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法国大革命（二）
第三讲 法国大革命（二）
［40］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时期，法国人民充满理想，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但这一时期在1791年6月宣告结束。在这个灾难性的6月里，国王夫妇采取了不明智的举措，试图经由德意志逃离法国。这次逃亡的筹备和实施的方式非常拙劣，国王在法国边境瓦雷纳（Varennes）被驿站站长抓获并不特别令人吃惊。人们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国王在离开巴黎后没有很快被发现？
在整个激愤民族的愠怒和沉默中，国王和王后被带回巴黎。现在已经很清楚，国王也像外国势力一样受到仇视和憎恶，整个国家完全受欧洲阴谋集团的摆布。无论是在中世纪或是在近代，欧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处于如此悲惨、如此令人恼火的境地。法国人民从各个方面感受到来自欧洲其他国家或私下或公然的攻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King Gustav III），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奥地利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和普鲁士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都对法国抱有敌意。与此同时，英国及所有其他国家则可能随时入侵法国。［41］对那些刚刚遭受国王背叛并见识到国王怯懦的人来说，所有这些都是最可怕的威胁，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一个国家陷入绝望中。
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法国人民仍然忠于国王。1642年在英国，当查理一世逃离伦敦时，英国人民公开向他提出宣战。而法国人民不仅没有公开向国王宣战，反倒还在几星期后委托路易十六管理法国。即使在那时，也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建立共和国的可能性，路易十六有很多机会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但是，大国针对法国的计划已经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他们企图像在70年代对待波兰那样来对待法国。1791年年底，以吉伦特派和迪穆里耶将军为首的战争派变得非常有影响力，法国与欧洲之间发生冲突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一些大国采取行动，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因为他们彻底误判了法国的资源和局势。来自法国的众多流亡贵族（政治难民）传播着这样一种信念（迄今仍有许多史学家对此表示认同）：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只是巴黎的一种地方无政府状态，绝大多数法国人根本不赞成。此外，这些流亡贵族巧舌如簧，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由于1781年国王敕令的颁布，贵族纷纷移居国外，法兰西民族丧失了他们的军官。因为按照国王敕令的规定，自1781年以来，军队中只有三代都是贵族的人才能担任法国军队的军官，第三等级的人只能做士官。
［42］残酷的局势和这种残暴行径激发了法兰西民族的所有潜在能量。1792年9月，当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进逼莱茵河时，法国人并没有畏惧和气馁。相反，他们同仇敌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抵抗敌对同盟的无端进攻。
人们只需阅读布伦瑞克（Brunswick）公爵起草的宣言，[2]就可以了解法国人民英勇无畏的决心及他们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决意志。即使付出最惨重的人员伤亡和最沉重的金钱损失，法国人民也决不会放弃。这份宣言即使不是由布伦瑞克起草的也是由他签署并从科布伦茨（Coblentz）[3]开始生效的。该宣言在整个历史上独一无二，除非我们将其与阿提拉（Attila）、[4]成吉思汗或其他一些“上帝的灾难”[5]中的残暴行径相比较。布伦瑞克威胁法国民众将把巴黎夷为平地，将他们的国家变为不毛之地，除非法国民众能够恢复旧君主体制并放弃自1789年5月以来获得的所有权利。
法国民众以著名的“九月屠杀”[6]来回应这份宣言。在9月初的五天里，许多人（其中许多都是无辜者或是伤残人士）在巴黎的街头、医院和监狱遭到暴徒的疯狂屠杀。这些狂怒的暴徒因为担心法国会葬送在外国结盟势力手中而变得疯狂。
当然绝对不能原谅这些疯狂可怕的大屠杀行径，但这样的反应与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在情绪空前高涨时期的行为是一致的。
英国内战期间，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规模处决［43］所谓的女巫和巫师的行动中，民众的狂热和亢奋情绪得到发泄和释放。正如莱基（William Lecky）先生所说，内战期间被残忍杀害的女巫和巫师的人数众多，其数量远远超过英国历史上其他时期所处死人数的总和。从1645年到1647年，仅在萨福克郡（Suffolk）和埃塞克斯郡（Essex），就有150多名女巫被处死。狂热暴徒对残忍的迷恋程度令人费解。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九月屠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说他是这些错误行径的始作俑者。法国民众实际上已经于1792年8月10日罢黜国王。现在面对极端危险时，凭着好斗动物那盲目但一贯正确的本能，他们大胆地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前所未有的决心，表明他们将团结一致抵制国内外的攻击者。
在谴责“九月屠杀”及实施这些暴行的民众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把几天后瓦尔密战役这一重大胜利的绝大部分功绩归于这些人。瓦尔密战役本身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战役，但在这场战役中，一种新的精神即团结而坚定的民族精神被证明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强大得多。国外联军被赶出法国，迪穆里耶在取得瓦尔密战役的胜利后继续向北行进。在热马普（Jemmapes）打败奥地利后，他将奥地利军队赶回莱茵河，并占领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地区（1792年秋）。法国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吉伦特派的威望。其中维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让索内（Armand Gensonné）、加代（Élie Guadet）、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最具影响力，吉伦特派很快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现在，法国终于清楚地意识到［44］欧洲那令人恼怒的敌意，他们同仇敌忾，采取措施将这个古老国家中强大的力量集中起来以增强抵抗。
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无论对其灵魂还是对其思想，法国单枪匹马独自抵抗欧洲其他列强的场景都具有很大的冲击性和吸引力。除了古希腊和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没有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能够单枪匹马地通过一国为恢复其独立和自由而与世界斗争的重大考验。为了公正地评判1793年和1794年的所有事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秉承这一观点。各种事件被渲染、被玷污、被歪曲，却也被最残酷的暴行和最令人震惊的军事及人类事件的荣耀所美化。那个时期就是众所周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里列举或描述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或第三阶层人员所犯下的暴行将会是多此一举。这些在所有书籍中，在成千上万的小说中，在不计其数的传记和回忆录中都有记载。
马拉（Jean-Paul Marat）、埃贝尔（Hébert，Jacques-René）、罗伯斯庇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圣茹斯特（Saint-Just）及另外一些“恐怖统治”时期的名人，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是，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我们必须指出且不断提醒他们的是，这些暴行与法国人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法国复兴，更确切地说与欧洲复兴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45］法国将军们在1794年、1795年和1796年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功绩和成就。“恐怖统治”时期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现在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改革的主持者可能永远不会想到它所引发的狂热和空前的能量，法国国内的过分狂热不过是其黑暗的反面。(https://www.daowen.com)
若全面研究“恐怖统治”，即研究法国国民议会、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以及巴黎市领导人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将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巴黎市政府及其背后的操纵者代表着勋章黑暗的一面，公安委员会（无论是在丹东领导下还是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则代表着法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坚定决心。“国民公会”本身，即当时的革命议会，是赋予法国在和平时期维护秩序、在战争时期维护权力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安委员会是近代各国政府中最集权的机构，一个真正的独裁统治委员会。它能够极其有效地组织该国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特别是通过其在各个省的代表——使得法国能够将大量军队投放到边境。法国最终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Fleurus）战役中再次将联军从比利时和荷兰驱逐出去，更不用说将联军从阿尔萨斯驱逐出去了。
另一方面，“国民公会”则引入十进制、米制体系，改革所有高等教育学校，使宗教宽容合法化，改革法律，并提前提出法国的重组（后来由拿破仑一世完成）。
［46］考虑到法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最全面的法律和社会改革，而其他国家要取得同样的结果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和奋斗，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整个民族受到异常兴奋的情绪煽动时，如此激动而又空前的民族活动才能发生。这种情绪的过度旺盛势必导致酷刑和虐待行为的发生。让我们暂且不去考虑具体的事物和制度，先来研究那个时期的领导人物。在这些领导人身上，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能量，因此在全国范围内也存在同样的酷刑和滥用刑罚。
具有伟大进取心和勇气的丹东拥有最热情和最真诚的爱国精神，对国内外事务有着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同时还是当时最伟大的雄辩大师。他与冷血邪恶的阿拉斯（Arras）律师罗伯斯庇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阿拉斯律师卑鄙、恶毒并极具野心，他肮脏的灵魂因为他病态的多愁善感而令人更加恶心。德穆兰展现了作为时事评论员和演说家的强大力量。圣茹斯特为拯救他的祖国采取了一系列严酷的措施。对众多的无名英雄来说，死亡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从众多的女性身上，从科黛（Charlotte Corday）这位刺杀了马拉的纯洁无辜的少女，到罗兰夫人，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有其他著名人物身上，我们发现了大规模不为人知的人类能量。这些都反映出法国大革命给法兰西民族带来的巨大推动力。［47］如果必须宣称欧洲争相分一杯羹的行动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暴行，那么，将国家新的重大力量用于实现改革和剥削第一等级，这一荣耀还得全部归于法国人。
1795年3月，法国的陆海边境均遭到欧洲列强的进攻。15个月后，法国人打败并驱逐了所有大陆强国。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只能吹嘘自己获得一次毫无价值的胜利，1794年6月1日光荣的六一海战。在此次海战中，尽管英国海军上将理查德·豪（Earl Richard Howe）使法国海军少将乔伊斯（Louis Thomas Villaret de Joyeuse）的舰队丧失了战斗力，但他未能阻止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法国大型补给船队进入布雷斯特（Brest）。
1794年夏天，法国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得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毫无目标可言，军队的胜利导致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疯狂地密谋”反对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在共和国广场被处决，落得与丹东、埃贝尔及其他许多“国民公会”成员相同的命运。1795年，根据宪法建立了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这是一个人员和机构既不重要也无益处的政府。早在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已通过《巴塞尔和约》（1795）成功地与普鲁士、西班牙实现了和平。法国的军事地位非常优越，骚乱中心越来越多地落在法国之外。从1796年起，法国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的历史就开始浓墨重彩地书写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他的名字一直统治着世界直至1815年！
[1].他是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倒数第二任皇帝，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他也是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是法国大革命最顽固的反对者，这部分缘于他的妹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法国共和政府处决。
[2].1792年4月25日，普奥反法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发布宣言，威胁法国人民必须恢复路易十六的一切权力，否则将对敢于反抗的居民“给予永世难忘的惩罚”。
[3].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城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流亡贵族的大本营之一，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也在那里组织反法同盟的军队。
[4].古代欧亚大陆最为人熟知的匈人领袖和皇帝，阿提拉在西方历史上通常被描述成“上帝之鞭”，而他的名字也成了残暴和野蛮的同义词。他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威胁。他曾率领军队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亦曾远征至高卢（今法国）的奥尔良地区，最后终于在沙隆战役被逼停止向西进军。然而后来他却攻向意大利，并于公元452年攻陷当时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拉文纳，赶走了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
[5].上帝的灾难或上帝的惩罚，可以指阿提拉，在中世纪基督教传说中也用作“因原罪而施予一个国家的任何灾难的通用指称”，如黑死病、成吉思汗等。
[6].“九月屠杀”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在1792年夏季 （1792年9月2日至7日）巴黎及全国各个城市持续五日的杀戮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