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反应
第八讲 反应
［128］拿破仑的垮台主要是由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们造成的。由于拿破仑的垮台，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自由地实施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就一直充斥在他们心间的那些想法和计划。如前所述，他们反对拿破仑，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拿破仑战争来剥夺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自由。为了这一目的，他们1814年秋齐聚维也纳，决心以最坚决的专制主义路线重新彻底安排欧洲版图和各国机构，从而永远抹杀近代最伟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他们非常清楚，现在重新恢复君主制国家的法国已不可能，君主制的英国不愿意大规模屠杀，也不愿破坏伟大的自由理念和宪法思想。这些理念和思想由18世纪的思想家和英雄们传播开来，并在人民心中得到了认可。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搁置法国，或者说无论如何要使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影响瘫痪。
同样，普鲁士不仅决心恢复自己以前的领土，继续其原有的［129］专制统治，而且决心全面报复法国人和拿破仑最忠实的盟友萨克森人。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普鲁士代表是哈登贝格亲王及普鲁士驻奥地利大使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从其著作和私人信件可以看出，洪堡特别善于表达甜言蜜语和崇高的思想，并能将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但在外交活动中，他却表现出冷酷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毫不留情的专制性格，这令君主们又惊又喜。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普鲁士集团的中心，普鲁士集团决心在维也纳会议上威胁法国并消灭萨克森。洪堡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件》（Briefe an eine Freundin）中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他能够把德国伟大诗人席勒多次强烈表达过的理想，用最温和的语言表达出来。洪堡以真正普鲁士式的野蛮残暴对法国代表塔列朗说：“强权即公理，我们不承认你们所呼吁的国际法。”
然而，在欧洲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中，塔列朗拥有最丰富的经验，其娴熟的外交手段远远超过普鲁士的洪堡、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的梅特涅。他以极大的尊严和更大的智慧，利用列强之间彼此对立的利益，使维也纳会议做出决议，即在维也纳会议中，德意志境内外的较小邦国应该和大国拥有同样的投票权。事实上，各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只这一点。既然拿破仑［130］已经从他所取得的空前成就的舞台上永远消失，那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事业能够把列强们团结在一个真诚的共同计划中了。
由于垂涎德意志境内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的萨克森王国，普鲁士以萨克森人曾经背叛过德意志为由，提出应该消灭萨克森。但奥地利方面不可能接受。因为普鲁士如此大规模地扩张将使她过于强大，从而使其与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盟主地位这一不可避免的冲突更加迫在眉睫，也更加危险。至于亚历山大一世，他不仅想保住他以前在波兰的领土，还想获得更大的领土份额。这又违背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益。德意志境内的小邦国，如巴伐利亚、符腾堡王国、巴登、黑森，都支持萨克森反对普鲁士。他们担心萨克森被消灭的命运也可能落在他们头上。
奥地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梅特涅，希望掌控国际政治和德意志政治的所有大权，想要控制维也纳会议，想要在其他列强面前扮演拿破仑的外交形象。他就是法国人所说的那种人（唉！这正是奥地利政治家通常具有的一个特点），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一个自以为在智力上能够轻易碾压他人的人。为了让自己享受这种乐趣，梅特涅经常会营造虚假的立场，而这些只会让他的目的落空。事实上，塔利朗才是维也纳会议的主宰者，他最终说服了与会代表公开主张正统主义原则。他正确地认识到，无论如何，这一原则［131］对于最终安抚各国亲王比任何其他外交手段更有效。正统主义原则很简单。只有那些亲王才能保留或获得基于合法继承或君主制传统的领土。英国代表清楚地意识到，尽管在之前的23年里英国一直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但现在与法国合作符合英国的利益。
通过将英国与其他列强分开，塔列朗轻易地成为维也纳会议公认的裁判，尽管并不是维也纳会议所期望的裁判。梅特涅用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宴会、舞会、音乐会来取悦他的客人们。所以有人当时讥讽说，维也纳会议不是议事会，而是跳舞会。梅特涅最珍视的并经常用来自我夸耀的观点就是，欺骗他人的最可靠方式就是用快乐迷惑他们。他相信这种快乐的陶醉只会伤害别人，而不会损害自己高尚心灵和不凡头脑的片刻宁静。确实，维也纳的娱乐活动令人陶醉。然而，胜利却是属于塔列朗的。
维也纳会议的结果如下：在德意志，仅萨克森王国就被剥夺了一半以上的领土，这对普鲁士有利。其他小一点的邦国，尤其是巴伐利亚，曾经在拿破仑胜利和垮台期间凭借非凡的聪明才智玩弄两面手法，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拿破仑在1805至1806年间给予他们的领土。整个“德意志邦联”有了一个邦联议会，因此，从某种形式上来说，神圣罗马帝国部分复活了。然而，那个邦联议会［132］不过是一场闹剧，德意志邦联的所有真正权力都掌握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手上。或者说，考虑到普鲁士大臣们的软弱无能，权力都掌握在梅特涅手中。意大利的大部分都划归给了奥地利。波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亚历山大一世，尽管克拉科夫成为一个自由城市，既不属于俄罗斯也不属于奥地利。
然而，维也纳会议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其立法中的不成文部分。正如其他许多高度敏感的政治措施一样，不成文的、潜在的、隐含的部分是最重要的。维也纳会议引入了一种可怕的反动制度、愚民政策、警察迫害制度，这使得1815年到1848年这段时期充满了各种反对自由主义的最可耻的暴行。欧洲各国的人民感到自己遭到了君主们的极大愚弄和欺骗。1813年、1814年和1815年，他们被告知，他们正在打倒拿破仑这位压迫欧洲自由的暴君。现在，他们很快了解到，拿破仑被赶下台后，所谓的拿破仑式压迫仍在继续，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以前至少还有伟大皇帝的天才等特征，现在则任何可取之处都没有。
在德意志、意大利或奥地利，任何人只要企图讨论政治问题、唱《马赛曲》、发表政治诗歌、建立完全无害的社交俱乐部、戴圆顶礼帽等等，总之，凡是触犯君主制国家专制主义警察那愚蠢而反动手段的事情，哪怕是最轻微的动向，都会被关进监狱，或处以巨额罚款，［133］或房屋被当局以最卑劣的手段查抄。简而言之，除了不处决他们，专制机构动用了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折磨公民。
拥有无穷虚荣心的梅特涅实际上认为，他可以愚弄各国的自由愿望，欺骗或恫吓各国，使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来试图恢复成一个更受欢迎的政府。唉，这么多年的成功显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巧妙地利用民众个别的过激行为，使他的制度得到越来越多的普遍认可。
1819年，一个名叫桑德（Charles Sand）的学生，刺杀了著名的科茨布（August von Kotzebue）。科茨布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喜剧作家，但同时也是俄罗斯政府一个可悲的间谍。梅特涅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恶行来激发所有大小君主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严厉的警察措施成为当时的常态。奥地利的监狱，尤其是摩拉维亚布伦附近的斯皮尔伯格监狱和蒂罗尔的库夫斯坦监狱，很快就挤满了注定要被囚禁多年的囚犯。其中一些囚犯，如匈牙利的科苏特（Lajos Kossuth）或意大利的佩利科（Silvio Pellico），都是具有最高智商和最高尚情操的爱国主义人士。
事实上，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政治精英都被关进了监狱。正如德国诗人所说的那样，自由的日头被遮挡，因为它上面悬挂着僧侣和牧师的兜帽。梅特涅和他的警察体系统治着五千多万死气沉沉绝望的人民。
于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史就沦为君主及其大臣们制定各项措施的故事，人民［134］在这些商讨中毫无发言权。其中需要提及的主要有下述相继召开的著名大会：1818年在亚琛（Aix-laChapelle）、1819年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1820年在奥属西里西亚的特洛波（Troppau in Austrian Silesia）、1821年在莱巴赫、1822年在维罗纳。
法国最杰出的段子手尚福尔（Nicolas Chamfort）曾经说过，真正的历史只能在自由国家中找到，专制主义政府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些趣闻逸事。法国这位著名智者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正在考量的这个时期具有很大意义。
上面提及的那些著名会议正在依次或交叉进行。外交代表和君主们的每一项雄心和抱负的全面陈述，确实会使人对那些显然非常重要但令人困惑的事件产生一种匪夷所思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印象。然而，正如专制主义国家的普遍情况一样，这种表面的复杂性很容易让位于诚实的陈述。上述会议的各种路线、宗旨和目标实际上可简化为三项主要政策。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一世以另一种值得称道的坚毅精神试图接触或欺骗欧洲其他国家，以便在其东方政策中腾出手来。像其他俄罗斯统治者一样，他把心思放在了君士坦丁堡。俄罗斯占领的君士坦丁堡将来是否会比拜占庭皇帝或土耳其人手中拥有的君士坦丁堡更有效、更有统治力，这值得怀疑。君士坦丁堡的价值可能被夸大了。
然而，从［135］实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沙皇一直希望把这个城市作为第三个首都，即除了神圣的莫斯科，商业化和现代化的圣彼得堡，再加上这个曾经是许多希腊皇帝和土耳其苏丹的帝国首都的城市。1818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希望说服欧洲在美洲发起一项大型活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81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居民就开始公开反抗西班牙，尽管并不总是能取得成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18年在亚琛召开会议，目的是说服欧洲列强派遣庞大的欧洲联军帮助西班牙国王，镇压拉丁美洲的革命。亚历山大一世通过帮助法国摆脱同盟国1815年留在法国的占领军，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与法兰西帝国的友谊。因此，他希望法国不要反对他的计划。
然而，梅特涅，既是出于个人骄傲同时也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想要阻挠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他设法使整个计划变得徒劳无功，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亚历山大就这样离开了亚琛，并没有实现让欧洲介入美洲的诡计，于是梅特涅取得了全面胜利。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及其外交大臣卡波迪纳斯（Count John Capodistrias）对该政策多次修改更新。但除了在希腊起义这件事上，这一政策通常统统都被极度狡猾和拥有高超外交技巧的梅特涅挫败了。
上述大会的第二大政治目标，也是所有君主们都欣然接受的政治目标，就是坚决镇压自由与民族运动，防止爆发新的革命，无论其发生在西班牙、［136］意大利、奥地利还是德意志。长期以来，人民厌倦了反动的专制主义的陈旧制度。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高声呼吁支持进步或是要求改善他们的命运，梅特涅、亚历山大一世及其所有同盟者就会立即采取一切严厉的警察措施来强迫和镇压“反叛精神”。在意大利，这些叛乱要么是在诸如那不勒斯、米兰和罗马爆发的那种地方性动乱，要么就是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在整个半岛进行，如著名的烧炭党（19世纪意大利的革命组织，旨在统一意大利，建立共和国）。所有这些起义和叛乱都被梅特涅和奥地利军队无情地镇压下去。结果就是，人民继续处于最卑鄙、最愚蠢、最不可饶恕的小暴君费迪南四世（Ferdinand IV）统治之下，例如在那不勒斯就是如此。
西班牙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西班牙，人民痛苦地认识到，他们赶走了近代最伟大的统治者，却又退回到最邪恶、最乏味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费迪南七世最残酷无情的统治之下。西班牙人同拿破仑及其军队战斗了六年，结果却发现宗教裁判所、神职人员在各行各业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各种商业企业缺乏，贫穷不断蔓延。简而言之，拿破仑法律已经扫除或肯定要消除的所有陈旧过时的特征，现在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国的西班牙人受错误动机的驱使与拿破仑作战，其结果就是直至今日爱国的西班牙仍然注定落得衰落的命运。1823年，他们与之战斗了六年的法国人穿越半岛，一路挺进加的斯港（Cadiz）的特罗卡德洛（Trocadero），［137］为了那个费迪南七世而大肆镇压该民族争取自由的行动，而就在几年前，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曾为了费迪南七世前赴后继流血牺牲。
在奥地利和德意志，新闻界的言论自由遭到压制，任何敢于支持自由制度的人都被投进监狱，邦联议会所有可能的权利都被剥夺。总而言之，零零星星的小型起义对最专制体制的推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随着上述会议的相继召开，亚历山大一世和其他专制君主们宣布了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以彻底消灭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神圣同盟”或“神秘主义政治条约”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几个大陆强国缔结的同盟。在《神圣同盟宣言》中，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动观点披上了宗教外衣，实际上，该神圣同盟既多余也无效。在没有任何宗教外衣的情况下，梅特涅也完美地践行了神圣同盟的反动精神，德意志人民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同样，意大利人民也无法参加任何公开的革命，因此梅特涅的专制制度在这两个国家成为可能，在很多人看来甚至是很理想的。
研究伟大哲学家叔本华著作的学者，在读到这位深刻思想家的著作时，不禁对他的如下言论感到惊讶：滑铁卢之后的这段时期的反应，是家长式政府为了那些受到引诱而仿效法国大革命这一近代“最荒谬”、最罪恶行为的人民的利益，而采取的最明智、最出色、最值得称赞的尝试。
［138］叔本华只表达了成千上万欧洲大陆人士的观点，对这些人来说，政治是一块完全未知的领域（terra incognita）。他们认为，只要能够确保和平、安宁和秩序，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远比那些在其统治下国内动乱不断、海外战争频发、各地一片混乱的政府更可取。毫无疑问，关于国家安宁的这种理想，对于伤残人士、不治之症患者、百万富翁和僧侣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世界上除了这些值得重视的人外，还有许许多多渴望变革、渴望上进、渴望轰动和进步的男男女女。同样，毫无疑问，错误和失误、混乱和战争是我们为得到短暂而体面的和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梅特涅、亚历山大一世、叔本华的理想意味着颓废、停滞和死亡。世上不存在一种通用的政治制度，能够永久地满足各国的需求、理想和愿望。
19世纪梅特涅的极端保守主义给德意志造成的伤害比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伤害更大。尽管在梅特涅统治下只有几百人被处决，也根本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但梅特涅体系使奥地利人民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仍然严重影响奥地利人民。此外，它使意大利人民的政治活力丧失殆尽，使他们在争取民族理想的斗争中耗尽了资源和智慧。尽管现在意大利已经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或凭借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法国人的慷慨帮助实现的，尽管这种帮助并不明智。
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伟大的大臣穷其一生［139］对人民造成的伤害能够超过1815年至1848年期间奥地利那位愚蠢的领导人。因为，除了希腊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法国人，当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梅特涅及其同行灌输给欧洲人民的那种麻木、懒散、冷漠、沮丧、病态、脆弱的被催眠状态。如果一个史学家拥有古代巫师和审判官的权力，他会毫不迟疑地说是梅特涅蛊惑了欧洲。
梅特涅是暮色之魔，正如拿破仑是光明英雄一样。拿破仑即使犯错，那也是一个天才的错误，这种错误体现并代表了欧洲许多真正的历史趋势。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拿破仑通过他的制度为他所征服的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由于他的失败，他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恢复他们长期以来所放弃的自由。然而，与那个无与伦比的人相比，所有的民族都显得如此逊色，以至于拿破仑垮台后，他们根本无法利用他们的机会，而只能在一个远远不如那个科西嘉皇帝的人的统治下，陷入悲惨的境地。
梅特涅反对任何自由主义的企图，尤其是反对希腊人争取自由的企图。作为历史上最高贵、最伟大民族的后代，这些希腊人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决定起来反抗土耳其统治者。众所周知，现代希腊人的希腊血统在诸多详尽而博学的作品中受到质疑。奥地利学者法尔梅拉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在其作品中认为，现代希腊人跟古代希腊人在血统上完全是两回事。［140］人们花费了大量心思去证明或反驳现代希腊人血统是纯正抑或混种。我们冒昧地说，对于研究现代希腊历史的人来说，希腊血统的纯正或混合状态完全无关紧要。
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纯粹的血统，没有哪个国家只有一个种族成份，构成一个国家的不是血统，而是每个成员在精神上对国家根本问题的态度。如果希腊人真的相信他们是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胜利者的后代，那么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可以被视为希腊人。正如任何一个英国人在内心深处都认为，真正的英国人意味着生活在英国、为英国而活并最终为之而死。另一方面，同样令人怀疑的是，土耳其人是否真的对希腊人管理不善，以至于让希腊人陷入绝望。土耳其人是高贵的民族，事实上他们还是俾斯麦先前所谓的“东方唯一的绅士”。 无论土耳其人被指控残酷还是暴政，作为严肃认真的学生，我们最好在对事实进行更准确的筛选之前暂缓做出判断。
无论如何，希腊人已经下定决心要解放自己。无论是在希腊大陆还是在希腊群岛，他们不顾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与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那支训练有素、可怕的军队作战。凭借破釜沉舟的勇气，并在崇高理想的激励下，他们取得了成功。确实，在反抗土耳其的过程中，他们之间也开始出现内乱，许多恶名昭彰的背叛行为和［141］最令人作呕的残酷行径，都是希腊人对希腊人犯下的。他们在希腊海域取得的成功如此之大，以至于苏丹最终不得不向他的埃及总督阿里（Mehmed Ali）寻求帮助。阿里派遣他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 Pasha）和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希腊。
至此，由于相互间的恐惧和嫉妒，欧洲大国已经陷入瘫痪。英国因担心希腊革命的最终利益会落入沙皇俄国之手，所以并没有向希腊伸出友好之手。在1824年的法国，查理十世是一位极度反动的国王。而梅特涅主要是出于对沙皇俄国的嫉妒，极力反对整个希腊的冒险行动。所以，他竭尽全力阻挠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1]对希腊革命问题施加影响。最终，欧洲大国联合起来，同意派遣舰队去帮助希腊人。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后来土耳其人为报复希腊人的过分行径，犯下了最残酷和最具毁灭性的罪行，如1822年臭名远扬的希俄斯岛（Chios）大屠杀。
欧洲民众爆发大规模支持希腊的抗议活动。他们称自己是“希腊之友”（Philhellenes），其中最著名的是拜伦（Lord Byron）勋爵。他们募集资金、集结军队、召集志愿者来帮助那些伟大的希腊人的后代。此时这些伟大希腊人的作品得到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的艺术终于开始被视作人类思想的最杰出表现。1827年，沙皇俄国、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舰队终于进入希腊海域，在纳瓦里诺湾（Navarino）与土耳其舰队相遇，并彻底将其摧毁。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虽然困难重重，但仍设法向土耳其首都挺进。［142］最后，土耳其苏丹在《亚德里亚堡条约》（1829年）中承认希腊的独立。
拿破仑倒台后，席卷欧洲的巨大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欧洲的政治生活。除了上一章提到的革命事件外，欧洲没有发生任何真正重要的政治事件。然而，这种反应最显著的特点是欧洲的知识分子运动，这也是一种与以往所有文学、艺术和诗歌运动都截然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欧洲希腊化的本质，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任何时候都有其智力和艺术上的对应者。在东方国家，国王和王朝不断交替更迭，战争和战役有输有赢，物质生活发生各种变化，但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欧洲却不是这样。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发生的所有政治改革和革命中，真正的史学家可能很容易推断出文学、艺术、哲学甚至科学的发展趋势。(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很显然，欧洲各地政治的巨大变化，所有战争的停止，以及从1789年到1815年曾经调动欧洲各路力量和全部热情的所有海上和陆上巨大斗争的停止，这一切必然导致欧洲民众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发生变化。这种文学和艺术的巨大变化或反应，或者更通俗地说，这种在1848至184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的浪漫主义情怀，一直困扰着所有欧洲人。
［143］在此之前，德意志、奥地利、英国、法国以及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学生活都遵循着古典主义的路线。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古典诗歌或文学的本质，然而，古典文学的目标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完全和谐。无论如何，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伟大典范都将这种和谐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和谐也出现在德意志人的古典作品中，如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拉奥孔》（Laokoon）及其著名剧本《爱米丽娅》（Emilia Galotti）、《智者纳坦》（Nathan the Wise）、《明娜》（Minna von Barnhelm）。在席勒和歌德的不朽作品中，形式之美与内容健全（soundness）之间的完全一致令我们感到震撼。
而如果研究拿破仑倒台后主导欧洲文学和艺术的作品和作家，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伟大的形式之美与内容的病态、不健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都擅长于形式之美。他们的风格，无论是在散文中还是诗歌中，都比古典作家的风格有明显的进步。没有什么能比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Heine）的散文风格更完美了。法国一些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等人，他们的散文风格经过精雕细琢，其精美程度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作品。
诗歌也是如此。无论是在韵文稿中，还是在素体诗和押韵诗中，浪漫主义的力量都显示出丰富的语言资源，这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很少见。［144］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英国的拜伦勋爵以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令人惊异的足智多谋，使最伟大的英语语言研究者都感到震惊。在海涅的作品中，德语变得优美而淡雅，这是最乐观的德语仰慕者也难以想象的。在拉马丁的《挽歌》（Elegies）和《沉思集》（Meditations）中，法语的醇香和抑扬顿挫，给人以轻灵飘逸的感觉，17世纪和18世纪的诗人从未达到过这种境界。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浪漫主义诗人采用的素材，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可以这样说，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病态的题材，至少是我们现在看来奇怪而不健康的题材。歌德曾经说过：古典的就是健康的，浪漫的就是病态的。这位德国文学的巨匠，在这句话以及在他的其他名言中触及了整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首先会发现，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对女性的地位和力量抱有奇怪而不健康的看法。在拜伦勋爵、拉马丁、海涅和意大利伟大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的诗歌中，那些人们熟悉的人物都是病态幻想的产物。她们并不吸引精力充沛、头脑正常的男人，不会成为值得尊敬的母亲或英雄的配偶。她们漂浮在朦胧的半空中，被月光下那浪漫之夜的光环所环绕。她们具有更多精灵和恶魔的本性而不是人类的本性。她们不是用神圣的充满激情的爱来充实男人的思想和心智，而是使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错乱。浪漫主义诗人创造的那些熟悉的人物没有一个能［145］对人类的想象力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古典作家创作了他们的艾米莉亚（Emilias）、玛格丽特（Margarets）、奥菲利亚（Ophelias）和朱丽叶（Juliets），而浪漫主义作家只创作了影子。从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私人生活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女性形象的本性。在诗歌中，诗人以华美的辞藻极力赞美着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女性魅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选择最世俗、最性感的女人作为他们的爱人。
海涅在诗歌中刻画的为我们所熟悉的形象优雅、空灵、轻盈、飘渺、虚幻、疯狂、超凡脱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海涅却以一种深沉、执拗的激情迷恋那种最现实、最世俗、最能勾起情人幻想的东西。拉马丁、莱奥帕尔迪、拜伦勋爵也是如此。这种情形本身表明，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女性形象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在诗歌中，诗人对她们极尽赞颂之辞，但投入的并不是真心，而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感情和爱情。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所有情诗都有一个虚假的光环，有一种诗人自己都不相信的永恒的装腔作势的情感。
现在让我们转向音乐，我们将会发现同样的现象。在经历了长期以要求严格为特征的古典音乐时期后，浪漫主义音乐的时代在拿破仑垮台后出现，与之前的所有时期都截然不同。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巨大的变化。古典音乐在自然音阶内移动，浪漫主义音乐尽可能地脱离自然音阶，几乎完全在半音音阶上移动。浪漫主义音乐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146］和浪漫主义文学一样，浪漫主义音乐很大程度上是不健康的、不自然的、束手束脚的。
但总的来说，在所有浪漫主义思想运动中，音乐领域的运动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当时浪漫主义音乐的两位伟大代表是舒曼（Robert Schumann）和肖邦（Frederick Chopin）。毋庸置疑，他们两人奏出了人类抒情曲中的和弦和振动弦乐。在他们之前，即使是最伟大的作曲家都从未将这些带入音乐中。
舒曼深入到我们在巴赫或贝多芬的作品中无法看到的深度。舒曼的《交响练习曲》（Etudes symphoniques）、《 G小调钢琴奏鸣曲》（G Minor Sonata for the Piano）、《降B大调交响曲》（B Flat Major Symphony）都洋溢着神秘和炽热的感情，直至今天都无与伦比。尽管舒曼的作品是霍夫曼（E.T.A.Hoffmann）文学作品的音乐延续，但它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自从这位举世无双的作曲家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能与舒曼的作品相提并论了。
肖邦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除了极少数例外，他出版的都是一些小而无当的作品，这大大损害了他的名声。此外，他把这些作品称为玛祖卡、圆舞曲（华尔兹）和波罗奈兹舞曲，由此使得他数量众多的敌人很轻易就找到与这种“舞曲”相冲突的方法。事实上，肖邦的音乐是最正统的。在作者的旅途中，无论是从加利福尼亚到罗马尼亚，还是从德国北部到美国南部各州，在演奏频率、受崇拜程度、对男男女女情感的吸引力上，［147］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能够超越这位不幸的波兰人的音乐。有人认为，肖邦用来表达我们某些最复杂和最深沉情感的手段极其简单。如果研究了肖邦的《 B小调玛祖卡舞曲》（B Minor Mazurka）或《圆舞曲集》（Valses），主要是他使用的音调、节奏和声部的数量，人们就不得不对肖邦的强大能力表示惊讶。肖邦能够把最简单的装饰音和几乎是最质朴的音调结构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无论是快乐激昂还是忧郁伤感，无论是在激情的黑暗波涛中搏斗，还是在英雄本色的苍穹中翱翔，他的形式之美和完美的音色表现力都无与伦比。
尽管在自我意识上，肖邦像莫扎特一样天真，像莫扎特一样拘谨幼稚，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莫扎特。在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中，他的《 E小调协奏曲》（E Minor Concerto）是迄今为止所有钢琴协奏曲中最珍贵和最完美的。肖邦能够用音乐来表达诗歌和艺术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和幻想。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听到了所有灵魂的病痛，所有被蹂躏的波兰人的悲伤，所有被不幸的激情所扭曲的内心紧张，还有一个艺术灵魂对一个处处伤害他的世界、一个不和谐且异常乏味的世界的深深不满。
肖邦在他四十岁那年去世，很早以前他就爱上了乔治·桑（Georges Sand）夫人。他是乔治·桑夫人的“第十个恋爱对象”。对于这个女人，说得越少越好，肖邦对她爱得深沉、爱得热切，但她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回报他的这份爱。毫无疑问，正是这份不幸的爱使肖邦的心灵和健康都受到了伤害。与海涅的情况一样，人们对［148］肖邦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肖邦的思想始终在远大而崇高的理想中徘徊，却又对一个如此物质化、如此感性的女人有着如此深切和浓烈的感情，尽管她的小说中充满了理想主义。与海涅的情况一样，作曲家的生活与他作为个人的生活完全不同，肖邦的作品强有力地说明了作为音乐家的肖邦与作为个体的肖邦之间的区别。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欧洲知识界的另一个方面，转向哲学，我们会发现存在同样显著的浪漫主义现象。拿破仑垮台后不久，黑格尔哲学就吸引并迷住了整个欧洲大陆。黑格尔是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在一系列著作中，更多的是通过他的讲座，他提出了一个肯定是近代以来个人所提出的最令人震惊的哲学体系。有些哲学家，诸如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斯宾诺莎、康德等等，对困惑人类心智的一些重大问题向好奇的人做出了解答。斯宾诺莎很乐意回答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永恒问题，或关于政治和个人伦理的基本原则之类的问题，但每当我们向他寻求有关艺术、历史和宗教等同属永恒问题的答案时，他总是让我们孤独无助。另一些哲学家会多次给我们提示，使我们在宗教和艺术的重大问题上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但在政治、科学、伦理方面却让我们茫然无措。
在所有近代思想家中，只有黑格尔试图为我们解决几乎所有的［149］宗教、科学、艺术、伦理和形而上学问题。即使是其最大的对手也不能否认，黑格尔的作品中散落着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宝石”，有许多的真知灼见。毫无疑问，这些真知灼见的暗示性和丰富性非常值得注意。无论人们是接受还是反对他的体系，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的作品是一个思想和观念的宝库。这是我们在近代其他任何思想家的作品中都找不到的。黑格尔的作品现在在德国早已过时，但在英国和美国却流行甚广，并被广泛接纳。
除了黑格尔哲学的观点外，从历史上看，黑格尔与上述诗人和作曲家站在同一条线上，因为他也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在他的体系中，形式也远比内容更完美，所以逻辑学是其体系中最好的一部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黑格尔也有一种极端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典型特点，与古典主义思想的客观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把黑格尔在其有生之年对德国的巨大影响归结为阿尔登斯坦（Karl von Altenstein）部长对黑格尔的支持和鼓励，那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黑格尔的成功是由于其思想体系和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
矫枉过正的主观主义可以说是当时的主要精神特征。像黑格尔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最令人满意，也最符合欧洲大陆知识分子潮流。黑格尔试图通过辩证的方法，从思想内部建立起整个宇宙。［150］他说，辩证法在精神哲学和自然哲学中都能产生真正的真理。对于那些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类灵魂内部奥秘上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吸引他们的思想了。这些人在现实生活、科学研究和艺术中，都在全副身心思索人类心灵和人类命运的奥秘。
当我们试图找出这种奇怪的浪漫主义的原因时，我们必须承认，整个时期离我们太近，以至于我们还不能以适当的比例来看待它的全部运作。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浪漫主义产生了持久而有价值的结果。可以肯定，由于浪漫主义者对中世纪的一切都感兴趣，才使得我们对中世纪拥有修正过的、更佳的观点。这些观点曾遭到18世纪作家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和嘲笑。毫无疑问，浪漫主义者在自己写的关于中世纪的小说和历史作品中用了许多夸大之辞。他们试图对中世纪那个粗鲁以及在许多方面甚至原始野蛮的时代投以不正常的光环。
另一方面，对于现代习语在中世纪的发展，浪漫主义者们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思路。格林（Jacob Grimm）等学者向全世界展示了中世纪和近代日耳曼语言中的巨大财富。甚至还有现代语言学最伟大的成就，即发现印度日耳曼语系的相似之处，也主要缘于浪漫主义者对各个语言分支的研究热情。他们梦想进入一门语言的一个单词中，就像一个人登上一艘小船，让自己随着这艘小船沿着过去的波浪回到［151］事物和思想的起源。他们的梦想对历史和哲学都造成了极大危害。文字能揭示很多东西，但文字只是苍白的照片，而不是事物本身多彩而生动的图片。
浪漫主义者在史学上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促成了历史学派的建立，比如巴黎国立文献学校和德国类似机构的成立。自1830年以来，这些机构的学生和教师提供大量信息，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情况的了解。以至于法国大革命前出版的有关这些时期的最杰出、最有学问的著作现在看来都因之而过时了，如英国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或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皇帝查理五世时期的历史》（Charles V）。
必须补充的是，即使是在科学领域，许多浪漫主义者的神秘泛神论也对更深入、更全面地洞察大自然的奥秘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我们很难判断，浪漫主义者所创造的善与恶的平衡是否有利于持久的结果。似乎有可能的是，拿破仑垮台后引发的整个巨大反应首先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1792―1815年的大战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的巨大努力实际上几乎耗尽了人民积极勇敢生活的能量。他们的状态从积极向上变成了死气沉沉。18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政治理想热情高涨。19世纪初，理想主义思想在欧洲下层［152］阶级流行。但所有这些都让位于精神崩溃。人们对他们取得的为数不多且可怜的结果感到厌恶。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很少能够实现，成千上万个家庭被毁，那个真正代表整个革命且当时最伟大的人物垮台了。
这一切使欧洲每个人都对那些不切实际的崇高目标产生了怀疑甚至是绝望情绪，而这些崇高目标曾是拿破仑惊人崛起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与曾经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父辈或祖辈的谈话中，人们都能够轻易地捕捉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民众心中充满的沮丧和忧郁情绪。经过大革命那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接下来的一代人头脑不正常、思想病态、极度敏感、无法适应现实生活，所有这些都很自然。
在那个时期的精神英雄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人。虽然经受了那个时期的诸多影响，他却高高在上，睥睨着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将永远是伟大的作品，不仅是在有限的一段时期，而且是对整个现代人类史来说都是如此。这个人就是巴尔扎克。
这是英国、德国和法国知识界中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他们最杰出的天才那超凡脱俗的卓越之处。在英国，莎士比亚无与伦比的伟大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无人知晓，也无人重视。在德国，巴赫这位非凡的天才［153］在他去世后的七十多年里几乎无人知晓。
法国人直到今天还没有学会真正欣赏巴尔扎克这位伟大的天才。他们称赞巴尔扎克就像17世纪英国人称赞莎士比亚一样。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有趣的作家。他们没有看到，巴尔扎克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他不是伟大，而是独一无二。他的巨著《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比1 3世纪欧洲但丁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更能表现近代欧洲。但丁作品的形式本身就能赢得尊重和权威，而巴尔扎克作品的形式――小说――就其本身而言，最不可能赢得尊重，它让读者充满敬畏。
巴尔扎克不是一种流派的创造者，他是不朽的、充满个人生活的各类人性的创造者。他创造的类型与莎士比亚塑造的类型以及一些无名天才创造的类型相类似，如《浮士德》（Faust）、《唐璜》（Don Juan）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The Wandering Jew）。他塑造的男女主人公实际上比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男人或女人都更有生命力。正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King Lear），他的《高老头》（Le Père Goriot）描写的是一种不朽的父爱情怀。他笔下的葛朗台则是法国大多数资产阶级贪得无厌本性的经典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找到所有阶层、各种职业。
二十多年里，巴尔扎克勤勉写作，笔耕不辍，他的劳动强度胜过了任何一个服苦役的人。对他的小说，巴尔扎克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始终致力于他的伟大目标，即刻画人性。拿破仑的目标是统治人类，而巴尔扎克的目标则是分析人类。［154］拿破仑创立了国家体制，任何事件的变化都不能使国家体制发生实质性改变。巴尔扎克创立了不同类型的个性、灵魂和思想，可以说，未来任何事件都无法将其摧毁。巴尔扎克既能吸引人的想象思维，又能吸引人的理性思维。巴尔扎克既有强大的想象力，也有微妙缜密的分析能力，他是法国的散文体莎士比亚。
即使本篇只是对这个反应时期的粗略描述，我们也不能不提及有史以来最著名、最杰出的演奏艺术家李斯特（Franz Liszt）。众所周知，作为一名钢琴家，从来没有人能够与李斯特相媲美。他的艺术为他赢得了从加的斯到莫斯科、从高加索到伦敦的全部成功和赞誉。人们对一位显然只是钢琴家的人有着不可思议的热情。多所大学纷纷授予李斯特博士学位，无数城镇授予他名誉公民称号，无数女人拜倒在他的面前，不，甚至是最终绑架了他。基于现代冷漠的物质至上主义，我们可能会认为，无论李斯特的天赋如何，他的听众和他的狂热追捧者可能是颓废的，或者是受到我们现代自我意识所未知的缺乏约束的影响。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李斯特的演奏受到灵魂的驱使，他在钢琴上的表现一定对欧洲人最广泛、最强烈和最高尚的情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根据个人的体验证实，李斯特对各个阶层人群［155］（无论是文化阶层还是非文化阶层）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在三四十年代一模一样。在那时，李斯特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著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所取得的成就。事实上，李斯特不仅是一位钢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用手指在琴键上写诗，这是真正的诗歌。
[1].欧洲协调，又称为会议制度，是1815年至1900年左右在欧洲出现的势力均衡机制。其创建成员为英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她们均属摧毁了拿破仑帝国的四国同盟的成员。稍后法国亦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