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拿破仑（三）
第六讲 拿破仑（三）
［84］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拿破仑的最后一段时期，即1810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关于这段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料来源。几乎每一位参与此阶段军事或政治事件的将军和政治家都给我们留下了回忆录、信件或手稿。在利用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方面，现代学者也是毫不迟疑，快速地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这些资料也相互矛盾、彼此对立，在许多细节和一些重大的政治特征方面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涉及战役的重要特征方面。因此，我们仍然无法做出判断，迟迟不能对拿破仑盖棺定论。在近代，没有哪场斗争能够像1810年到1815年期间拿破仑指挥的战役和参加的外交谈判那样，强烈地刺激，不，应该是冒犯民族的虚荣心和骄傲情绪，还有君主们最深沉、最细腻的情感。
虚荣心，就像我们内心中的其他品质一样，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可能会披着轻蔑的外衣不易被察觉，或者是在愤怒的呐喊中清晰可见。巧合的是，英国人的骄傲和虚荣，俄罗斯人及德意志人的骄傲和野心，很快都遭到现实的无情打击。他们竭尽全力试图打败一个人，却徒劳无功，［85］这个人曾经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伤害，15年来一直无视他们最神圣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自负。拿破仑从不掩饰他对英国军队的蔑视，他对德意志军队也不以为然。至于俄罗斯人那无可否认的体格和勇气，他也几乎没有一句溢美之辞。
不可否认，在1810年，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因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结婚而达到顶峰。拿破仑设想出最不可估量、最不合理且最荒谬的计划。这并不是对拿破仑的批评，作者本人也远没有这个权力。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根据常识或正常的判断，拿破仑在1810年以后的计划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执行的计划，但是，我们须臾不能忘记，在我们看来荒谬绝伦的计划，在拿破仑构思和执行时未必荒谬。
在科学界，那些提出领先他们所处时代若干年想法的伟大的思想家总被认为荒谬、疯狂或愚蠢。甚至有时候，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人都会宣称某些科学尝试注定会以无望的失败告终，正如笛卡尔本人。然而，即使是在笛卡尔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鼓励进行任何有关创立微积分尝试的笛卡尔很快就被莱布尼茨和牛顿推翻。莱布尼茨和牛顿都独立地发明并建立了笛卡尔预言中的微积分。科学史上其他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难道在政治领域不也是这样吗？拿破仑那些看似荒谬的想法，即他的东方计划，［86］征服欧洲后再征服整个亚洲的计划，难道不是那些普通人认为荒谬但在天才手中却能合法地得到执行的计划吗？因此，与其大肆谴责拿破仑在1810年至1815年期间的所有行动，我们最好是暂时搁置主观判断，尊重主要事实的陈述，把批评留给那些可能需要批评的部分。
现在来看非常明显，1810年到1812年，整个欧洲大陆或直接或间接地承认拿破仑的权力不可战胜。从梅特涅以来，任何严肃认真的政治家或将军都真切地坚信，拿破仑的军事霸权不可能被打破。1812年俄法战争中法国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后，人们关于拿破仑战无不胜的普遍信念在逐步动摇。1813年，在莱比锡大会战的失利之后，关于拿破仑无敌的信仰已不复存在。1814年和1815年，这种信仰已经彻底逆转。这些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主要事实和观点。
还有另外一点，我们不得不冒犯一个伟大国家的民族感情和传统感情，至少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感情。我们的意思是，英国几乎一致认为是英国从拿破仑手中拯救了欧洲。通常，法国作家的著作中也持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可能的依据。1793年至1815年期间，英法两国发生的所有重要战役中，英国人在陆上从来没有单枪匹马取得过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只有在海上，1798年在尼罗河口的阿布基尔湾，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英国人才取得［87］对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决定性胜利。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1793年至1795年，英国人企图把法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结果却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在约克（York）公爵的领导下，英国军队仓促撤退。其他试图登陆法兰西土地的行为都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例如1799年阿柏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率领的军队和1809年查塔姆伯爵率领的军队。1792年至1812年期间，英国人根本无法打击或剥夺法国人在欧洲大陆取得的任何一次胜利或征服。直到法国军队经过20年的连续战斗，在兵力、人员和士气上都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同时在布吕歇尔将军指挥的普鲁士军队的大力协助下，才由威灵顿公爵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打败拿破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以于威灵顿公爵在半岛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人们极尽渲染和夸大，这在小国成功战胜大国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被极力渲染和夸大，具有“广告”效应。苏格兰人直到今天都还在吹嘘他们赢得了班诺克本（Bannockburn）战役，[1]却忽略哈利敦山（Halidon Hill）战役、[2]内维尔十字（Neville’s Cross）之战 [3]以及英格兰战胜苏格兰的众多其他战役。与苏格兰人一样，英国人也不断地重复、夸大威灵顿公爵在西班牙取得的成功，当时英军的人数远远少于法军。因此，在大多数英国公民看来，半岛战争英国人的胜利，而且只是英国人的胜利而已。
事实却截然相反。有人说西班牙是拿破仑的坟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掘墓人就是西班牙人。威灵顿公爵在西班牙的活动范围不到该国面积的七分之一。事实上，在战争的前五年里，威灵顿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88］北部的奥波尔图（Oporto）和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南部的里斯本至阿尔加维（Algarve），东部则在葡萄牙边境外一点点的地区内。在半岛其余6/7的地区，英勇的西班牙人民与人数多达20万甚至有时是30万的法兰西正规军们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当时指挥这些正规军的是经验丰富、骁勇善战的法兰西元帅，如絮歇（Louis Gabriel Suchet）、拉纳（Jean Lannes）、苏尔特（Nicolas Soult）等人。西班牙人反对法国人的正规和不正规的战争持续不断，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城镇遭到大规模破坏。正如威灵顿公爵本人在1810年12月21日从卡尔塔舒（Cartaxo）发出的急件中所说，如果没有西班牙人民无与伦比的抵抗，他可能根本不会认真考虑把法国人赶出半岛的可能性。
在充分认识到威灵顿的谨慎和总体效率（由于他绝对不能容忍副手具有才能和创新性，这使得他的效率严重受损）以及1812年萨拉曼卡（Salamanca）会战胜利对士气的影响后，人们不禁明白，在1812年之前拿破仑的权力尚未被打破时，威灵顿公爵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只是战术性的胜利，根本不具备战略意义。因此，我们看到他1809年在奎斯塔（Gregorio Garcia de la Cuesta）的帮助下赢得了塔拉韦拉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误判战略形势（即忽视苏尔特从其后背发动的攻击），威灵顿被迫将大量伤员和辎重遗留在战场上，再次撤回到葡萄牙。
1810年出现同样的情况，英军的进攻行动先是取得一些战术性胜利，但接着就撤回到葡萄牙。尽管英军取得一些战术性胜利，但马塞纳（Andre Massena）将军的到来迫使威灵顿公爵［89］不得不退回到托里什维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后方。1811年也是如此，尽管取得阿尔布埃拉（Albuera）战役胜利，但最辉煌的胜利属于贝雷斯佛德（William Karl Belsford）率领的英军。甚至在1812年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在萨拉曼卡会战获胜后，威灵顿公爵再次被迫撤回葡萄牙。在战役的头四年中也是如此，西班牙人民直接或间接给予他许多英勇的援助，在其他交战中拖住绝大多数的法国军队。然而，相比拿破仑在1796年4月至1797年1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取得的快速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威灵顿公爵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拿破仑在上述短短几个月内，不仅赢得了战术性胜利，还赢得了战略性胜利。在几乎没有得到意大利人民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拿破仑带着那支人数稀少的军队一路高歌挺进，直捣奥地利帝国心脏地带。1796年5月，拿破仑已经镇压了意大利人在帕维亚及随后在维罗的叛乱活动，因为法国的病患伤员在这些城市遭到意大利人的大屠杀。
只考虑半岛战役的主要特点，而屏蔽那些战术细节，我们可以将其简化如下（因为对这些战术细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方面的报告相互矛盾，根本无法作为可靠的证据支撑）。威灵顿公爵的计划是从里斯本到萨拉曼卡、再到巴利亚多利德，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然后进入法国。大军沿着这条路线行进大约需要四到五周的时间。而最终结果是，这些活动花了六年的时间，威灵顿于1814年4月才抵达这条路线的另一头，即法国的图卢兹（Toulouse）。［90］1813年以前，也就是拿破仑的权力在莱比锡会战中被削弱之前——其时拿破仑已经将他的大部分精锐之师从西班牙召回——威灵顿公爵在这条路线并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直到拿破仑的权力在1813年和1814年被第六次反法同盟即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彻底击溃，威灵顿公爵才得以进入法国，但此时却得知拿破仑已经被迫退位。
与此同时，西班牙东南部和东北部的西班牙人一直在对法国军队进行着残酷的游击战，但是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进展。因此，说半岛战争是拿破仑的坟墓其实是夸大其词了。考虑到拿破仑强大的军事力量，应该把半岛战争看作一场地方叛乱，它确实牵制了拿破仑的部分战斗力，但是这既不会妨碍拿破仑主要的军事行动，也不会对他的作战计划产生致命影响。
事实上，正是在半岛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拿破仑实施了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带领50多万士兵攻入俄罗斯的心脏地带。拿破仑本人对半岛战争更多的是感到恼火而不是愤怒。确实，到最后，他根本不会读将军们发给他的关于西班牙的战报。但总的来说，他坚决相信，在俄罗斯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将自动终结西班牙人进一步的蠢蠢欲动，正如1809年在瓦格拉姆（Wagram）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自动结束了蒂罗尔人（Tirolese）的狂热抵抗一样。因此，事实上，给拿破仑挖掘坟墓的［91］既不是威灵顿公爵，也不是西班牙人。
无论我们对半岛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还有什么新的了解，上述战略考虑永远不会改变。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曾率领自己那不到3万人的军队，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几场决定性的战役，征服了德意志。马尔波罗公爵在1704年以快速的行军和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拯救了德意志神圣帝国，使其免于被法国人、巴伐利亚人和匈牙利的马札尔人（Magyars）入侵。1757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两场决定性的大捷，在罗斯巴赫（Rosbach）打败了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洛伊滕（Leuthen） [4]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无论我们是否考虑过上述战役，当认真思考拿破仑的所有战役时，无论是在意大利的战役还是在遥远的埃及和叙利亚的战役，更不用说他在奥地利或普鲁士的战役，我们都不能把半岛战争中的任何决定性行动归功于威灵顿公爵，或将他称作这场战争的伟大统帅，除非屈服于盲目的爱国主义。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的态度。西班牙人民为了西班牙国王进行着殊死战斗，但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是西班牙历史上最没有价值的庸人。他的儿子和当然的继承者——如果有可能的话，更加懦弱无能。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任何试图了解西班牙人态度的史学家感到困惑。［92］但是，西班牙人民为之狂热战斗的西班牙王室是纯法国的波旁王朝的血统。拿破仑只是用一个法国人（他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替换了另一个法国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
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痛苦，这个国家在1805年还在和法国并肩作战，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从历史上来看，西班牙人民的这种态度要么比他们1808年的漂亮举动更为重要，要么比他们自己的任何其他军事企图更为重要。1808年，卡斯塔尼奥斯（Francisco Javier Castaňos）将军成功地在拜兰（Baylen）俘获杜邦（Pierre Dupont）率领的由2.4万名正规军组成的法国军队。这是整个半岛战争中最重大的军事成就，拜兰之战使拿破仑大军首遭败绩，震动了整个欧洲。
稍加考虑，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民族为了一个不值得的、残酷的、专制暴虐的皇室的利益，在一场绝望的战斗中牺牲生命、金钱和所有的世俗财产，这就注定了其命运。其他国家为自由而战，是为了摆脱多年来压迫他们的法国枷锁，西班牙民族则是在法国人还没有机会殖民之前就开始战斗。西班牙人在其神职人员的鼓动下进行作战。当错称为“解放战争”的战争于1814年结束时，西班牙人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做对某些列强有利的事情，这些列强正是最仇视他们的利益且拿破仑想要除掉的国家。
在反对拿破仑提出的近代自由主义原则的荒谬斗争中，西班牙人浪费了全部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从而丧失了成为近代自由政府体系的所有能力及真正意愿。［93］换句话说，人们可以说，半岛战争确实挖了一个坟墓，但它不是拿破仑的坟墓，而是西班牙民族的坟墓。西班牙人曾经拥有最具谋略的政治家，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这场半岛战争中，他们只是以一种自杀的方式在帮助英国，正如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荷兰采取了帮助英国对抗法国的自杀式政策。荷兰由此沦落为一个五流国家，西班牙也一样。
大家都知道，不反对拿破仑符合西班牙的利益。西班牙本来可以通过采取与拿破仑友好这一更加明智的政策幸免于难，就像巴伐利亚，甚至萨克森，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即使在拿破仑垮台后也能幸免于难。然而，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看清西班牙局势的真正发展趋势。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反动的神职人员之间，西班牙人民又重新陷入了教会和王室的古老奴役中。
拿破仑的心智能力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完美平衡，这是常识的最高形式。或许拿破仑只能假定，最终各国都会按照常识行事，西班牙迟早会意识到，自己在英国别有意图的帮助下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多么愚蠢。这种战争带给西班牙的是国土的满目疮痍和西班牙人民的臣服。然而，各个国家行事都是凭借着激情冲动而不是常识。尽管当时的情形是，如果西班牙继续与拿破仑进行不对等且惨烈的战斗，西属美洲殖民地，它利用母国的困境在1810年的公开起义中实际上已经崛起，就必然脱离西班牙而独立。［94］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也没有改变其荒唐政策。
相反，对英国人来说，恰恰是这种情况使得半岛战争更值得继续下去。英国一直希望解放拉丁美洲殖民地。因此，在那场战争中，西班牙人不仅为自己的公民自由掘开了坟墓，也为他们的殖民帝国掘开了坟墓。
我们认为，这就是半岛战争的真实情况。西班牙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本来毫无价值的人西班牙首相戈多伊（Manuel de Godoy），以及那个可怜的国王本人，通过建议与法国结盟，事实上使西班牙的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即使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如此高尚。另一种选择方案非常简单。难道拿破仑还能永远统治欧洲吗？既然不能，那么通过与法国结盟，或甚至通过承认法国的宗主权，西班牙就能赢得像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所享有的繁荣，并在拿破仑死后轻易地获得自己的政治独立。一个国家一定会比一个人活得长久。另一方面，拿破仑是否会像现在这样被打倒？如果是，西班牙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道路和政府。无论哪种情况，她本来都可以避免可怕的半岛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最终只为世界上最蒙昧的神职人员和英国的利益服务。
1808年秋天，拿破仑进入西班牙，并追赶在他之前的摩尔爵士（Sir John Moore）。在阿斯托加，他获悉英国和奥地利结成新的联盟反对自己，这使他大为吃惊。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他非常愤怒，［95］这一点不是假装的。自1796年以来，拿破仑屡次打败奥地利，夺走奥地利太多的领土，并使奥地利深受其辱。他根本看不出奥地利对发动一场新战争有什么兴趣，也看不出奥地利确信能取得胜利的底气在哪里。他非常清楚，是英国在背后资助奥地利。
另一方面，他知道奥地利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即使是英国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事实上，奥地利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卡尔大公强烈建议其兄弟弗朗茨一世皇帝不要发动新的战争，因为针对拿破仑训练有素且所向披靡的部队来说，奥地利完全是毫无准备。
弗朗茨一世皇帝一贯刚愎自用，固执、虚荣、自负。他一生最终的成功似乎就是为了验证所有那些夸大的观念，即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和思维的深度。拿破仑和弗朗茨一世皇帝是最具反差性的两个人物。他们年龄相当，却个性迥异。弗朗茨一世渺小、卑鄙、愚蠢，而拿破仑伟大、聪明、富有创造力。然而弗朗茨一世皇帝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拿破仑生命的最后6年则在大西洋上一块孤岛上度过。
拿破仑毫不犹豫地离开西班牙，带着要永远摧毁奥地利的坚定决心返回奥地利。法奥两国战争于1809年打响，战争由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第一是在慕尼黑和雷根斯堡（Ratisbon）之间的多瑙河谷战役；［96］第二是阿斯珀恩（Aspern）战役；第三是瓦格拉姆战役（Wagram）。在第一部分的战役中，卡尔大公首先击败法国将军，或者至少可以说，几乎挫败了他们的目的。然而，拿破仑及时出现，迅速而大胆地采取行动正是拿破仑在以前所有战役中屡试不爽的法宝，这次他又采取这一战略。他布兵于卡尔大公的交通线上，在埃克缪尔战役（Eckmühl）和雷根斯堡战役中重创卡尔大公，并迫使其通过波希米亚向下奥地利撤退。
第二部分的战役对拿破仑来说是灾难性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阿斯珀恩战役中（持续了三天），奥军人数远远多于拿破仑的军队人数。尽管拿破仑的士兵们非常英勇，不怕牺牲，仍然没能占领阿斯珀恩，拿破仑不得不再次渡过多瑙河，将他的指挥部设在洛鲍岛上。在这场战斗中，拿破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伟大的元帅之一拉纳，被一颗流弹击中而不幸身亡，拿破仑对此似乎悲痛欲绝。阿斯珀恩的消息对整个欧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战无不胜的皇帝第一次遭遇严重的挫折。所有的将军，他们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确保能打败拿破仑的万无一失的计划，现在这些将军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英国派出4万人的军队远征荷兰的瓦尔赫伦岛，这样一来拿破仑的侧翼显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拿破仑的地位似乎也岌岌可危。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拿破仑在瓦格拉姆的辉煌胜利完全扭转了阿斯珀恩战役的颓势。他［97］凭着他的远见卓识为此次战斗做好了准备。在战斗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宣布这场战斗他实际已经取得胜利。由于感到疲倦，在1200多门大炮和15万支步枪的轰鸣声中，他躺在地毯上睡了一会儿。由于拿破仑赢得这场战斗，卡尔大公被迫撤退，奥地利被迫接受《申布伦和约》[5]中非常苛刻的条件。根据该条约，奥地利的领土和人口大大减少，从而使得奥地利与1806年的普鲁士一样，沦为二流国家。
与以往相比，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统治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众所周知，由于遭到疾病的袭击，瓦尔赫伦远征军很快就陷入灾难之中，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根据1809年奥地利外交所揭示的事实或1806年普鲁士政策所揭示的事实，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拿破仑视人命如草芥，一心只为满足自己无休无止的野心。但通过研究1809年奥法战争，奥地利和英国的举动，以及一些小国的行为，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指责不成立。
事情的真相是，欧洲的君主们都冥顽不化，对新领土贪婪无度，毫不顾及其国民遭受的苦难，甚至完全麻木不仁。这点类似于拿破仑的所作所为。虽然应承认拿破仑的野心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他空前的天赋和才能使得他的理想和雄心远远超出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II）[6]或普鲁士王国［98］国王威廉三世的理想和雄心。
如果拿破仑在1808年和1809年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那么英国和奥地利的行为无疑更应该受到谴责。英国对拿破仑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因为多年来，尽管已使出全部力气，英国始终无法打败拿破仑。为了满足私欲，英国煽动西班牙在一场无望的、徒劳的、毫无目的的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流血牺牲。同样，奥地利皇帝在1809年不顾国内最好军事专家的判断，贸然发动战争，使得英勇的蒂罗尔人和帝国内其他众多民族在战争中流血牺牲。但奥地利皇帝发动这场战争时，并不真心指望能够对1805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
现在，一位新人即梅特涅亲王成了奥地利帝国的首相。他是欧洲历史上最奇怪，最有趣，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在其一生中，梅特涅的力量非常有趣、非常重要。但是，就像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美人，他的力量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早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梅特涅就像一位伟大的演员，凭着直觉，认为后世不会给他献上花环。他的巅峰时期和胜利取决于他生命中昙花一现的境遇。梅特涅的虚荣心胜过天赋；外交手腕灵活；他能根据私人关系和广博的知识了解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和背后的原因；他有魅力，非常迷人，善于教育引导他人。
1809年，梅特涅劝说奥皇弗朗茨二世保持与拿破仑的友谊，这本是奥皇在1802年后就应该维持的关系。［99］拿破仑和弗朗茨二世的女儿路易莎公主（Marie Louise）之间的婚姻主要是梅特涅所促成的。
人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巧合，即西印度群岛为法国王室提供了两位最迷人、最重要的王室配偶。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在西印度群岛度过了她作为妙龄女子时最美好的时光，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祖上也是西印度群岛人。另一方面，自从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灾难性的婚姻以来，事实上自从1756年考尼茨说服路易十五与奥地利结盟以来，奥地利给法国带来的只有灾难。像所有南方人一样，拿破仑非常迷信，坚信预兆、恶魔和运气的概念。他一直认为约瑟芬能够带给他好运，是他的吉祥物。令人奇怪的是，在他和约瑟芬离婚几年后，好运就完全离他而去。
同样真实的是，另一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进入法国王室给拿破仑带来的只有耻辱和灾难。路易莎是她那个时代最轻浮、最贪图享受、道德上最软弱的女性。1814年，当拿破仑作为欧洲的俘虏被囚禁在厄尔巴岛时，虽然已是拿破仑儿子的母亲，路易莎却放纵自己，使自己沉溺于一个独眼、干瘪且衰弱的酒色之徒，完全忘记自己的出身和责任。
梅特涅本人也是一个相信幸运和不幸的人。我们有理由假设，他努力促成就拿破仑与路易莎的婚姻进行谈判，就是因为他持有某种神秘的信念，［100］即让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室联姻会对拿破仑造成灾难。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全球所有的统治王朝中，奥地利皇室是我们这个时代遭受过最多灾难的皇室家族。其灾难程度最令人震惊，正如在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带给波旁王朝和拿破仑的只有厄运。
在得知儿子出生的消息时，拿破仑似乎正处于荣耀和幸福的巅峰。既然王朝后继有人，他似乎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雄心和梦想。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正是在这里，那些认真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停顿和犹豫很长时间，然后才敢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判断。就像宗教的伟大创始人一样，这个历史人物如此独特、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理解他。
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超越常人，那么他经常会受到曲解和误会，这再正常不过。就拿破仑而言，其才华和能力超越常人，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这种情况的结果必然是，人们不大可能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在儿子出生后，拿破仑似乎就下定决心要征服俄国，开始实现他的东方计划。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某种内心的声音或天命所驱使，这与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思想和他大多数行为的动机归于“神谕”或者说是“超自然的灵性”如出一辙。柏林的一位古代历史教授在阐述苏格拉底的生平时宣称，［101］苏格拉底的“神谕”只不过是某种习惯，正如有些人在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时通过数外套上的纽扣来决定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一样。这位历史教授如此说是相当保守的了。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迈耶（Edward Meyer）教授来到了拿破仑的时代，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知道，拿破仑内心的声音（更不用说圣女贞德内心的声音）不过就像是男孩子们为了一块蛋糕而玩的掷骰子游戏罢了。
我们可以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学者身上都布满灰尘的图书馆之外的那部分历史中，存在着上面那种声音。这声音在诸如哥伦布、黎塞留、拿破仑、俾斯麦这样的男性或圣女贞德这样的女性的内心响起，成为一种内在的召唤。这种声音包含着一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信念，那就是他们将为人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随之他们遵循内心召唤并付诸行动。他们无法分析这些声音，无法科学地阐述它们，也无法对它们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他们所知道的是，这些声音就在那里，它们能够激发、提示、敦促、强迫他们去做最终他们确实做到了的事情。它是一种使命感，是一种天职，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原则传播到整个欧洲的使命，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封建政权、废除种姓制度等。可能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拿破仑不由自主地发动了攻打俄国的战争。
根据严格的军事原则，拿破仑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谴责这场战争。让我们从军事角度来考虑主要事实。拿破仑知道，攻打俄国违反了所有的战略原则。有关这些战略原则，他曾在无数的战报［102］和谈话中反复向他的将军们灌输，一直要求他们遵守，还经常会因为将军们忽略了这些原则而严厉地惩罚他们。这些原则就是集中兵力、靠近基地、把自己部署在敌人的交通线上迫使敌军投降（事实上这条原则在俄国不可能实现）。拿破仑在1812年的俄法战争中都有意识地违背了这些原则。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政治和经济方面，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直白地说，当时的俄国并不值得拥有，它无法养活拿破仑庞大的军队部署，它没有拿破仑1796年和1797年在伦巴第发现的宝藏，在工业、商业甚至农业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即使在今天，俄罗斯的经济也非常落后，要使它成为像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或德意志那样令人垂涎的猎物，还得需要数代人的努力。
如果我们最后来想一想拿破仑的东方计划，就会发现，鉴于俄国当时的情况，征服俄国几乎不会有任何益处。当时的俄国还没有扩展到高加索地区，即使打败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在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也不会有立足之地。如果拿破仑在1812年不去攻打亚历山大一世，而是试图摧毁土耳其帝国，他可能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当时英国舰队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洲的事务中。长期以来，土耳其帝国毁灭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103］1809年，他向当时在土耳其附近的伊利里亚省总督马尔蒙元帅（Auguste Frederic Louis Viesse de Marmont）发出的指示，显然就是为了发动一场针对土耳其的战争。
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次要的考虑都符合拿破仑的本性，正是这些考虑使得俄法战争成为一场多余的、毫无用处且枯燥无趣的事情。拿破仑已经了解到，即使是奥地利，在他手中屡遭挫败后，仍能在1805年和1809年找到方法组成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反抗他。他怎么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被打败的俄国不会仿效奥地利，不会三番五次地试图摆脱法国皇帝的统治枷锁呢？
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庞大军队来到加夫诺（Kowno）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争论意见摆在了拿破仑面前，拿破仑似乎被这些意见说动了，因为他曾告诉参谋长贝尔蒂埃（Louis Alexandre Berthier），他将放弃这场战争，向西返回。整个军队欢欣鼓舞。第二天，大家得到的命令却是向东进军俄罗斯。当贝尔蒂埃询问皇帝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突然改变昨天的决定时，皇帝梦幻般地望着天空说：“我不知道。”于是，这支在当时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继续向着俄罗斯的大草原进发。
拿破仑的左翼由麦克唐纳（Etienne-Jacques-Joseph-Alexandre MacDonald）元帅指挥，右翼由施瓦岑贝格亲王（Prince Charles Philip of Schwarzenberg）指挥，中路由拿破仑亲自带领指挥。战争初期，俄军就开始进行巧妙撤退。在发生的所有小规模交战中，法国人都取得了胜利。但在博罗季诺（Borodino）战役中，俄军在库图佐夫的领导下进行最为顽强的［104］抵抗，与法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战斗从1812年9月7日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深夜。库图佐夫在自己的营地过夜，第二天才撤退。换句话说，拿破仑在那场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中的胜利只是技术层面的，而非战略层面的。他没能消灭俄国军队，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没有被迫向他投降。
拿破仑进入了莫斯科。看到这座对所有斯拉夫人和许多东方人来说都极其神圣的城市，即使是拿破仑最年长的老兵似乎都欣喜若狂。在俄罗斯和东北亚地区，莫斯科被视作可以与亚洲西南部的麦加城相提并论的圣城。拿破仑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星期，等待亚历山大一世的投降，但亚历山大一世没有来投降。绝望的俄国人放火烧了莫斯科，拿破仑被迫撤退，接踵而来的是可怕的灾难。
这是近代最大的灾难，法军受到俄军哥萨克骑兵的不断袭扰、由于饥寒交迫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士兵死亡。因此，发生在别列津纳河（Berezina）[7]上的那场著名惨祸或灾难只是众多灾难中的一个缩影。当拿破仑的大军到达俄罗斯西部边界时，只剩下区区几千人。整个欧洲都因恐怖而震颤。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大多数人见识到上帝的指责。他惩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巨人，拿破仑的许多朋友开始对他感到绝望。
[1].1314年6月24日，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在班诺克本以少胜多，击溃了英王爱德华二世的讨伐大军。这场战役也是苏格兰赢得独立战争的标志，更象征着独特的中世纪苏格兰军事体系的建立完善。
[2].哈利敦山战役是苏格兰反对英格兰控制的一次战斗。苏格兰为摆脱英格兰的控制，将英王扶植的巴利奥尔赶到英苏边境英格兰一侧。英王爱德华三世遂遣大军包围苏格兰的贝里克。1333年7月19日，两军在哈利敦山对阵，苏格兰军从山头一拥而下，陷入泥潭。当时，英军掌握了在250码距离内能射透最好铠甲的先进大弓，射手训练有素，射杀大批苏格兰士兵，苏格兰的圆阵被彻底粉碎。此后，苏格兰一分为二，福斯以北为苏格兰国王的摄政（国王被送往德国）控制，福斯以南再次为巴利奥尔控制。
[3].内维尔十字之战是中世纪时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之间的一场战役，具体发生在1346年10月17日，地点在英格兰北部达拉谟附近的内维尔十字。战役结果是英格兰王国地方军队以少胜多，战胜了苏格兰王国由国王亲自领兵的大部队。这一骄人战绩在之后数百年内仍为英格兰人引以为豪。
[4].洛伊滕会战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奥地利在1757年12月5日的战役，以普军大胜结束。此战与罗斯巴赫会战被誉为弗里德里希大帝最辉煌的战绩之一。
[5].《申布伦和约》（1809），又称《维也纳和约》，奥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同奥地利缔结的和约。1809年10月14日订于维也纳申布伦宫，和约宣布法奥之间实现“和平友好”。该和约被1814年《维也纳决议》废除。
[6].弗朗茨二世（1768年2月12日—1835年3月2日），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1792年7月5日至1806年8月6日在位），奥地利帝国的第一位皇帝（1804年8月11日至1835年3月2日在位，称弗朗茨一世）。
[7].别列津纳河战役是指拿破仑的军队1812年从莫斯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后，在抢渡别列津纳河时，被俄军从三路发动袭击的战役。法军大损后才渡过了别列津纳河，这是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法军遭遇惨败的一次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