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普法战争

［207］1866年取得胜利后，普鲁士确立了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许多欧洲政治家和外交官都清楚知晓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梯也尔、奎内特（Edgar Quinet）以及法国其他主要政治家和公众人物都明确指出，俾斯麦不可能满足于在奥地利战争中获得的荣誉，一定会努力实现德意志的统一，1867年德意志的统一还远远没有完成。1866年，俾斯麦把德意志北部各邦国统一为北德意志邦联，但是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还没有与普鲁士合并。俾斯麦在1866年是否已经实现德意志北部各邦国和南部各邦国的统一，这是一个有待历史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现代史学家以极其正义的姿态谴责俾斯麦，说他蓄意在1866年至1870年间阻碍整个德意志的统一。据说，1866年对巴伐利亚的军事胜利与其对奥地利的军事胜利一样堪称完美，俾斯麦本可以轻易地迫使巴伐利亚和德意志南部的其他邦国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倘若如此，普法战争就可以［208］避免，他就可以和平实现德意志的统一，而不会出现1870年和1871年的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人员和金钱的巨大损失。

不可否认，前面的观点有一些真理的成份。尽管巴伐利亚一直与德意志其他地区（尤其是与普鲁士）有很大的区别，但俾斯麦本来可以不用与法国进行可怕的战争就完全说服巴伐利亚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另一方面，俾斯麦有着更深层次的而且总体上来说是更为公正的考虑。他认为，除非一场伟大而成功的战争结束地方割据的企图，结束德意志南部天主教会和教会君主王朝的离心倾向，否则德意志南部各邦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统一德意志的成员。此外，众所周知，1867年以及1740年或1645年的南部各邦国一直在向法国示好。根据世俗的传统和习惯，它们对法国实施友好政策，不，确切地说是联盟政策。俾斯麦正确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场成功的对法战争，就无法有效地克服这些古老的历史传统和倾向。但在对法战争中，巴伐利亚也将被迫承受苦难，被迫为完成伟大计划做出必要的牺牲。因此，从1866年到1870年，俾斯麦并没有明确的企图劝说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加入北德意志邦联。

在法国，国家的命运一部分掌握在拿破仑三世手中，一部分掌握在［209］顽固、歇斯底里、毫无目标的反对派手中。拿破仑三世从来都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当时结石病给身体带来的病痛使他变得虚弱无力，实际上是非常无能。因此，他的计划很容易就被他的皇后欧仁妮的计划所取代。

这位皇后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在体能上，她拥有最惊人的活力和健康，但在思想上，这个女人却心胸狭隘、毫无谋略、行事鲁莽。她唯一的计划是为儿子小路易斯·拿破仑争夺政治遗产。她与天主教会和法国神职人员有密切联系，说服拿破仑三世接受教宗的建议和意见，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建议和意见对法国的伤害极大。正如法国其他许多女君主一样，她也拥有这样一种天赋，即用人不当，不能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因为即使在那时，有关即将到来的危险的信息也并不缺乏。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菲尔（Stoffel）上校从未停止向皇帝报告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更优越之类的情况。斯托菲尔曾协助皇帝撰写《凯撒的生平》（The Life of Caesar）。事实上，相对于普鲁士军队的优越，法兰西军队则是无可救药地糟糕。对此，斯托菲尔有着无比清晰的认识。当普法战争这场灾难夺去拿破仑三世的王位时，人们在皇帝的官邸里发现了几份最精辟的报告，内容是斯托菲尔向皇帝汇报普鲁士军队的情况——但这些报告居然都未开封。在法国议会中，梯也尔也一再恳求议员们不要对德意志怀有敌意。尽管梯也尔的如此做法带有某种私心，即他不希望［210］通过鼓励对手的反普鲁士政策来增加对手在议会中的势力，但针对法国议会的反普鲁士政治，梯也尔所发表的热情而极具政治家风度的演讲却有许多诚实和真实的成分。

每个人都觉得拿破仑三世在1866年犯了一个错误，即在萨多瓦战役之后立即放弃对普鲁士的进攻，这给法国尤其是拿破仑王朝的声誉造成了难以挽回损失。法国议会中的反对派不断攻击拿破仑三世，最终迫使他做出广泛而巨大的让步。反对派断然拒绝帮助他重建军队。

现在，根据有关当时情况的最新回忆录可以看出，对1870年和1871年法国可怕的军事灾难，反对派毫无疑问负有比拿破仑三世更直接的责任。拿破仑三世、尼埃尔（Adolphe Niel）元帅和其他几位主要军事官员非常清楚军队补给的必要性以及军事补给不足给国家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法国议会拒绝向军队提供任何补给，这加深了法国的劣势和不足，并使普鲁士变得更加胆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国政府和军事当局的每一次公开或秘密行动，普鲁士都能得到详细的消息。

尽管没有进行任何军事改革，但拿破仑三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仁妮越来越确信，为了恢复皇帝统治的威望及儿子的希望，与普鲁士的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借口，即著名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问题。［211］霍亨索伦家族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有远亲关系的利奥波德亲王被提名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从一开始，俾斯麦就表现出好像是在鼓励这位候选人。而法国政府认为，此举是为了“恢复查理五世的帝国”。这一说法的夸张之意清楚表明，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只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向普鲁士开战。把霍亨索伦亲王竞选西班牙王位看作是试图恢复一个统一的帝国，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然而，法国政府却佯装深受这位候选人的刺激。最后，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德蒂（Count Vincent Benedetti）被派去会见威廉一世。威廉一世也欣然同意，认为霍亨索伦亲王的候选资格应该也将会被取消。

在一般情况下，这一事件本应就此结束。但法国外交大臣格拉蒙特（Grammont）公爵决心与普鲁士决裂。他深信，南德意志邦国将与法国一起攻打普鲁士。正如战争大臣勒伯夫（Edmond Leboeuf）元帅荒谬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他相信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准备“系好军靴上的最后一个纽扣了”。同样地，格拉蒙特还相信奥地利将与法国并肩站在一起的有条件承诺，以及意大利方面类似的但含糊不清的承诺。格拉蒙特想通过贝内德蒂向威廉一世施压，以达到以下目的，即威廉一世不支持霍亨索伦的候选人，而且还应该正式承诺以后决不提供［212］任何候选人给西班牙王位。

威廉一世拒绝作出这样的承诺。他拒绝的方式既不会冒犯法国也不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威廉一世和贝内德蒂之间的会谈在莱茵河畔的埃姆斯温泉疗养胜地举行。俾斯麦、毛奇和罗恩（Roon）一直在焦急地注视着格拉蒙特的一举一动。他们希望两国关系立即破裂，战争立即爆发。当收到威廉国王给贝内德蒂的答复时，他们沮丧不已。国王的回复措辞非常温和，避免对法国造成严重冒犯和侮辱。

在这一关键时刻，俾斯麦略去国王答复的某些字眼，巧妙地对其进行删改，使其看起来像是对法国最具攻击性的声明。通过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俾斯麦获得了他和两个同事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即法国方面突然对普鲁士宣战。这份经过篡改的答复一传到巴黎，议会和巴黎人民全部都义愤填膺。被激怒的法国举国上下一片“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的叫嚣声，政府被迫宣战。

大约二十年后，俾斯麦自己将这一做法讲给一位奥地利记者。他的这一行径经常被认为是他最残忍和最卑劣政策的范例。毫无疑问，将国王的回复故意修改成冒犯法国尊严的措辞，俾斯麦这样做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也就是说，并非感情用事。另一方面，挑衅确实来自法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俾斯麦和毛奇都明白，当时而且正是在当时的法国军队，处于一种［213］落后和准备不足的状态，普鲁士很有希望取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

俾斯麦认为，忽略对这一形势的判断，绝对是爱国主义的失败。从严格的历史角度，也就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人们都纷纷赞成这一外交行动，因为它为德意志争取了长达三十四年的全面和平与繁荣，同时使欧洲的平衡建立在更加安全和更加稳定的基础上。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的辉煌时刻动用了全部的节制。现在，他又运用所有的精力和勇气促成与法国这一场可怕的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俾斯麦都严格遵循最合理、最冷静的政策考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正确的。(https://www.daowen.com)

战争与和平是大多数人无法真正讨论的问题，因为只有掌握了非常完整或全面的战争知识，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这一重大问题。但这样的战争知识非常罕见。那些不断鼓吹和平、谴责诸如俾斯麦这样人的人并没有从战争中吸取重大的经验教训。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手段发动战争有时能拯救很多国家，其避免的损失要比战争造成的损失大得多。人们只需将俾斯麦的政策与1870年奥地利的政策进行比较，就不仅会赞成俾斯麦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还会将他的整个政策视为一项明显是为了确保真正和平利益的政策。

1870年，奥地利本来应该无条件地支持法国，这不言而喻。奥地利本来应该明白，即使不能从［214］她自身18世纪的往事中，至少也应该从1866年拿破仑三世明显的错误中明白，她的职责是当德意志从西边入侵法国时，她就应该立即从东部攻打德意志。正如1866年当俾斯麦在东边攻打奥地利时，拿破仑三世本来应该从西边入侵普鲁士一样。但是奥地利并没有这样做，相反，毫无准备的奥地利放弃了参加这场大战。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忽视了他当时的主要职责：成为法国强大而忠诚的盟友；尽力减少普鲁士可能取得的胜利；恢复自己的地位，并将奥地利提升到其在18世纪所处的国际地位。

在18世纪，特蕾西亚怀着无比伟大的政治家精神，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干涉欧洲重大国际事务的机会。正如我们现在所知，1870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和平政策是对奥匈帝国作为国际大国地位的致命一击。一直以来，奥地利都是靠国外的压力而不是靠内部的凝聚力生存的。但自1870年以来，奥地利既没有对欧洲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也没有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压力，因此它必然会陷入国内无政府状态，成为最难以控制、最漫无目的和最令人绝望的政党斗争的牺牲品。奥地利1870年的和平政策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道德和政治上的损失。这种损失远比她1870年加入法国共同反对普鲁士可能带来的任何损失都要大。

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立刻显露出［215］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团结。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等邦国立即加入普鲁士和北德意志邦国。在毛奇、威廉王储和弗里德里希·卡尔（Frederick Charles）亲王的领导下，德意志军队入侵法国。普鲁士几乎在每一场战役中都打败了法国人，甚至在德意志军队人数上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诸如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战役。这里不必赘述战争细节，战争的各种悲惨的景象至今仍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众所周知，法国人准备严重不足。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德意志的每位军官都有着最独立和最大胆的主动性，但法国的军官和将军们丧失了所有主动性和法国人最为著名的足智多谋，从巴赞（François Achille Bazaine）元帅到麦克马洪（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de Mac-Mahon）元帅及以下。当初正是凭借着这些才干，拿破仑三世才能在1859年率领部队取得意大利战役的胜利，尽管当时法国军队的情况与1870年时一样，严重准备不足且供给不足。

法国将军中最没有能力的当数麦茨（Metz）军团的司令巴赞元帅。乍一看，这似乎很令人费解。除了1866年那场仅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战争之外，德意志的将军们没见过或经历过任何大型的战争，而法国的将军们在1870年以前都身经百战。为什么德意志的将军们能够远远胜过法国的将军们呢？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1870年，理论被证明远远优于实践。仅仅作为理论家的德意志军官就轻易地破坏了［216］法国将军们所有的计划、行动和日常工作。

对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中找到答案。法国将军们的作战经验确实非常丰富，但这种经验并不是在欧洲与欧洲军队的作战中获得的，而是在墨西哥、在阿尔及尔和中国的作战中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在与文明和科学方面落后于欧洲的国家的作战中获得的。我们最近才明白，即使是与欧洲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作战，其性质也完全不同于与黑种人、黄种人或混血人种的战争。德意志方面已经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两代人以来，他们一直在就这场战争的所有可能性进行最细致的研究。

在色当和麦茨的可怕灾难之后，巴黎遭到围攻。法国人被前所未有的灾难所激怒，曾一度接受甘必大（Léon Gambetta）的领导。甘必大精力充沛、富有洞察力，但他缺乏一个高效独裁者所应具备的冷酷无情。他组建了新的军队，在卢瓦尔（Loire）河和法国北部抵抗德意志军队，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抵抗比法国老式的正规军更加高效。1870年10月后，德意志无法再像其在普法战争第一阶段那样大规模地俘虏法国军队.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德意志取得的胜利在法国造成的截然不同的局势，甘必大并不能与之完全匹配。法国需要的不是甘必大这样的人物，而是丹东这样的人物。甘必大虽然恰当地实施了抵抗到底的政策，但他本应该消除所有可能反对其正确计划的因素。

［217］我们现在从德意志军事作家那里了解到，1871年1月后，德军本来已无力再支撑两三个月的战争。冬天冷得可怕。俾斯麦在回忆录中提到，因为担心国际社会的干涉，他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德意志的国库开始枯竭，如果法国能以西班牙当初抗击拿破仑的方式来抵抗德意志，本可以迫使德意志军队撤退，并有可能从他们手中夺回洛林，即使不能同时把阿尔萨斯夺回来。但法兰西这个民族与往常一样，各个强势势力纷纷登场。他们满腔充斥的都是个人野心，在这个旧体制垮台的当口，他们希望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掌权的机会。梯也尔就是这些势力中的首脑人物。他希望和平，想尽一切手段取得和平，因为他知道和平意味着他自己掌权。他长途跋涉，疲于奔命地前往欧洲各大宫廷，寻求帮助和干预，但都没能成功。

这是俾斯麦最伟大的外交壮举，他把法国完全孤立起来。无论是英国还是俄罗斯，更不用说奥地利，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要进行干预。尽管这种干预完全符合奥地利的切身利益，对英国来说也完全正确。可以肯定，通过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德意志的优势地位提前到来，对英国来说是有好处的。然而，俾斯麦的外交策略相当成功，以至于按照梯也尔提出的条款实现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

和平是梯也尔走向权力的重要奠基石。单凭这一点，甘必大［218］就应该想方设法替换掉梯也尔，以便实施甘必大自己毫不退缩的抵抗计划。但甘必大缺乏丹东的力量和深邃冷酷的洞察力。在巴黎被占领之后，法国被迫于1871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接受俾斯麦提出的和平条件。根据和约，法国丧失了阿尔萨斯及洛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以说德语为主。此外，法国还被迫支付2亿英镑（1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这场战争给法国造成的实际损失是50亿美元。要不是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富，法国的经济就会像它的政治那样被这场战争毁掉。

毫无疑问，德意志对法国造成的可怕的军事灾难给欧洲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战争在1871年2月以后继续下去，法国所遭受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德意志人在凡尔赛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的王宫，路易十四在17世纪曾深深地羞辱过普鲁士选帝侯和德意志民众。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新的封号。他到底应该用什么头衔，这个问题费了不少周折，最终确定用“德意志帝国皇帝”这一名号。

自此，俾斯麦的伟大政治理念已经完全实现，即通过与法国的一场成功的战争而不是通过与［219］德意志各邦国的谈判和签订条约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此前，德意志一直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邦国组成的一个松散、低效的邦联，现在，德意志开启了政治和商业繁荣的伟大事业，并试图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拿破仑三世的命运世人皆知。与叔叔拿破仑大帝一样，拿破仑三世最后前往英国并在流亡期间死去。拿破仑大帝因想要成就太多而失败，拿破仑三世则因想要成就太少而失败。拿破仑大帝遵从自己伟大思想的支配，而拿破仑三世却听从一个野心勃勃、智力低下的女人的命令。法国本身处于绝望的境地。法国很快还清了赔款，但她的光荣梦想、自负、不合常规的野心和杂乱无章的国内政策所引发的可怕反应，这些都是任何现代国家从未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打击。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法国已失去一切威望，从欧洲的领导国家沦为二流和三流国家。

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法国被打败并将永远沉沦下去，那就错了。迄今为止，军事上的失败还没有真正摧毁过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在战争中失利的国家可能会损失惨重，但一定会恢复元气东山再起。只有那种不战斗的国家，才会失去所有可能复苏的力量，诸如奥地利。与自然界一样，人类是通过不断斗争才获得发展的能力，对和平充满柔情和柔弱的渴望正是一个国家彻底灭亡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