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革命

［156］有人比如梅特涅那位著名的秘书根茨（Friedrich Gentz）早就预见到，所有国家对君主专制政府的反应和表面的屈服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48年以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德意志的各种革命动乱都被镇压下去了。在前一章中，我们没有谈法国1830年的大革命，只就那次著名的革命和最终打破专制政权的各种革命的关系做了简短的叙述。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本身就是小规模事件，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悲惨事件相比。

但从一个方面来说，它可与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相提并论，那就是它对欧洲人思想的影响，即使没有那么深刻和持久，至少也是令人难忘的，尤其是在英国、波兰和比利时。长期以来法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为法国七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而查理十世的愚蠢执拗使这一问题达到顶峰。查理十世在外交政策上（在阿尔及尔、土耳其等问题上）相当成功。于是他轻信，只要通过压制新闻自由，他就可以［157］恢复旧秩序。在法国，新闻自由就像英国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和陪审团制度一样，同时一直发挥着比在英国更为深刻的作用。在英国，自查理二世时代起就有组织严密的议会政党，直到查理二世1685年去世。英国的政治一直是按照政党路线进行的。因此，对政治观点的学术表达，无论是来自伟大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政府都很少给予考虑。

另一方面，在法国的历史中，真正的政党从未存在过。在英国，新闻自由是在威廉三世时代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被授予的。也就是说，在斯图亚特时代关于更新《出版许可法》（licensing laws of the Press）的提议被束之高阁。与此相反，新闻自由在法国以最明确和最积极的形式给予广大国民，并且一直被民众视为政治自由的最大财富。

查理十世，一个狭隘、陈旧、迂腐的人，他误读了人民的全部政治品格。查理十世于1830年7月颁布敕令，即根据他个人的权威制定法律，这实际上破坏了新闻自由。巴黎人民立刻站出来抗议，军队实际上也加入了他们。查理十世在最后一刻想要作出让步，但已无法挽回局势，最后时刻不得不仓皇出逃。随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被资产阶级自由派拥上王位，法国进入奥尔良王朝（七月王朝）时期。他的父亲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称为“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Égalité）。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1830年的革命总体上是一场［158］学术性的革命。人员的更换并不代表着体制的改变。然而，它对欧洲其他国家影响巨大。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害怕英国发生类似的革命，托利党才最终通过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Bill of 1832）。在比利时，人民奋起反抗，强烈要求脱离荷兰。最终，比利时脱离荷兰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直至今日。

在波兰，不幸的波兰人民从巴黎事件中获得勇气，发动起义，奋起反抗沙俄统治，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他们英勇作战，在各种战斗中打败沙俄军队。但在1832年，他们被迫投降，铁腕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剥夺其前任亚历山大一世授予波兰的所有自治权，取消波兰王国的自治地位，并重新对波兰进行了行政划分，将波兰分割成为几个省，统统并入俄罗斯，使其与俄罗斯帝国的其他省份处于同等的地位。

对于法国新国王路易·菲利普，他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都期望他能比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更好地了解其所辖人民的心态和他所处时代的特征。事实上，这位新国王装出一种和蔼可亲、资产阶级式的谦虚态度，赢得了许多人心。这似乎预示着法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善良和简朴的外表下，其种族中固有的旧精神依然挥之不去。这种精神受到某种渴望的支配，即希望法国也能做英国在查理二世时代曾经做的事情。众所周知，查理一世过于高傲且从不加掩饰，查理二世却相反，他借助装腔作势获得了他父亲为之奋斗的所有权利。

［159］凭借同样的方式，路易·菲利普试图在牺牲权力的一些表面形式的同时确保权力的本质。他一再让步，不管是向傲慢的部长佩里埃（Casimir-Perier），还是忠实可靠的基佐（François Guizot），以及特别机灵精明的梯也尔（Adol-phe Thiers）。路易•菲利普在汹涌民意前俯首帖耳，1840年，在法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他甚至同意将拿破仑的遗骸从圣赫勒拿岛迎回法国。在异常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征服者的遗体被安放在巴黎荣军院宏伟的墓穴里。甚至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搞阴谋活动，路易·菲利普也只是进行相对温和的惩罚，将其监禁在哈姆要塞中。在法国和英国关于东方问题的种种冲突中，在俄罗斯、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艰难的外交谈判中，路易·菲利普都试图通过耐心和掩饰来拖延时间，以便渡过难关。

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法国在物质上相当繁荣。事实上，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可能与英国不相上下），法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科学方面，他们取得相当大的进步，法国当时的数学、自然哲学和生物科学研究被公认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典范。

然而，法兰西民族在思想上反对路易·菲利普，正如反对查理十世一样。人们对他的不满与日俱增。他们无数次企图杀害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159］，这已经清楚表明，法国这个欧洲长期以来的，领头羊不能也不会容忍在一个聪明但没有野心和激情的国王的领导下从昔日的辉煌走向衰落。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像每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民族一样，法兰西民族不可能放弃伟大的梦想，尽管有时他们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呼吁以和平方式不具侵略性地发展。

当法国人看到路易·菲利普并不比查理十世更有能力恢复他们在欧洲政治中的原有地位时，他们的功绩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对阿尔及尔缓慢而艰难的征服。根据经验，他们明白，他们关于自由的崇高梦想在路易·菲利普统治下不可能实现，跟最后两位波旁国王统治的时候一样。他们这时就下定决心结束这个既不喜爱也不害怕的政权。当时，有两个人既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是受某种伟大的历史动机所鼓舞的实干家，莱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1]和诗人拉马丁。在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2]别有用心的帮助下，他们于1848年2月煽动了一场反对路易·菲利普的革命。这场革命又被路易·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和其前任一样，路易·菲利普被逐出法国，路易·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就像1830年的革命一样，1848年的革命本身没有任何令人震惊的事件，也没有出现任何国家生活的大动荡。事实证明，它对其他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比对法国的影响要重大得多。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一传到奥匈帝国、［160］意大利和德意志南部诸邦国，所有这些国家马上就奋起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发动了近代以来最可怕的革命运动。在1848年所有的革命中，最重要的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革命的重要性和突出性在于两个明显的原因：一是该国的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制度上的变化。这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当时的革命几乎没有触及国家的社会结构。匈牙利革命则在各个方面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匈牙利革命引起大家高度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当时发生巨大政治动荡的所有国家中，匈牙利造就了最引人注目的和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如科苏特、伟大诗人裴多菲（Petofi Sandor）、塞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波兰革命将领贝姆（Józef Bem）将军以及许多其他人。

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科苏特所代表的不是某些个人或临时的目标，而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趋势。在他死后多年，他的儿子之所以能够领导整个马札尔民族，仅仅是因为他是科苏特的儿子，是科苏特的天然代表。他儿子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与伟大的父亲相提并论，甚至连类似都谈不上。从许多方面来看，科苏特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在国外，他那出类拔萃的口才比在匈牙利还令人钦佩。在匈牙利，每一个农民都能言善辩，但在这个天生雄辩的民族中，他最具辩才。科苏特的口才和说服力［162］的确前所未有。他天生有着一副美妙动人的嗓音和一副庄重威严的神态，懂得如何巧妙、自然、流畅地调动听众的感情和情绪，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产生了令人惊叹的热情。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这一点值得商榷。他试图体现的历史趋势是匈牙利政体的持久特征之一。原则上讲，他是并且可能永远是马札尔人基本思想的化身。

我们可以说，尽管其政治策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伟大的，但作为政治谋略家，科苏特缺乏太多的品质。人们也许将会发现，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他的名声会越来越大。但是，他那个时代的史学家却无法将其与伟大的马札尔革命中那位思想不那么深邃但更有效率的政治家相提并论。

自1825年以来，匈牙利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种变革是欧洲其他地区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其他国家对旧制度的改革，要么是从上而下（其形式是王室成员将恩惠赐予那些百依百顺的人民），要么由最激烈的斗争引起（通常终结于内战）。但在匈牙利，国家的复兴几乎是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实现的，贵族们自身采取了崇高的、爱国的措施加以援助。1848年以前，贵族不用纳税，完全免税。然而，在最伟大的“马札尔人”塞切尼伯爵的领导下，［163］匈牙利人民在1825年至1848年于波佐尼（普莱斯堡）举行的各种会议上，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直到革命爆发之前，贵族们自愿与该国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纳税，匈牙利的每一个公民也都愿意为国家的改善和复兴做出任何牺牲。当时在位的奥地利皇帝费迪南一世是个笨蛋。他深受妻子以及她的宫廷圈的影响。他妻子认为，通过煽动耶拉契奇（Joseph von Jellachich）领导下的克罗地亚人来对付匈牙利人，她就能轻易让不守规矩、难以驾驭的马札尔人就范，同时自己根本不用做出任何让步。

但马札尔人一得知克罗地亚人的进展，就立刻在全国范围发动了公开革命。每个匈牙利人，无论平民还是僧侣，无论男女老幼，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军。大家纷纷从各方筹措资金，战争迅速取得胜利，不到一年，奥地利人就被彻底赶出匈牙利，这主要归功于戈尔盖（Artur Gorgei）将军的资源和才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一个独立的马札尔政府成立，科苏特被任命为匈牙利国家元首。

面临困境，奥地利向沙皇俄国求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一直积极镇压争取自由的运动。他派帕斯凯维奇（Ivan Fyodorovich Paskevich）将军率领十几万人进入匈牙利。尽管多次打败俄军，但在沙皇俄国入侵后不久，匈牙利人就丧失信心。1849年，戈尔盖将军率领仅存的匈牙利正规军在维拉戈斯向俄军缴械投降，［164］匈牙利革命就这样结束。

奥地利统治集团在匈牙利土地上推行官僚集权主义，采用一整套理性、现代化的官僚机构，企图消除匈牙利自由和自治的仅存硕果。大规模的德国化进程被引入，奥地利内政大臣巴赫男爵和他所谓的“巴赫的骠骑兵”（即一大批说德语的政府官员）试图扼杀这个国家近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即保持政治独立和个性的精神。毋庸赘述，巴赫失败了。1849年到1860年匈牙利人的消极抵抗就是这种不可征服力量的最佳体现。年轻的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也深信其推行的这一制度是错误的，因此在1860年，提出了各种探讨性的建议，以使匈牙利之间达成更好的谅解。(https://www.daowen.com)

奥地利革命时间较短，因为奥地利人民（特别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政治自由的价值和最终目的，因而不适合进行持久的斗争。奥地利辖下意大利的革命很快就被奥地利的将军们镇压下去。海瑙（Julius Jacob von Haynau）将军因其残忍的暴行而臭名昭著，而拉德茨基（Count John Joseph Wenceslaus Radetzky of Radetz）将军则因四处冲杀而声名狼藉。

总体来说，奥地利和奥地利辖下意大利的革命是失败的。在奥地利本土，这种失败从来没有得到改善。到目前为止，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3]政治体系还没有达到平衡的水平。而我们将看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很快就实现了完全的统一、独立和繁荣。

正如反应（Reaction）时期在文学、哲学、艺术各方面都产生了［165］对理性的反动或浪漫主义一样，革命时期也迅速把知识革命时代引入科学文学各领域。反应时期知识界的基调是哲学上的黑格尔主义和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随着1848—1849年伟大革命的到来，反应时期的这两种理性运动迅速消退，实证主义时期开始。之前，人们支持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的热情高涨。1848年以后，人们反对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的热情同样巨大和激烈。革命之前，黑格尔似乎满足了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渴望。在法国和德语国家，黑格尔被视为全新的、完美的知识先知。现在，当这一哲学体系遭到反对时，黑格尔很快被人们可耻地遗忘。

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在死后若干年里，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所创造的伟大哲学体系。他的哲学体系具有如此大的权威，以至于人们认为，神学、法律、政治和文学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都需要参考这位大师的指导思想才能得到明确的解决。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根据黑格尔的原则重建或者说是摧毁了耶稣的一生。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和其他人根据黑格尔的理论重新确立法律的地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科学几乎完全被黑格尔的体系和思想所主导。现在所有这一切盛况都已不再。

叔本华的著作刚问世时几乎无人阅读，他对［166］黑格尔哲学的价值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讽刺。事实上，叔本华反对所有的哲学，除了自己的哲学。现在，叔本华的观点开始成为全世界的观点。黑格尔之后，作为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而存在的哲学被抛弃、被排斥、被鄙视，取而代之的是实证科学。在反动时期的鼎盛时期，法国已经成功地发展了实证科学。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涌向巴黎，学习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正是在四五十年代，一位伟大的法国人不仅总结了精确科学的主要学说，而且从这些学说中得出了一套哲学体系。其目的是取代以前的所有体系，并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来打动人心。这个法国人就是孔德（Auguste Comte）。

他是圣西门（St.Simon）的门徒，从圣西门那里接受了许多思想和精神态度。孔德以教数学为生，他的人生和思想水平表明他是一个新的思想世界的先知。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共6卷）中，孔德概述了他认为即将到来的精神革命和新的宗教制度。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与现有的哲学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但孔德否认人类的思想能够掌握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类思想所能做的就是协调主要科学中最普遍的真理，并接受它们是普遍真理的最高体系。

他还教导说，现有的宗教体系注定要衰亡，而唯一为现代人所接受的宗教就是［167］人性的宗教即人道教（Religion of Humanity）。即使从这个关于他主要思想的简要概述中，读者也可以看出，在孔德看来，数学、物理和生物科学与社会和历史科学之间的联系远比以前哲学家所说的要紧密得多。他指出，所有的科学都按照从简单学科到复杂学科的等级来划分。数学必须先于物理学，物理学必须先于生物学，生物学必须先于社会学或者他所说的社会物理学（Physique Sociale）和历史研究。关于这种等级体系，孔德还指出，这是各种科学相互依存和历史发展的最自然的表现。

他传授所谓的三阶段法则。根据该法则，我们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宗教机构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律，即从神学的阶段过渡到形而上学的阶段，最后达到实证科学阶段。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这样的法则真的成立，那么阐述人类历史中无数的事实就变得相对容易。孔德确实认为，他的法则将涵盖所有这些事实。在其伟大著作的许多段落中，孔德对其法则的重视程度与我们对万有引力定律的重视程度相同。但必须承认，从孔德的书问世以来，我们的经验和研究并不能证实这一法则。

另一方面，在英国、美国、［168］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孔德的思想和他那充满活力的头脑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是近代最清楚的历史事实之一。现在的法国政府正在实施孔德的一些思想。巴西和大多数南美国家的政府似乎都在按照孔德的法则行事。无论孔德关于将人道教置于基督教地位的愿望是否会实现，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想和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为科学时代做好了准备，为近代欧洲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英国，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曾试图贯彻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原则。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科学本身的力量和结果估计过高，主要是由于孔德的影响。无论如何，目前我们中的一些人正试图摆脱这种对数学或精确方法的过高估计所带来的有害后果。我们已经认识到，无论孔德的思想在科学上多么有价值，他把这些思想应用到社会知识和历史中的做法已经证明都是失败的。在历史研究方面，科学对我们即使有帮助，那也微乎其微。然而，为了对孔德的哲学思想有个正确的认识，按照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是1848年至1849年伟大革命所开创的那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之一。

对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流派的反感在德国也有体现。它体现在一个有着非凡兴趣的人身上，他的作品［169］对欧洲人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洪堡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但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能将他在旅行中以及从书本中获得的广博知识进行清晰和便捷的概括总结。因此，他一生的终极之作《宇宙》（Kosmos）在他那个时代是对人类和对自然知识的完美再现，并以一种最完美和最庄严的风格写成。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精确科学在欧洲人民心目中的主导地位。洪堡的伟大作品《宇宙》的销量史无前例。欧洲各国对自然科学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而洪堡（上一章中提到的他那位外交官兄长）就是自然科学最杰出的倡导者。

说到关于科学的价值和力量的新认识，在许多方面英国做出的贡献甚至更大，这些贡献可以用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个名字来概括。达尔文的不朽著作《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于1859年问世。凭借其丰富的数据、清晰的阐述以及作者的绝对诚实和真诚，这一著作立刻使生物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达尔文试图以生物学界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精确性来解释物种的奥秘。他的解释方式使学生着迷，在大多数情况下令学生信服。“进化论”这个术语和概念曾是达尔文大多数先驱者的忌讳，此时却迅速成为现代思想的口号和座右铭。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对进化论所提供的解释深感满意，以至于最后“进化论”这个词似乎就足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事件和［170］制度。它既无声又有活力，不仅如此，还能够解释整个人类。

在六十年代初期，进化论被认为是解开历史和社会学所有谜团的钥匙。许多作家知识上不如达尔文渊博，态度上不如达尔文谨慎，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进化论扩展到历史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人文学科的所有其他分支的问题上。他们纷纷宣称进化论是长期以来寻求的解开宇宙奥秘的方法，如英国的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和莱基（William E.H.Lecky）、美国的天文学家德雷珀（John Draper）、德国达尔文主义人种学者赫尔瓦尔德（Friedrich von Hellwald），尤其是斯宾塞（他的著作涉及广泛，数量众多）。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反对对进化论过高估计的反应已经开始。正如笔者在另一部作品中试图表明的那样，进化论的证据和理论既不能说明也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主要事件。但就目前的目的而言，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在六十年代（更不用说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过分重视精确科学导致其方法的扩展远远超出其可以合理应用的范围。不仅哲学，还有神学、政治和文学的理论和规律以及类似的学科都遭到曲解或成为禁忌。这是因为大家过度热爱和崇拜近代思想中主要由孔德、洪堡和达尔文引入的精确科学。

唯物主义也是过度关注科学本身的一个副作用，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兴起，特别是福格特（Carl Vogt）（瑞士博物学家）、毕希纳（Lewis Buechner）（德国医生及哲学家）、摩莱萧特（Jacob Moleschott）（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等人教导的唯物主义。由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对历史的习惯性忽视如此突出，唯物主义的教义于是［171］被一群充满热情、好奇的学生作为人类智慧的最新成果所接受。朗格（Albert Lange）（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在其著名的《唯物主义之历史》（History of Materialism）中毫不费力地指出，现代唯物主义者缺乏独创性的主张。然而，人们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构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大多数文化人的智力水平是唯物主义、不可知论以及对基督教神圣著作巨大历史重要性的荒谬忽视。

这几个事实也足以证明，上世纪中叶的伟大革命净化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环境，消除了许多最糟糕的浪漫主义幻想，同时也毁掉了许多由浪漫主义者培养出来的有益的、有价值的知识领域。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这两条相互冲突的思想路线之间挣扎。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尽管浪漫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但科学家和实证主义者中并不缺少那些相当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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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莱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在七月王朝时代成为反对派人士。

[2].卡芬雅克（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将军，因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被称为“六月屠夫”。1848年6至12月为政府首脑，实行军事统治。

[3].内莱塔尼亚是奥匈帝国的北部与西部领土的泛称，由奥地利所拥有。内莱塔尼亚意为莱塔河以西，与莱塔河以东的匈牙利王国外莱塔尼亚相对。内莱塔尼亚继承了过去奥地利帝国的土地，由哈布斯堡家族以奥地利皇帝之名统治。内莱塔尼亚的首都设在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