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美国独立战争1763―1783

［1］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受到各种特殊情况的综合影响，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人们忘却或者忽视了其重大事件后面隐藏的真实原因和真正趋势。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人自己都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即从古希腊以来，所有伟大国家都是通过行动安排而不是言辞宣讲来开启他们的终极宏业。随着国家真正强大，国家的虚荣心也不断膨胀，不仅如此，它甚至在不断地超越其实力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虚荣心做了它在较小层面上从未失败过的事情。为了掩盖真正重要的战斗军团或让真正重要的战斗军团脱身，虚荣心一直在进行聪明且具有欺骗性的殊死搏斗。在美国，在每个镇、每个县、每个州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Gilbert du Motier）[1]这个名字。无数的街道，众多的城镇、机构、公园等等，都以这位年轻的法国侯爵命名。实际上，拉法耶特并没有采取导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的［2］任何决定性的或重要的行动或举措。

另一方面，关于弗金斯（Charles Gravier，comte de Vergennes）[2]或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3]几乎没有（如果有也是很少）美国人听说过任何赞美或赞赏之词。甚至马汉也只是提到“一个叫博马舍的法国人”。[4]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博马舍的影响远远大于拉法耶特。毫无疑问，为了挽救美国人的骄傲，人们将无上的赞誉送给了拉法耶特这位法国贵族。赞扬拉法耶特意味着绝对不会大大地减少或降低美国的功绩，但承认博马舍则无疑会带来这种后果。

美国人在对待战争中决定性军事行动方面的态度，与对待拉法耶特如出一辙。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只赢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即迫使英国军队在萨拉托加投降。[5] 很自然，美国人也不大关心1781年夏天那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激烈的海战行动中发生了什么，因为此次海战完全是由法国单独实施的。

同时期的意大利人也是如此，正如是法国将英国人从美洲殖民地驱逐出去的，意大利的统一也是在法国这个国家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意大利这个新生国家对其救世主般的朋友却只有冷漠的感激。如果这些人被告知，在1775至1783年期间以及1859至1866年期间，拯救他们的是教父式人物而不是它们自身的自由和独立之父，他们一定会极度愤慨。我们这样说没有任何讽刺意味。感恩似乎是某些动物而不是人类的一种天生品质，此外，感恩也不适合国家林立、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3］另一方面，极少有国家会得到众神的褒奖，能够赢得诸如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之战或普拉提亚（Plataea）之战的胜利。[6]

关于美国独立战争这一伟大战争，毋庸置疑，对英国叙述者来说，他们从来就没有积极承认过，1781年他们在法国人那里遭遇了一场滑铁卢，[7]其对英国利益的破坏性远远大于拿破仑最后一战对法国利益的破坏性。此外，自1760年10月20日之后，人们无法充分查阅到伦敦国家档案馆的文件。

最后，作为这场伟大战争真正的胜利者，法国从来不关心“一场斗殴事件”的具体细节。所有的主角和重大事件很快就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悲剧事件的发生而显得黯然失色。大约在13年前，法国收到许多有关记录法国介入美国事务的官方文件。[8]准确地说，多尼奥尔的这一巨著不久前才刚刚完工。至于当时法国的盟友西班牙和荷兰，他们重要的干涉和介入行动尚未被写入令人满意的历史作品中。

这些特殊的情况使得我们很难公正看待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所有事件、所有因素。但另一方面，史学家又必须寻求公正的评论以慰藉大家，历史事件影响越广泛、越全面，［4］其背后的控制因素就会越少。对科学史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确认，大型运动并不是由无数个小诱因所引起的，而是由数量有限的大诱因所引起的。牛顿成功地证明开普勒、布利奥（Ismaël Bullialdus）[9] 等人关于万有引力的推论是正确的，是对我们行星系统中大型运动令人满意的解释。牛顿取得的成功既是对日益增多的大型运动中诱因数量在逐步减少这一学说最好的解释，同时也是该学说最强有力的证明。

因此，通过分析1775年至1783年这段时期中浩瀚的人物、事件及措施，完全有可能发现那些导致事件发生、引导潮流、掩盖暗流的控制性诱因。

美国独立战争被认为是英国或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对讲英语的国家来说。实际上它是发生在欧洲的一场重大的国际盛事。在差不多整整两百年的时间里，所有伟大的战争都是欧洲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也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内。从1618年到1815年，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例外，欧洲只受到国际战争或者说欧洲内部战争的蹂躏。

我们注意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1815年以来，欧洲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此类国际战争，并且总是成功地将可能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本地化，例如克里米亚战争或普法战争。这种远离国际战争的做法可能是先进的，但它与道德理想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道德理想的实现［5］仍然属于不切实际的希望范畴。这是因为自1815年以来，每个欧洲大国都对其领土感到满足。1815年之前，每个大陆国家在各个纬度上都拥有数量庞大、偶尔令人困惑的“飞地”（见后记）。

因此，普鲁士、奥地利或是巴伐利亚根本没有任何统一的领土。其直接后果就是，这些在各个方向都很脆弱的国家对邻国所有的政策都特别关注，这些政策最终可能会削弱或助长它们自己对领土的希望。1815年之后，“飞地”的数量日益减少，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早已不再缺乏统一的领土。除非这些国家中的某个国家受到直接攻击，否则它对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毫无兴趣。

在之前的18世纪，情形则完全不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1740—1748）、弗里德里希大帝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国际性战争。这些战争都涉及欧洲列强的实质性利益即领土利益。所有这些战争都是通过国际和约才得以终止的，诸如《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1 7 1 3）、《拉什塔特和约》（Treaty of Rastadt） （1714）、《第二亚琛和约》（Peace of Aix-la-Chapelle）（1748）、[10]《胡贝尔图斯堡和约》（Treaty of Hubertusburg）（1763）和《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1 7 6 3）、《巴塞尔和约》（Treaty of Basel）（1 7 9 5）、《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 （1797）、《吕内维尔和约》（Treaty of Luneville）（1801）、《亚眠和约》（Treaty of Amiens）（1 8 0 2）、《普雷斯堡和约》（Treaty of Pressburg）（1805）、《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1807）、《申布伦和约》（Treaty of Schönbrunn ，1 8 0 9）（又称作《维也纳和约》） ［6］及维也纳会议（1814—1815），等等。

美国独立战争是发生在18世纪的一次国际性或者说欧洲内部的战争，1783年《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83）的签署结束了此次战争。19世纪下半叶，法国、普鲁士及英国在促进意大利统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政治利益，而与之相同，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英国手中夺取美洲殖民地是除英国之外一些欧洲大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这是整个美国独立战争的本质之所在，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并席卷四大洲的所有海域。

欧洲内部之间的利益考量毫无疑问是美洲殖民地居民最终取得成功的主要动力和原因，但我们必须仔细调查事实，同时考虑到这些殖民地居民自身的利益。假如美洲殖民地居民没有受到诱惑，从而不顾与强大的英国开战可能带来的苦难和绝望，坚持要求从母国分离出去，那么无论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想削弱和羞辱英国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它们的共同努力也将毫无效果。因此，为了正确了解殖民地起义及其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或美洲原因，在深入了解欧洲国家间政策的细节之前，我们必须研究造成殖民地居民强烈不满的真实原因。正是这种不满使得美洲殖民地居民首先进行逆向反思，紧接着就转向威胁性请愿并爆发骚乱行为，不信守公约，不效忠议会，公开叛乱，最终与英国公开宣战。

［7］关于造成不满的原因，目前看法主要集中在美洲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皇室各种违宪措施的愤慨之情，或是对美洲殖民地进行不明智的征税所引发的愤慨情绪。这些征税提议依次由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11]唐森德（Charles Townshend）、[12]诺斯勋爵（Frederick North），[13]特别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出。除了高压专制的孤立行为，1765年的《印花税法》（Stamp Act），1770年、1772年和1774年对各种商品进行征税等诸如此类的措施，据说也足以激发殖民地居民良好的道德品质或讲究法律的品性，逼迫他们采取反叛行动，尽管这些措施没有对殖民地居民产生经济上的压力（税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更多的金钱）。这种解释的好处是既能取悦英国人，又能取悦美国人。

英国人带着家长式骄傲的微笑，欣赏着自己属地的人民为了追求权力和法律等理想而举行反抗的场景。正是对权力和法律的追求激励着约翰王时代（1215）兰尼米德（Runnymede）地区[14]的贵族们，激励着《牛津条例》（Provisions of Oxford）（1258）[15]颁布后乌云密布时代的贵族们，激励着1642年6月提出《十九条建议》[16]的古典时期的贵族们，激励着《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8）[17] 古典时期的贵族们。正如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所说：

噢，你，把人送出去

统治着陆地和海洋，

狮子般的坚强母亲，

为那些从自己那里榨取权力的

强壮儿子感到骄傲！

带着英国人特有的伦理情感，美国人再一次感到高兴，并由此相信殖民地男男女女［8］深切的道德愤慨引发了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是导致1775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

在丝毫不想贬低道德愤慨的价值和理论之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道德上的震动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除非有对物质利益的持续考虑作为支持。毫无疑问，在白人所取得的更加伟大的历史成就中，理想的动机或公开或私下总在发挥作用，但从其强度可以推断出，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展能力还很有限。在一些事情上，基督教的深邃智慧比在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七天中诞生理想的一天，这是理想动机的力量与汲取更多世俗来源的动机的真实比例。无论如何，在历史探询中，虽说不是更高尚但至少是更明智的做法，是在漫长和令人厌倦的斗争中寻找更加直接、更加具体的原因。

与奥提斯（James Otis）[19]和布兰德（Richard Bland）[20]就宪法问题进行的抽象推理或新英格兰清教徒的道德起义相比，直接而具体的原因在坚定殖民地居民的心灵和思想方面无疑发挥了更多作用。欧洲的历史，甚至是欧洲之外许多地区的历史，即使不是全部，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这种地缘特征来书写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称之为地缘政治。［9］作为历史和谐与不和谐旋律的真正通奏低音，地缘政治决定了决定性事件的趋势和基调。毫无疑问，历史并不仅仅是一场棋局，人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棋子。但只要充分认识到人的影响，特别是历史人物的影响，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人类被地球及其自然地理构造所局限、推动或阻碍。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在历史中，人类代表纵坐标，地球代表横坐标。很显然，为了真实地构建事件发生的曲线图，我们必须首先使用横坐标，然后才是纵坐标。

毫无疑问，殖民地人民之所以对英国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原因就是圣詹姆斯宫廷（Court of St.James）在对待殖民地广袤的腹地方面采取了具有致命性错误的政策。这种敌对情绪是持久的、实质性的，同时包涵着理想的前景。北美殖民地有一块广阔的腹地，根据条约规定是从阿勒格尼（Alleghany）山脉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但实际上是一直延伸至太平洋。为了拥有这片广阔的腹地，殖民地人民于1755年至1762年情绪激昂地参加了英国对抗法国的战争。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和其他探险家的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殖民地被历史上最肥沃同时也最广袤的腹地所包围或补充，这一点当时已众所周知。无论是中美洲还是南美洲，无论是现代埃及还是南非，更不用说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都不曾拥有如此广阔、如此容易进入或适合耕种的腹地。

［10］早在列克星敦（Lexington）战役之前，卡弗（Jonathan Carver）、罗杰斯（Robert Rogers）、阿代尔（James Adair）、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和其他殖民地作家就已在作品中对这块腹地有了充分的描述。殖民地居民意识到这块腹地有着无限发展空间和无限繁荣的可能性。近代俄罗斯并没有在与普鲁士或奥地利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浪费巨额且宝贵的财力和人力，而是一直倾向于占领并充分利用其从乌拉尔到中国满洲的广阔腹地；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也有意无意地认为，他们真正伟大的命运就在这块腹地，而不是在与大不列颠的联系中。这一决定性因素对于当时大多数有思想的人来说非常清楚，以至于那些在各个方面异于常人的人都预测到，一旦将法国人从俄亥俄河谷和湖区赶出，即一旦腹地问题成为实际的政治问题，殖民地就将分裂。诸如加拿大魁北克战役中的法国指挥官蒙特卡尔门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弗金斯等人，都如是认为。

在1763年刚与法国签署和平协议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于1763年10月7日发布《1763年公告》（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公告禁止殖民地上国王“可爱的臣民”从印第安人那里收购土地，或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任何定居点上耕种。该公告并不是一纸空文。1772年，殖民地居民关于在俄亥俄河流域定居的请愿遭到贸易专员的断然拒绝。希尔斯伯罗勋爵（Lord Hillsborough）认为1763年的公告非常明确，不可能以［11］其他方式来解释。当然，《1763年公告》并没有阻止无数殖民地人民不断占领这片腹地的企图。伦敦国家档案馆仍然有大量法律和行政文件，记录了殖民地人民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持续不断的侵占行为。在这些文件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的真实脉动。

与个人一样，国家通常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促使其采取行动的主要动因。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那个时代的活页文章撰写者或传记作者用固定的术语告诉我们，大多数殖民地居民对英国政府提出或颁布的一些措施表现出令人奇怪的持续敌意，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任何原因都有可能。1774年以后，英国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一再表现出一个宗主国所能给予其忠诚殖民地的所有和解，这一点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无论查塔姆（William Pitt，1st Earl of Chatham）[21]的温和还是柏克（Edmund Burke）[22]的智慧，无论乔治国王或诺斯勋爵的冷酷专横还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23]的雄辩口才，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现实。长期以来，殖民地居民一直非常坚决。除了彻底决裂之外，他们不接受其他任何解决方案。一旦认定所占领的这片土地赋予了自己伟大的使命，他们就希望能够合法地对其进行扩展，自然也就不可能听从或接受任何无法提供安全保障的建议。如果能够不受英国法规或英国资本家的干扰和控制，广袤肥沃的腹地立即将成为他们［12］取之不尽的物质来源和伟大民族的安全保障。

人们都习惯谴责乔治三世、诺斯勋爵、唐森德和格伦维尔。但是查塔姆伯爵、柏克或福克斯是否更清楚地洞见了美洲起义的真实原因？他们是否掌握了殖民地人民不满的真正的、最根本原因？事实上，尽管这可能看起来有些苛刻或奇怪，但如果一定要有愧疚感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查塔姆伯爵在殖民地的丢失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乔治三世或诺斯勋爵要大得多。殖民地人民可能有着（事实上他们已经拥有）强烈的愿望，希望从英国分离出去，这一愿望尽管非常合法，但从提出到实现是一桩遥远且艰巨的任务。

1763年至1775年期间，英国变得空前的强大、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可怕。她的海军在欧洲、美洲和亚洲水域中取得了重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她的军队在德意志、美洲和印度表现出了卓越的战斗力。英国发现自己成了历史上首个真正的帝国。自1764年以来，印度的孟加拉邦、比哈尔邦（Behar）和奥里萨邦（Orissa）都成为英国的领土。法国被赶出美洲，英国征服了法国的大片殖民地。在欧洲，英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同时，随着政治和军事力量史无前例的扩张，英国开启了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的宏伟事业。大不列颠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发明，这是其他国家完全不能与之相媲美的。英国工商业资源所创造的国家财富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创造财富的总和。

［13］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发动一场反抗英国的起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绝非易事。如果查塔姆伯爵在1766年或1767年实施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在1866年所采取的明智的温和政策，他本可以通过阻止法国向美洲殖民地提供帮助将美洲殖民地孤立起来，从而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军事胜利。1866年，尽管对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取得重大胜利，但俾斯麦突然放弃了普鲁士对奥地利的世俗敌对政策。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萨多瓦战役（battle of Sadowa）后，这一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非但没有屈服于普鲁士军方（普鲁士军方叫嚣着要求让胜利的大军进入维也纳），俾斯麦还威胁说，他宁可自杀，也不同意对奥地利进行任何不必要的羞辱。因为他知道，在消除或麻痹奥地利的敌对情绪后，普鲁士以后将会需要奥地利的友谊和帮助。

1763年后，在对待法国问题上，查塔姆伯爵所处的位置与1866年8月俾斯麦对待奥地利的位置完全一样。1763年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法国与英国实际上一直是世仇。1763年后，对英国来说，她对法国的敌意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英国已不可能从法国夺取更多的殖民地，也不再担心普鲁士或者法国对其大陆属地（汉诺威）的威胁。苏格兰自1746年以来已经明确接受其在大不列颠的地位，爱尔兰也保持沉默，法国的阴谋翻不起任何大浪。

显然，当时查塔姆伯爵的政策本应尽量不激怒法国，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法国的［14］友谊。当时法国正处于西方各大国的中心位置，同时从地理构造来看，法国既是陆地强国又是海洋大国。与处于进攻时期的法国相比，处于防御时期的法国更加危险。在进攻态势时期，（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总是会激起周围国家的敌意，即使在战场上战无不胜，也不得不放弃勃勃野心。但当处于防御态势时，法国总是并且永远能够成为战争中最令人畏惧的对手。她能够最大规模地加强其盟友的海上和陆上力量，从而对最终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法国历史上的这一明显的经验教训，加之上面提到的因素，查塔姆伯爵拥有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动机去采取明智政策。这个明智政策就是放弃将法国作为英国的世仇这个世俗观念。这一世俗观念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它只是无知的、愚蠢的传统主义政治思想在作祟而已。

只需要对欧洲“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及之后所形成的国际和外交局势进行简单考量，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论述。查塔姆伯爵在其国家“世仇”方面遇到的问题，当时其他三个大国（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政府也同样面临。在法国，同样的问题被提出讨论并引发人们的兴趣，这样的情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调，［15］法国波旁王朝始终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采取非常敌视的态度，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是“世仇”。

然而，18世纪50年代，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考尼茨伯爵（Count Kaunitz）[24]及其继任者斯塔海姆贝格伯爵（Count Starhemberg）说服法国政府放弃对奥地利的世俗敌意，并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1756年12月两国结盟，1757年再次结盟）共同对抗普鲁士。这种匪夷所思的“立场转变”是考尼茨伯爵和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25]凭借坚持与狡黠而获得的胜利，但这无疑是法国国王所采取的最不明智的措施之一。这个联盟不能也不会给法国带来任何值得为之奋斗的回报。事实证明该联盟给法国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它是1757年至1763年法国在美洲、欧洲及亚洲遭受的所有灾难的直接原因。这一切主要是在一个年轻女人的鼓动怂恿下完成的，即法国国王的情妇兼首席大臣蓬帕杜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Pompadour）。而蓬帕杜侯爵夫人根本不具备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查塔姆伯爵在1763年后未能正确把握的问题，法国政府确切地说是蓬帕杜侯爵夫人在1756年同样也没有正确地加以解决。但其他两位女君主却不是这样。特蕾西亚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秉承着哈布斯堡与波旁王朝之间是宿敌这一信念，即使在法奥联盟之后她也曾无意中表达了她的这一信念。但她明智地压制了她的这种感情，并在某种屈辱的条件下默许了其家族外交政策的彻底变革。尽管采取［16］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善她的境况，但是特蕾西亚却能够在几乎不触及自己行省的情况下，把“七年战争”的所有苦难加到弗里德里希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26]的领地及其臣民身上（尽管没有加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本人身上）。

另一个掌控伟大国家的女性是俄罗斯的凯瑟琳二世（Katharine II）。[27] 她于1762年登上王位，很快摆脱了她那令人厌烦的丈夫。同时，凯瑟琳二世也被立即要求就她的外交政策的意义和方向，特别是就对待邻居普鲁士的政策做出决定。那个时候的俄罗斯人及俄罗斯政府都坚信普鲁士是莫斯科大公国的“世仇”。凯瑟琳的前任伊丽莎白一世曾为这一信念牺牲了数百万的财力和数十万的人力。

但凯瑟琳并没有沉迷于沙文主义的幻想。她清醒地认识到，与法国和奥地利存在敌意的普鲁士永远不可能对俄罗斯造成危险。另一方面，极度贫瘠的普鲁士也不可能成为俄罗斯有意义的战利品。因此，这位昔日的德意志公主，现在的俄罗斯沙皇，带着极大的愤慨公开表示，她也将毫不动摇地继续执行古老的俄罗斯政策，即对普鲁士国王这个头号敌人采取敌视政策，但当天晚上，她却私下里派一名特别信使到弗里德里希大帝那里，向他保证她的公开宣示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堵住俄罗斯宫廷的指责。这充分证明凯瑟琳的聪慧过人。在向弗里德里希大帝保证她友谊的过程中，她证明了她意见的正确性。而自那以后俄罗斯—普鲁士的历史也表明了她的正确，［17］即自1762年以来两国都不曾拥有向对方开战的重大理由。

人们注意到，凯瑟琳二世和特蕾西亚这两位女性，比同一时期出现在英国的那个“唯一的男子汉”更好地把握了18世纪中期政治形势的真谛，这多少令人有点不舒服。无论是1763年的《巴黎条约》[28] 签订前还是签订后，查塔姆伯爵始终认为法国是英国最大的敌人。他不知疲倦地持续煽动英国国民对这一“宿敌”的民族情感。他意识到，仅仅是该条约中的单独一个条款（即第十三条）就足以让法国满怀复仇的渴望。根据该条款，法国同意以最屈辱的方式拆毁其在敦刻尔克港的防御工事。该条款规定：

在交换现条约的批准书之后（法国）应立即拆毁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并拆毁保卫出海口的所有堡垒和炮台。与此同时，还应规定以英国国王批准的方式来确保良好空气和居民的健康。

一个骄傲的国家，决不会接受如此傲慢地在她邻近的领土上处理港口和武器问题。如果有人认为，英国通过收购加拿大和美洲广袤的内陆地区，［18］从而获取的领土已经远远超出英国未来几代人进行帝国扩张所能获得的土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牺牲法国为代价的，那么他会很难理解查塔姆伯爵为什么会执意坚持对法国的仇视。法国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对英国造成任何伤害，也无法阻挠英国实现其雄心壮志。

然而，查塔姆伯爵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既没有像凯瑟琳二世在1762年对待普鲁士那样，也没有像俾斯麦在1866年对待奥地利那样。相反，查塔姆伯爵继续采用那种陈旧的、现在看来毫无理由的仇视法国的做法，不断激起人民对法国的仇视。也许是他身体的极度虚弱影响了他思维的清晰。不管怎样，查塔姆伯爵非但没有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安抚法国，反而在不断扩大和加深令法国痛苦的伤口。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可能会被削弱但绝不会被制服的国家，法国急切地寻求机会洗刷英国1763年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就是理所当然。这个机会出现了。起初，法国更多的是采取纯学术的形式，但很快就演变成最严厉的军事和政治措施。法国人在学术上干涉广大所属美洲殖民地的形式，是向殖民地居民施加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种种影响。《百科全书》[29]这一巨著的作者包括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赫（Paul Henry Holbach）、[30]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31]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32]以及［19］其他有名的人。他们在18世纪下半叶对整个欧洲和美洲思想的影响程度，对现代人来说似乎相当令人费解。在阅读《百科全书》的文章时（不得不承认，怯懦的出版商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富有技巧地篡改），人们不能不对其温和且丝毫不带攻击性的语气以及相对小型的创意感到惊叹。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文章和书籍提出的观点都非常大胆且更加激进。《百科全书》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它提出的观点，其历史地位取决于它对同代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前拉丁文书籍中所讨论的观点是针对隐居的学者；现在，诸如斯宾诺莎或阿尔图修斯（Johannes Althusius）等人的政治观点首次以一种实实在在且颇具吸引力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百科全书派学者们的人格魅力。这些才华横溢的先生个个都极具个人魅力。他们聚集在乔芙兰夫人（Madame Geoffrin）、[33]埃丝皮纳斯夫人（Mademoiselle de L’Espinasse）、德皮奈夫人（Madame d'Epinay）及其他因智慧和魅力而著称的女性的沙龙里。他们的谈话内容，整个文化圈都在聆听、报道和传阅。如果我们将百科全书派学者们的谈话内容、信件及小册子所带来的影响，与当今“领导人”或新闻界伟大代表的文章对道德和智力的影响相提并论，那我们可能远远低估了事实。

百科全书派学者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就是卢梭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20］该书用词华美、措辞清晰，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够媲美。此书包含了系统的政治学说，以极大的热忱关注广大民众最深切的政治渴求。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小说。《社会契约论》这篇政治作品迅速地在美洲殖民地传播开来，乃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在美洲殖民地，人们潜意识的以及没有公开宣布的愿望使得他们只愿意认同卢梭宣扬的观点，认为其充满着激情和真理，能给人带来灵感。可以肯定且很容易就能证明的是，这个正统的加尔文派信徒及他的百科全书派同事们的政治观念对殖民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观念得到狂热的追捧和讨论。绝对不要低估这些法国思想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们可能不是头等重要的，但在殖民地反抗大不列颠的伟大斗争中，这种次等重要或法国实质性介入所发挥的作用却要大得多。

这种实质性介入主要通过一个叫博马舍的男人来发挥作用。博马舍所拥有的道德素质和文学素养似乎注定他将具有完全不同的功绩。博马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巴黎人，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激情和冲劲，创作出了一个不朽人物，即《费加罗的婚礼》（Le Mariage de Figaro）中的费加罗。博马舍是一个钟表匠、发明家、宫廷竖琴师、各个商业企业的推动者、伏尔泰作品的出版商、不朽喜剧作品的创作者、无可比拟的小册子文章撰写者。他参与了一系列无休止的阴谋、决斗、冒险，并执行了对英国和德意志的秘密政治使命。

［21］简而言之，博马舍精力旺盛、足智多谋，令人惊叹。他高超的智慧和卓越的文学才能使他最普通的行为都熠熠生辉。他诚实守信、慷慨大方，他的一生非常坦率且非常高尚。博马舍是一位勇敢、坚韧的斗士，经历过数千次的法律或政治斗争，他的整个一生都显示出他是一位热心、真正的男子汉。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剧作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名言是对博马舍最恰如其分的描写，没有人比他更符合这一名言：

我的功勋，就像装饰品一样佩戴在我的身上，

我的智慧，就像胡须一样缠绕着我的头脑，(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是在拥挤的人群中还是在分散的个体那里，

我像马刺一样，让真理响彻云霄！

这个“轻浮的法国人”早就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国家雪耻，向英国报复，他要给英国造成极度可怕的损失，来洗刷1763年条约给法国所带来的耻辱。在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爆发之前，他就清晰地预见到了这场战争。他不断向法国政府且后来还向西班牙政府请愿，鼓动法国伟大的外长弗金斯及其在西班牙的同事阿兰达伯爵（Conde de Aranda），成功地游说他们支持他的宏伟计划。一开始是200万法郎，随后是更多的钱财，由两个波旁政府提供给“费加罗”的作者支配。

差不多在法国和西班牙公开向英国宣战的前两年，博马舍以罗得利格荷尔达来兹公司（Rodrigue Hortales et Cie）的名义在勒阿弗尔（Le Havre）设立了他的总部。正是从勒阿弗尔，博马舍于1776年和1777年给北美洲送去大量的帐篷、物资和各种设备，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其中包括30，000支步枪、200多门加农炮等等。［22］“我的远洋船队”（博马舍自己所称的）与殖民地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副手们，特别是迪卡尔布（Johann de Kalb）和不可或缺的施托伊本（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组织了殖民地军队。他与他的船长、军官们以及与法国政府的通信往来非常密切。他与李将军（Arthur Lee）、迪恩（Silas Deane）以及远在巴黎的那位威严且谨慎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之间的交易数不胜数，虽然很多时候他与这些人打交道并不那么愉快。在面对无数的经济或军事困局等突发情况时，博马舍一直都是从容不迫。我们绝对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博马舍的机智和才能，美国在最初的两年内是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尽管华盛顿精力充沛、忠诚可靠且为人诚实正直，大陆军还是遭受了严重的遗弃、背叛、漠视，军队中还滋生了胆怯退缩的情绪。是法国，在1778年夏天之前是博马舍，每次都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博马舍一直都精力充沛，从不气馁也从未陷入绝望。但共和国政府从未承认他所做的贡献。更有甚者，多年之后，在博马舍几乎陷入穷困潦倒，要求部分赔偿他在为美国服务时无可置疑的个人损失时，他及他的孩子们还见识了最冷酷、最不可理解的忘恩负义。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

在美国所有公共场所，从来都没为他竖立过任何纪念雕像。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要么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要么只是个聪明的剧作家。终于，美国人为罗尚博伯爵（Jean 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comte de Rochambeau）[34]竖立了一座雕像，尽管竖立得非常晚。1781年约克镇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两个法国人，罗尚博是其中之一。人们希望美国人也能够为博马舍竖立几座类似［23］的纪念碑，在帮助美国人获得民族独立方面，博马舍比其他任何一个非军人都要做得优秀。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都非常大，但战争本身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事件。它持续了八年之久，在美国东部领土和几乎所有的海域进行。战略问题归根结底是海权问题。英国只要能够控制住大西洋，就能轻易地向殖民地派遣新的军队（大部分是雇佣军）。而一旦丧失对海洋的控制权，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权事实上也就丧失了。1777年10月在萨拉托加，伯戈因（John Burgoyne）率领的不到四千名英国士兵被迫向盖茨（Horatio Gates）率领的一万四千名美国军队投降。凭借这场胜利，殖民地实际上在战争结束的前三年就已经拥有了北部殖民地的所有权。

但是纽约、中部和南部殖民地仍然由克林顿（Henry Clinton）、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及其他英国指挥官所控制。1781年8月和9月，法国人在格拉斯（Comte de Grasse）伯爵的指挥下，挫败了英国将军胡德（Samuel Hood）和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进入切萨皮克湾解救康沃利斯的企图。康沃利斯在约克镇被罗尚博伯爵和华盛顿将军率领的七千名法美联军包围。格雷夫斯海军少将与格拉斯伯爵的海上交战持续了五天，战斗在亨利角（Cape Henry）展开。

这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或者说一系列战斗彻底剥夺了英国对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控制权，并决定了康沃利斯的命运。［24］这是英国的海上滑铁卢，也是近代最不被人注意的军事事件之一。英国人和美国人听说过亨利角之战估计都不到万分之一。有关这场决定性胜利的所有细节从未公布过。在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书籍中，这场战斗既没有确切的名称，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历史评价。的确，这并不是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件。关于这场战斗最基本的重要性，我们没有必要欺骗世人，让他们产生错误的认知。此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恢宏壮丽，而在其效力和后果。

1620年的白山（White Mountain）战役[35]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1800年的马伦哥（Marengo）战役[36]对拿破仑来说是法国军队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次胜利。然而，由于白山事件，波希米亚直到今天仍然失去了她的独立地位。凭着马伦哥战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德赛（Louis Charles Antoine Desaix de Veygoux）的帮助下，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亨利角之战产生的最终效果远远超过滑铁卢战役。尽管叙弗朗（Le Bailli de Suffren）于1782年和1783年在马德拉斯和锡兰之间的海域战胜了英国舰队，但其效果根本无法与格拉斯在亨利角战役所取得的决定性优势相提并论。叙弗朗的胜利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格拉斯的行动却导致英国最终失去了美洲十三个殖民地。法国“百科全书”派所提出的建议、博马舍所进行的巧妙的个人努力，这一切都由格拉斯通过一场成功的海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5］人们习惯于指责拿破仑愚蠢地高估了自己。同样，人们也习惯上指责路易十四野心勃勃，指责他企图征服欧洲的想法太荒谬。但很少有人知道，乔治三世未能将13个殖民地保留在大英帝国版图内，主要是因为他的野心与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野心本质上是一样的。诚然，乔治国王并不打算统治欧洲，他只是试图挑战欧洲的主要强国。与美国作战的同时，他还鲁莽地与法国、西班牙以及荷兰作战，并挑动波罗的海诸国的敌意。路易十四因为同样的傲慢和挑衅行为，遭受了布伦海姆战役（Blenheim）、[37]都灵战役（Turin）、[38]马尔普拉凯战役（Malplaquet）[39]的失败。拿破仑由于犯下了挑战欧洲这一类似错误，在莱比锡和滑铁卢遭到了碾压式失败。同样，由于类似的致命错误，乔治国王丧失了英国的主要军事实力，即她的海上力量，并最终丧失了作为一个帝国曾经拥有的最广袤最富饶的殖民地。

欧洲是希腊非凡才智和罗马军事力量的继承者，无论是某一两个欧洲大国，还是其他非欧洲国家加在一起，都无法挑战欧洲。波斯帝国因挑战古希腊而失败；迦太基因为挑战罗马而没落；而美国的崛起，主要是因为英国在18世纪愚蠢地去挑战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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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第一个志愿参加美国革命的法国贵族，在约克镇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英军。1789年出任法国国民军总司令，起草《人权宣言》并制定三色国旗，成为立宪派的首脑，风云一时。1830年再次出任国民军司令，参与建立七月王朝。由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被称为两个半球的英雄。

[2].弗金斯，即格拉维耶（1717―1787），是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1774年担任法国外交大臣，策划与北美洲殖民地居民结成同盟，帮助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摆脱英国的统治。同时他还成功地在欧洲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力量均势。

[3].博马舍（1732.1.24—1799.5.18）法国戏剧学家和冒险家，是法国继莫里哀之后又一杰出的喜剧作家，是重要的启蒙主义剧作家，他的优秀剧作起着从古典主义向近代戏剧过渡的桥梁作用。博马舍的一生处在法国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

[4].［原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Influence of Sea-Power，1660―1783），参见页345。

[5].萨拉托加大捷是世界史上著名的战役，是北美英属殖民地十三州独立战争的转折点。这次战役开始于1777年9月19日，在战斗中英军死600人，美方死300人。美国历史上称这次遭遇战为弗里曼农庄大捷。

[6].这些战役都是希波战争中的重要战役，均以波斯军队的失败告终。经过这些战役后，希波战争的主动权就完全被希腊人所操纵，最后希腊人不仅将波斯人彻底逐出欧洲，还解放了长期以来被波斯占领的小亚细亚沿岸各希腊城邦。

[7].指爆发于1781年的约克镇围城战役。通常认为这场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后一场陆上大型战斗。在康沃利斯的军队投降之后，英国政府决定进行谈判并结束这场战争。

[8].［原注］见多尼奥尔（Henri Doniol），《法国参与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外交信函和文件》（Histoire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rance a L’establissement des Etats-unis）。

[9].布利奥（1605―1694），17世纪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及数学家、光度学创始人。

[10].《第二亚琛和约》，又称《爱克斯·拉夏贝尔和约》，由法国、英国、荷兰和奥地利在第二次亚琛和会讨论后于1748年10月18日签订，亦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终结。签署地点在当时属于法国的亚琛的爱克斯拉夏贝尔宫，由英国和法国代表主持。

[11].乔治·格伦维尔（1712—1770），英国辉格党政治家，1763年至1765年曾任英国首相。

[12].查尔斯·唐森德（1725—1767），曾任英国财政大臣，在印花税条例废除后，曾提出《唐森德税法》。

[13].弗里德里希·诺斯（1732—1792），于1770年至1782年出任英国首相，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方重要人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任英国首相。

[14].英格兰国王约翰最初于1215年6月15日在温莎附近的兰尼米德订立大宪章，大宪章以法律限制了英国王室的绝对权力。

[15].《牛津条例》是英国于1258年颁布的条约，是限制王权的第二个文件。

[16].1642年6月1 日，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出了十九条建议，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简言之，就是要国王交出一切政教大权。

[17].《权利法案》是英国历史上自《大宪章》以来最重要的一部法案，它既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的前身。它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和法律基础，确立了议会所拥有的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开始在英国建立。

[18].丁尼生（1809—1892），第一代丁尼生男爵，是华兹华斯之后的英国桂冠诗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及最具特色的诗人。

[19].奥蒂斯（1725年2月5日—1783年5月23日），美国独立战争前准备阶段的政治家，他系统阐述了18世纪60年代殖民地居民在英国统治下的苦难。

[20].布兰德（1710—1776），政治家，生于弗吉尼亚。自1745年至美国独立战争之时任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议员，1774—1775年任大陆会议代表。他著有《英属殖民地权利探询》（1766年），这是发表最早的有关捍卫殖民地在征税问题上的立场的论著。

[21].即威廉·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1708—177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在政府任国务大臣一职期间，曾经凭“七年战争”（又名法国—印第安战争）而声名大噪，后来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一职。

[22].埃德蒙·柏克（1729—1797），爱尔兰裔的英国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及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23].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自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担任下议院议员长达38年之久，是皮特担任首相期间的主要对手。福克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大力谴责策划派兵镇压革命的首相诺斯勋爵及英王乔治三世。至于在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日子，他亦对革命予以支持和肯定，并极力反对英国政府对法国作战，以及对国民实施的一系列战时高压政策。

[24].考尼茨（1711—1794），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家，“七年战争”到1792年之间的奥地利君主国首相、亲王，长期负责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一生敌视普鲁士。1740年他进入奥地利外交界，负责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对外政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纵横捭阖，使参战各国联盟逆转，引发了世界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外交革命。

[25].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大公和国母，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她使丈夫和儿子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冠，使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重焕活力，奠定了奥地利大公国成为现代国家奥地利帝国的基础。

[26].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又译作腓特烈二世，后世尊称其为弗里德里希大帝，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第三位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在位），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作家和作曲家。弗里德里希二世生于普鲁士首都柏林，1740年即位。曾两次发动西里西亚战争，1756年又发动“七年战争”，1772年和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大公国趁波兰内政危机之时第一次瓜分波兰，获得西普鲁士。1785年组建由15个德意志邦国组成的诸侯联盟。1786年在波茨坦去世。他被公认为欧洲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欧洲开明专制和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27].凯瑟琳二世（1729年4月21日—1796年11月17日），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十二位沙皇，俄罗斯帝国第八位皇帝（1762年7月9日—1796年11月17日在位），也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

[28].即“七年战争”的交战双方于1763年2月10日在法国巴黎签订的和约，标志着此次战争的结束。

[29].《百科全书》是1751年至1772年间由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编撰的一部法语百科全书。共17卷正编，11卷图编。此后其他人多有补编，1780年再版时共有35卷。《百科全书》主编为狄德罗，副编为达朗贝尔。

[30].霍尔巴赫男爵，法国哲学家，无神论者。 1723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一商人家庭。1735年时移居法国。1744年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读书。1749年回到法国，后继承伯父的男爵爵位。与狄德罗等人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是“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之一。

[31].孔多塞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1782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伦特宪法。

[32].达朗贝尔，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一生在很多领域进行研究，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哲学、音乐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有很多建树。著有8卷巨著《数学手册》、力学专著《动力学》、23卷的《文集》、《百科全书》的序言。他很多的研究成果记载于《宇宙体系的几个要点研究》中。

[33].法国著名的沙龙主办人，她对来客不看出身、财富、权位，而只看才智，所以她的沙龙，智慧是主导。丰特奈尔、达朗贝尔、孟德斯鸠、伏尔泰、爱尔维修等都曾是她沙龙里的座上宾，当时外国宾客到巴黎，都以能参与她举办的沙龙为荣。

[34].罗尚博伯爵（1725—1807），法国军事家，法国贵族和法国元帅。罗尚博伯爵帮助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期间，他担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率领法军支援美国革命，帮助美国大陆军对抗英军，在维吉尼亚州的约克镇击败英军。他被认为是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元勋之一。

[35].这是三十年战争早期的一场战役，1620年11月8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发生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天主教军团由蒂利伯爵统率，击败了波希米亚国王兼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新教军团。战败后，波希米亚（捷克）失去了独立地位，而新教也一直被禁止到1648年。

[36].马伦哥战役，于1800年6月14日爆发，为法国与奥地利帝国于第二次反法同盟时期的一场战役，是拿破仑执政后指挥的第一个重要战役。这次战役对于巩固法国脆弱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于加强拿破仑的统治地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拿破仑毕生最引以为傲的一次胜利。

[37].布伦海姆之战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中，奥地利、英国、荷兰联军与法国、巴伐利亚军队于1704年8月13日在巴伐利亚的布伦海姆村附近的决定性交战。这次会战是整个战局的决定性一役。巴伐利亚由此落到了奥地利人的手中，而路易十四则威信扫地。

[38].都灵战役发生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6年，奥地利元帅欧根亲王利用一次远距离的复杂机动，冲破重重拦截，赶到被法军包围的都灵城下，以少胜多打破了法军的围困，毙俘三万敌军，结束了法国在北意大利的长期统治。

[39].马尔普拉凯战役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9年9月11日法国军队与英奥荷联军在马尔普拉凯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之一。战役的结果是联军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