自家门口为解放军摆上新鲜的瓜果。当年长沙河东学运区区委委员、现年86岁的杨竹剑老人看见，严整的解放军队伍里，战士们的衣服都汗湿了，却没有一个人走出队列来取瓜果和茶水解渴。市民便纷纷挤上前去，将茶水递给解放军战士，将瓜果塞在他们手里。除了茶水，其他东西都被战士们礼貌客气地回绝。
回绝不了的，是人民群众的盛情。年轻的女学生见到战斗员，激动地献上一束鲜花；天真的小朋友，鞠躬后跑上去送一面小红旗；更有慈母之心的老太太，看到汗流满面的战士，想不出别的慰劳办法，抡起手上的大蒲扇，挤上前去，为他们扇风。负责维持秩序的自卫队，简直是无可奈何。后来有一些人，自动地在解放军两旁手牵起手来，免得大家去搅乱行列。
群众自发杀猪送往军队，慰问解放军，祝贺军队取得战斗胜利
爆竹声一连几个钟点不息，响彻全城。罗章说，欢迎解放军的人群直到深夜两点才渐渐散去。
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战士们的一举一动，都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一个个动人故事，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8月5日深夜，担任长沙警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进入长沙驻地。指战员们为了不惊动人民群众，全部露宿街头。
次日清晨，一些早起的长沙市民惊奇地发现，长沙的街头静静地睡着解放军的官兵。早晨，居民们邀请解放军指战员们进屋休息，却被指战员们婉言谢绝。解放军，原来是这样的一支队伍，难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某团三连机枪一班，看见分配的房子太窄，怕住进去给居民添麻烦，仍然在街头休息。
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一边
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长沙街头睡午觉的战士，一些长沙居民们于心不忍，又一次邀请战士们进屋休息，仍被谢绝。
8月5日晚，解放军某部机枪连驮骡队进了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拴牲口，拴在附近的树上又怕牲口啃坏树皮，战士们便用自己的雨布、雨衣、毛巾等包裹着树干，然后再把牲口拴起。
第二天早晨，部队要转移时，饲养员看见牲口拉了粪便在地上，急忙用青草将粪便扫在一起，然后再用雨衣包起送往厕所。
居民们看见后，都不让他们用雨衣包，有的人赶忙跑回家去拿扫帚。可是，当他们拿来扫帚时，街道已经被战士们打扫得干干净净。
解放军进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部一连有个战士扫地时捡到一根线，马上送给了房东娭毑。娭毑说是拆被子时不要的线，这个战士就留下来作为钉扣子之用。同志们知道后，又要这个战士把线还给娭毑，娭毑很受感动，又亲自将线穿上针再送回来。可是，这根带针的线在桌上一直放了三天，也没有人动一下。
战士们烧饭的柴草，都是自己从郊外买了背回来的。
有的连队因把煮饭的锅借给群众，自己没有东西煮，就吃炒米。
8月7日上午，白崇禧由衡阳派出3架飞机飞临长沙上空盘旋，解放军某团一连九班战士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把自己挖的防空洞让给过路的居民，居民们感动地把战士们称为“人民的救星”。
当天深夜，大西门太平街起火，某团警卫连三排指战员们马上奔赴现场救火。一位居民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们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解放军半信半疑。今天我亲眼看见解放军真是太好了。长沙解放了，我们的心也解放了！”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时间定在1949年的3月23日。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叙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彻底失败的过程。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郭文连载完后仅20天，即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把它列为学习材料。
现在，全国胜利在即，中央机关要进城了，而且恰好也是进北京，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在考虑进城问题时，毛泽东就有这样的一种估计：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一致拥护，被作为六条重要规定。
毛泽东关于加强纪律的题词
毛泽东对北平这座历史古城，既熟悉又陌生。毛泽东青年时期，为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曾于1918年和1919年先后两次到过北平。30年后，在即将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前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浩浩荡荡地开向北平。
1949年3月21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和司令部作战科长尹健带着100多辆大卡车、20辆吉普车、轿车，分别从平、津两地出发，到西柏坡迎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往北平。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即将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离开被称为工校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临行前，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凝视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三月的北方，正是风沙季节，车队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负重前进，扬起滚滚烟尘。车轮下绵延的土路就像这支军队的发展壮大之路一样，曲折不平而又漫长，如今却连通并走向北平的康庄大道。
车队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平郊区的西苑机场，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将在这里举行入城式，检阅部队，接受各界代表的欢迎，与民主人士见面。千百张笑脸在欢呼歌唱，千百双眼睛都望着一个方向。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大作，欢呼声震天。受阅部队由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连以上干部组成，刘亚楼任阅兵总指挥。
当一发银白色照明弹腾空而起时，人民武装力量的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响亮地向毛泽东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毛泽东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50门六〇炮陆续发射500发照明弹，犹如千万颗亮晶晶的星星高挂空中。坦克炮塔上飘着红旗，坦克手精神百倍地一齐向自己的领袖们敬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无限欢欣，含笑还礼。受检阅的成排的高射炮、榴弹炮、重炮，全是得之于敌人的美式武器。摩托化步兵、乘坐卡车的战士们，个个雄姿英发。
检阅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驱车前往早已准备好的中共中央驻地——香山。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毛泽东用他那庄严而铿锵的湘潭口音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朱德总司令号召解放军指战员继续努力，向国内未解放的其余地区进军，实现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到1949年年底，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基本解放。一轮红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