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德意志的统一

［184］德意志统一的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最有教育意义的历史篇章之一。因为德意志比大多数国家更早地结束了人类与自然长期而可怕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可观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结果。像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德意志人总是试图使国家的界限与语言的界限一样广泛。欧洲从来没有接受过罗马理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近期或很久的将来都不可能，正如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它也不可能实现那样。

欧洲目前由四十多个有高度组织结构的政治实体组成，每个实体都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在语言、法律、风俗习惯及其他方面的独特个性。这些国家一直都试图将其成员国合并和统一起来，并将自己与邻国区分开来。欧洲的向心力一直居于下风，即使是最伟大的皇帝和征服者都发现，他们试图统一欧洲的梦想是短暂且徒劳的。

统一的工作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把同一民族的成员聚集在一起的努力。［185］欧洲各民族这一古老的历史努力在一些国家早已实现。英国人在中世纪早期就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早在1284年已经是一个国家。接下来是法国。为了把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统一起来，法国经历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战争、战斗、战役、围攻、运动、阴谋、联姻、条约等等，实际上动用了与和平和战争相关的全部资源。最后，在波旁国王统治下，在17世纪早期（洛林在1766年划入法国版图），现代法国的所有地区都统一在一种统治之下，尽管人民的同质性还远未完全实现，正如我们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中所提到的。

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德意志本身没有能力实现其统一。德意志主要是内陆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当强大的海上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内陆国家并不容易统一，即使一个共同的统治者也会使人民、臣民处于完全矛盾和分歧的状态。真正把人民团结起来的是海洋，法国早在17世纪就拥有相当强的海上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德意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前几个世纪，被称作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邦国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小领主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有的君主都对各自的臣民拥有君主权，［186］这些君主的数量之多令人吃惊。毫不夸张地说，在17世纪的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有着大大小小的君主，其数目超过1000个。

甚至在那时，人们也接受并支持关于德意志皇帝统治下的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故事，一个虚构的故事。皇帝既没有固定的也没有可观的收入，没有常备军和精锐部队。同时作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统治者，除了多瑙河君主国，其他邦国的福祉对他来说不涉及任何切身利益。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感兴趣的恰恰相反。德意志越是分裂成数不清的小邦国，就越没有能力有效地抵抗哈布斯堡王朝。1648年签订的伟大的国际条约，即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n Peace），确实加剧了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根据该和约，瑞典和法国是德意志无政府状态的担保人或永久维护者。

在今天，人们几乎无法想像这种政治上的肢解对德意志统治所造成的恐慌、困惑以及难以置信的混乱。每个邦国都有自己的货币、风俗习惯、少量军队和独立的法律法规。国王的宗教信仰决定其臣民的信仰，而且德意志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在宗教权力的统治下”，属于强大的教会当权者，如科隆（Cologne）大主教、美茵茨（Mayence）大主教、特里尔（Trèves）大主教，以及班贝格（Bamberg）主教和维尔茨堡（Würtzburg）主教。这些小君主法庭的诉讼［187］以及向皇帝中央法庭的上诉通常会受到令人极其恼火的拖延，造成足以令人破产的花费。

在悲剧《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中，伟大的德国诗人席勒向我们描绘了这些小暴君残酷和实施压迫的可怕画面。商业一片凋敝，德意志的城镇在14世纪和15世纪曾经达到的商业重要性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即便在1775至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黑森伯爵（Landgrave of Hesse）把他们像奴隶一样卖给英国人与美国人作战时，他们都没有起来反抗。在17世纪，妇女的地位最低微下贱。17世纪从未有过任何过人智慧的德意志妇女，她们压根儿只是其丈夫默默无闻和无足轻重的伴侣。的确，在18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妇女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知道，在那个世纪的德意志伟大作家的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精力充沛、知识渊博和富有教养的女性。

德意志人民因缺乏政治或经济统一而遭受苦难的素描，现在必须辅以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画面。虽然在政治上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摆脱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以来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僵局，但德意志人民仍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正如他们自己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学表述，但“日耳曼国家”这个术语很快就开始［188］努力发挥作用。

简单来说，与英国和法国的统一相反，德意志的统一最初不是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思想上的统一。德意志人民在政治上各不相同，就好像他们彼此完全是外国人。然而，从思想上来说，他们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已经感觉自己是一个民族，认识到他们的语言在科学和文学作品中的巨大价值，从而有了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尽管这种意识仍然缺乏政治上的统一，但它为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文学史对史学家来说甚至比法国或英国文学史更重要。第一次利用德语无与伦比的资源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可能是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最大激励。直到18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境内出版的所有最有价值的作品仍然使用拉丁语或法语书写。在18世纪下半叶，莱辛、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歌德、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席勒和其他许多德意志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其中许多作品将名垂青史——显现出德意志语言惊人的力量。它能够适应散文和诗歌，能进行最高层次的哲学研究，也能用于最低层次的喜剧创作，在叙述、教诲和描述风格上拥有相似的力量。

当这些作家的狂热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时，德意志人民感到他们的历史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如16世纪宗教改革的精神革命带来了［189］德意志人民的精神统一，18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前三十年不断增加的德语经典作品逐渐加深了德意志人民对一个事实的认识，即他们在学术上也迅速团结起来。

1805年到1807年，拿破仑对德意志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讲过）使每个德意志人都认识到，一个民族不能只有学术和精神的统一，还需要更多别的东西。政治上的统一是必要的，对所有的德意志民众来说，巩固政治大厦的团结统一以便从容地从精神和学术统一中受益，现在已经不仅成为他们的梦想，也成为所有人的实际利益。当时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尝试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因为在这一点上，所有讲德语的邦国都是一致的），而在于应该由德意志的哪个邦国来实现统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布斯堡王朝或奥地利即便在1815年也对所谓的德意志邦联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直到1850年，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唯一对手的普鲁士国王都无法在德意志邦联中取得任何优势或霸权，很多人希望由奥地利来统一德意志。因此，德意志民众在19世纪下半叶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们的政治统一是来自德意志南部或奥地利（他们精神和学识同一性的出处），还是来自德意志北部［190］或普鲁士。到目前为止，除了建立几所大学外，普鲁士对这个民族的学识复兴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在1806年和1807年，普鲁士也证明自己完全毫无能力、缺乏组织且颓废不堪。有些人希望由奥地利来实现德意志统一，他们对这个国家本质的理解极其错误。

由于一些莫名的原因，哈布斯堡王朝从来没有能够将其统治下的各个邦国统一成一个真正的联邦。他们总是能够使各邦国聚集在一起或形成外部的联合。他们同化或团结帝国中不同种族的唯一手段就是与天主教会结盟，从而确保某种统一。然而，很明显，尽管拥有令人钦佩的集权制度和实现思想和情感统一的强大力量，天主教会却不能产生那种政治的、内部的或民族意义上的统一，而在近代恰恰只有这种统一才能赋予国家真正的权力。奥地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哈布斯堡王朝，在努力实现政治和民族统一方面从来都没有成功过。但在19世纪后半叶，许多爱国的德意志民众希望看到由哈布斯堡家族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统一。

为了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重要观点，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某个战争时期，这场战争发生在本报告所述时期的很久之前，但战争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非常明显。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西里西亚战争。［191］该战争从1740年一直持续到1763年，其间曾中断几年即1748年至1756年。1741年，凭借将军们在莫尔维茨会战中取得的胜利，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从奥匈帝国统治者特蕾西亚手中成功获得西里西亚这个富饶的大省。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接下来的所有战役以及直到1763年和平之前的无数战斗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战役数量众多，其中一些虽然非常有名，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莫尔维茨（Mollwitz）战役的结果及影响。因此，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它们完全可以被忽略。通过征服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大帝获得了一个讲德语的省，并得以在领土和民族意义上使普鲁士拥有完整的领土。当时，普鲁士的居民几乎没有不讲德语的，讲德语的人几乎构成了普鲁士人口的全部，因此普鲁士的民族性实际上是完整的。

另一方面，特蕾西亚丧失西里西亚影响了奥地利后来的整个历史。因为在1740年，当弗里德里希大帝从特蕾西亚手中夺取西里西亚之前，奥地利帝国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德意志人。在那时，奥地利既不曾拥有加利西亚（Galicia），也不曾拥有布科维纳（Bukovina），既没有波斯尼亚（Bosnia），也没有意大利的威尼西亚（Venetian）。德意志人口在奥地利本来在数量上仍占优势。

但由于西里西亚的丧失，德意志人在奥地利人口中的优势地位没有了。为了弥补其领土损失，特蕾西亚被迫向东寻求补偿，也就是说，征服欧洲没有［192］德意志元素的地区。它于1772年和1775年分别获得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于1797年通过《坎波福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获得意大利的威尼西亚等等。奥地利确实获得了一些省份，但其领土上居住着全然不同的民族。

由此可以看出，西里西亚战争给奥地利的心脏地带埋下了长期分裂的种子，使得奥地利直至今天都无法将人民团结成统一的政治体。弗里德里希大帝不仅剥夺了奥地利的一个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奥地利的所有省份，因为奥地利从未真正同化过这些省份。这是由于奥地利失去了曾经占优势地位的德意志臣民，并且再也无法恢复。普鲁士分别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参与瓜分波兰，获得波兰三部分国土上的各种民族成份，但仍是德意志各邦国中德语居民占优势的强国。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普鲁士获得莱茵河沿岸的几个大省，它的民族统一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奥地利，虽然它的东部领土也出现了分裂。

根据前面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普鲁士1850年在德意志统一的工作中所处的地位要比奥地利有利得多。因为普鲁士本身占据了德意志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她的臣民是德意志民众，语言上完全统一，宗教上也基本一致。她所缺少的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凭借天赋和运气有可能实现那个古老希望的政治家。而在奥地利，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在奥地利以外的地方即［193］在德意志实现这一愿望。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一批又一批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即使在奥地利本土都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奥地利的民族构成反对着任何试图实现德意志统一的政治家。

德意志的民族构成则十分支持普鲁士。普鲁士所需要的就是一位伟人，而奥地利即使有伟人掌舵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根据这个时代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希望看到奥地利实现德意志统一的想法都注定要失败。奥地利既没有强大的、组织得力和协调一致的军队，也没有正规和充足的国库。她在文学、科学、艺术或任何其他知识或精神领域都没有民族力量。没有这些助力，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也只能一筹莫展，毫无建树。

另一方面，普鲁士从1807年开始就通过了许多非普鲁士政治家，如施泰因男爵、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阿尔滕施泰因（Baron Altenstein）等人推行改革措施。普鲁士还通过科学和文学作品在法律系统、高校、军队、国家财政中创立一种国民教育体系，使其处于高效运转状态。这样，如果能运用巧妙、及时和成功的外交手段，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确实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就。

对许多史学家来说，究竟是雅典成就了地米斯托克利还是地米斯托克利成就了雅典，这个古老的问题一直无解。然而，巧合的是，我们发现，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他可能的职业生涯早就由他所属的［194］邦国或民族决定好了。这非常奇怪但无疑却是很有规律。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可否认，从俾斯麦开始掌权到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对他的完全信任，俾斯麦的影响力在这段时间里以及在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路德（Martin Luther）、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布伦茨（Johannes Brenz）等人先前采取的改革措施，没有德意志人民更加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之光带来的学识上的统一，更不用说普鲁士那些伟大改革者通过不懈的、不求回报的努力成功地使普鲁士恢复昔日的伟大地位，仅凭俾斯麦的才能，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俾斯麦如果在维也纳，也会像施默林（Anton Ritter von Schmerling）或博伊斯特（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伯爵一样束手无策。俾斯麦的才能是伟大的，但对他来说，我们也可以运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受事件发生之环境的影响”（Est locus in rebus）这一伟大的历史规律来进行解释。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世纪50年代末，在对德意志的影响方面，普鲁士仍然被认为次于奥地利。对普鲁士军队来说，进攻奥地利毫无胜利的希望。与此同时，自1806年耶拿大败以来，普鲁士军队一直在进行改革和改进，以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战斗工具，并且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普鲁士军队比大多数欧洲军队都要优越。1859年，奥地利被法国打败并被剥夺在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与此同时，匈牙利人对奥地利的不妥协立场［195］使奥地利的内部安全问题更加严重。

一些普鲁士政治家对多瑙河君主政体与普鲁士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看法。俾斯麦是当时行动派中最重要的一个。俾斯麦来自德意志北部的一个小家族，既没有丰厚的财富也没有显赫的人际关系。他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凡的政治才能。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信件和他的演说辞，这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一生进行建设性的观察。我们也许有资格用几句简洁的词语来概括他的特殊才能。(https://www.daowen.com)

毫无疑问，俾斯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纯粹的人格在历史上一直被证明是一种力量。但是，除了难以分析的性格和魅力，还有高大威武的身材、强大的力量和富于表情的面孔，我们还必须始终强调一点，即俾斯麦在处理重大政治事务方面具有非凡的技术才能。首先，他所采取的所有外交措施和其他行动，都是基于他需要处理的人员和情况的详细信息，很少有政治家有能力处理这些信息。俾斯麦对普鲁士和近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都了如指掌，因此对欧洲总体政治形势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他精通法语，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如此，后来担任驻俄罗斯大使时，［196］俾斯麦又掌握了俄语。关于欧洲主要国家的王朝和政治局势，俾斯麦通过自学和有见识的阅读获得了丰富和准确的知识，以至于他比大多数直接或间接处理政治事件的人更了解政治事件的趋势和特征。

在他的一生中，我们一直被这种信息的可靠性所震撼。这很自然，有如此充分而严密的基础，俾斯麦不可能不得出合理而持久的结论。因此，他很少在行动策略上犯错误，尽管在其一生的各个时期，俾斯麦的行事风格是否智慧受到了身居要职者的挑战、怀疑、攻击甚至嘲笑。事实上，尽管俾斯麦的胜利只是德意志统一前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最后一幕，但如果没有俾斯麦的智慧和才能，德意志统一的漫长历史的最后一部分可能会在1871年之后很久才能完成。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在罔顾历史真相。毫无疑问，俾斯麦确实促成了一项必然发生的政治运动，但这一运动仍然依赖于综合环境，而这种综合环境只有优秀的政治家才有能力关注到并加以利用。

在这个时代，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所激发的热情尚未消退，我们每年都会看到德意志教授撰写的不同著作。它们讲述现代德意志的起源时，要么仅仅追溯到皇帝威廉一世，要么追溯到某个无名［197］但“具有极度重要”影响力的小邦国君主。

另一方面，有些著作则只追溯到俾斯麦。洛伦茨（Ottokar Lorenz）教授支持前一种观点，无数的德意志作家支持后一种观点。但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像所有伟大的历史事实一样，德意志的统一由包括无数特殊现象在内的普遍而广泛的原因，并经过数代人的时间促成，但是最后由一个人凭武力强制性完成。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人不是威廉一世；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人是俾斯麦。

深入研究俾斯麦的时代，我们发现，通过最谨慎地实施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俾斯麦牢牢抓住了在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必要性。他深刻地知晓，仅仅靠思想的引进或学术传播无法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俾斯麦明白，这主要是一个外交和战争的问题。他在信件中和演讲中明确指出，尽管一些民族可能通过条约或缓慢的相互同化实现民族统一，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德意志就不可能实现其夙愿。他那句名言“历史是由血和铁铸造的”含义正在于此。

没有人比俾斯麦更欣赏意大利统一者加富尔。同样，也没有人比俾斯麦更清楚地认识到迪科（Francis Deak）在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匈牙利统一方面的卓越功绩。但是，没有人能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198］加富尔或迪科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目标与俾斯麦的目标相同，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因此实现的手段也不相同。正是这种对建立德意志统一的真正需求的清晰洞察，成就了俾斯麦的伟大。

诚然，他的全然成功为他的名声和政策增添了非凡的光彩。然而，促使我们承认俾斯麦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并不是俾斯麦的成功，而是他政治手腕中的智慧和克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挫折永远不会使他气馁，即使是在外交领域或外交谈判中取得最大胜利，也不会诱使他采取过分的行动。我们必须钦佩他的勇气和克制，也许正是克制这一品质使他永远成为一名模范的政治家。俾斯麦对手众多。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皇后，即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就是俾斯麦的死敌。

另一方面，德意志史学家蒙森（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对俾斯麦也同样持续地怀有敌意。毫无疑问，这位伟人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种种针对他本人和事业的阴谋诡计。俾斯麦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并没有说服弗里德里希皇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他所有的敌人和对手都在密谋削弱这位巨人的实力，但一切都是徒然。

和所有伟人一样，除了拥有最罕见的强健体魄之外，俾斯麦也拥有非同寻常的好运。同法国最伟大的首相黎塞留和马萨林（Jules Cardinal Mazarin）一样，俾斯麦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199］依靠其君主坚定不移的信任和友谊。与之相比，所有嫉妒和羡慕都不足为虑。当然，皇帝并不总是同意俾斯麦的意见或支持他的想法。事实上，在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皇帝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位伟大首相的政策。但是，无论多么不情愿，皇帝最终还是同意了。公平地说，如果没有这位君主始终如一的坚决支持，俾斯麦不可能抵挡住阴谋集团为削弱其地位而一直采取的小动作。

在讲英语的国家，更不用说在法国，大家对俾斯麦的普遍印象是：他是一个严苛的人，没有人情味，只遵守政治利己主义的法则。这种说法有许多夸张之处。俾斯麦既不严苛也不残忍。确实，他很强势，知道采取严厉措施的必要性。但无论在私人生活中（包括与家人的关系和与为数不多的私人朋友的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史学家莫特利），还是在公共生活中，他总的来说是一个不偏不倚很客观的人。俾斯麦整个人就是“务实政治”（Sachpolitik）这一德语词汇最典型的代名词，即遵守真正的、客观的国家利益，不掺杂任何个人的喜恶。

在他的个性中绝对有两个可取之处。首先，他相当幽默，内心平静。对于现代人来说，即使是黎塞留和马萨林也缺乏这种舒缓气氛的能力，因此他们显得有些生硬傲慢。俾斯麦有一种典型的［200］北德意志民众的幽默。这种幽默与其说令人愉快，不如说令人生畏，但它无疑有助于我们将这个世界上一些粗鄙的东西进行合理的安排。在萨多瓦战役（德国史学家通常称之为克尼格雷茨战役）的紧急关头，俾斯麦急切地想知道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如何看待交战可能发生的情况。在靠近这位沉默寡言的老将军时，俾斯麦并没有提出令人焦虑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的雪茄盒递给他，观察毛奇如何挑选雪茄，这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幽默。当毛奇仔细检查这些雪茄并发现其中最好的一支后，俾斯麦明白，这场战役对普鲁士来说令人满意，他微笑着离开毛奇。

俾斯麦的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性格特点是他特别坦率。他既不伪善也不虚伪。俾斯麦从来没有说过他在政治上是正义的，他曾经真诚地说“我们普鲁士人不在道德上讨人欢心”。这句话用直白的英语来说，即意味着普鲁士人是自私、偏执和无情的战士。这种坦率常常使他的外交对手迷惑不解，甚至误入歧途。他们无法相信这一点，因此总是在这种明显的坦率背后寻找其他动机。事实上，俾斯麦相当坦率，完全摒弃过去外交方面的两大技巧：掩饰和沉默。对于那些天生忸怩和不坦率的人来说，这种坦率令人反感，这很正常。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201］高贵和刚毅的品质增加了而不是降低了俾斯麦的伟大。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既不会也不能拥有和实施这种品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俾斯麦的成功是基于以下条件：充分了解他成功所必需的全部要素和细节，拥有一种最强大且最真诚的人格，加之有其君主持久不变的友谊。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他三次伟大胜利的细节情况。这三场战争我们指的是1864年与丹麦的战争、1866年与奥地利的战争以及1870至1871年与法国的战争。

我们将普丹战争称为一场胜利，尽管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普鲁士的荣耀。普鲁士在奥地利的帮助下对弱小的丹麦采取行动，即使取得重大胜利，也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荣耀。不仅如此，众所周知，普鲁士军队在1864年并没有表现出她在另外两场战争中所具有的那种优势。我们称普丹战争为俾斯麦的胜利，因为他采用深思熟虑的策略，目的是使奥地利卷入进来并与奥地利相互妥协，从而引发第二次战争。

简而言之，事实是这样的。丹麦南部的两个公国即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当时和现在一样，这两地居住的民众大多讲德语。尤其是他们控制着基尔港，这对普鲁士来说至关重要。普鲁士必须拥有这个港口，以便通过在基尔和易北河之间修建一条运河（正如后来所做的那样），确保对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控制。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两个成员国。奥地利肯定［202］不会让普鲁士独霸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与所有的强权一样，德意志对小民族也是横加欺凌。他们对丹麦不断的、公正的指责置若罔闻。而丹麦没有给德意志任何一位君主一点不快或引发战争的理由，更不用说对德意志邦联了。

使奥地利卷入一个她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从而对其施加外交影响，这是俾斯麦的目的所在。同样，他的目标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谨慎行事，试探欧洲是否会干涉德意志的计划。普鲁士的大多数政治家都坚决反对俾斯麦的丹麦政策，他们担心英国（威尔士王妃是丹麦国王的女儿）会直接干涉。但俾斯麦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俄罗斯都不会干预此事，整个计划的唯一结果，就是让奥地利参与到一项对她来说徒劳无功且令人尴尬的事情中。结果证明俾斯麦的想法是正确的。

俾斯麦大功告成。丹麦人最终被迫屈服，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管理这两个公国。俾斯麦正确地推断出，这种共同管理的方法只对邻近该公国的普鲁士有利。共同管理只会导致摩擦，从而给他提供一个处理与奥地利纠纷的新借口。当事情进展得不够迅速时，俾斯麦强迫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即1865年8月14日的《加斯泰因条约》（Treaty of Gastein）。根据该条约，两公国为普奥共有，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管理荷尔施泰因。该条约表面上［203］结束了两公国行政管理问题上可能引发的摩擦，但事实上，就其性质而言肯定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纠纷。

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那样，奥地利发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于是1866年的战争就成为俾斯麦毫不犹豫挑起的意外事件。当时，俾斯麦既要与他在柏林宫廷的众多对手作斗争，又要与顽固的普鲁士议会作斗争。议会成员完全不懂事情的紧急性，拒绝俾斯麦提出的为军队提供补给的建议。他被迫去寻找使军队保持良好状态的方法，并通过国王签署的专制法令来扩充军队。俾斯麦当时（1863―1865）成了普鲁士最不受欢迎的人。然而，俾斯麦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与奥地利的战争不可避免，只有通过这样一场战争才能成就德意志的命运并保证普鲁士的优势地位。

如前所述，当时的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非常反对与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另一方面，总参谋长毛奇则对击败奥地利军队充满信心。事实上，奥地利军队的失败对每一位专家来说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奥地利军队存在着普遍的缺陷，即军队中存在多种语言和多个种族，由此导致军中缺乏统一性和凝聚力。对所有军队来说，这绝对是致命性的弱点。此外，当时的奥地利军队仍然装备着老式步枪，使用的是前装式步枪，上膛时没有任何掩护。［204］普军使用的是后装式步枪，使用方便。因此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度是奥地利士兵的6倍。

对于思考政府行为方式的普通观察家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官僚政府如何做到即使在面对最危险的情况时也几乎不愿采取改革措施。普鲁士军队装备精良的事实早已为奥地利和大家所熟知，但奥地利方面却没有人试图改进奥地利步枪。

此外，奥地利军事组织还犯了另一个毛病，那就是无法做到知人善任。他们总是把错误的人放在正确的地方，把正确的人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在前一章看到，俾斯麦早就向意大利承诺帮助她实现统一，因此在1866年初与意大利政府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根据条约，普鲁士在波希米亚攻打奥地利时，意大利必须在伦巴第攻打奥地利。当时，奥地利将军贝内德克（Ludwig von Benedek）根据其长期的经验，对伦巴第有非常全面的了解。毫无疑问，他能对意大利发起一场成功的战役。另一方面，奥皇的叔父阿尔伯特（Archduke Albert）大公对波希米亚的了解非常权威且非常有用，本来能够确定无疑地在波希米亚反击普鲁士的行动中发挥值得称道的作用。在那场战争中，贝内德克本应该获得伦巴第大区总司令的位置，因为他对伦巴第了如指掌，而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本应担任波西米亚的指挥官，因为他对波西米亚［205］非常熟悉。但根据奥地利人一贯的智慧，波希米亚的指控权被交给了对波希米亚一无所知的贝内德克将军，阿尔伯特大公却被派到意大利，而意大利那支人数不多、未经训练的军队根本不需要他在场。

这一重大失误的军事后果立即显现出来。贝内德克将军在波希米亚东北部遭到毛奇和普鲁士王储率领的两路普鲁士部队的夹击，立即惊慌失措。由于一系列的战略失误，他在一些小的交战中失利，最终在1866年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或称克尼格雷茨（Koeniggraetz）战役中被迫仓促撤退。普鲁士人立刻紧随其后，占领摩拉维亚，并向维也纳挺进。

正是在那个时候，俾斯麦的伟大和作为真正政治家的才能以最辉煌的方式熠熠生辉。普鲁士军队及其所有将领连同普鲁士国王都陶醉于他们的快速胜利。他们陷于狂热之中，自然而然地要求继续进军，用暴力攻占维也纳。头脑清醒的俾斯麦却有政治远见，他的目光已经转向法国，他想完成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计划。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很快就会需要奥地利的友谊和联盟，无端地羞辱奥地利统治者既不能使他得到奥地利的友谊，也无法获得与奥地利的联盟。攻入奥地利将使奥地利统治者永远处于屈辱中。因此，他明确无误地向他的君主宣布，停止普鲁士的胜利进程，在不使被征服的国家蒙羞的基础上与奥地利签署和约，这将符合普鲁士的最大利益。

与此同时，普鲁士另一支军队也取得了极大胜利，［206］迅速开进奥地利的盟邦汉诺威和南德意志邦国，而这些邦国支持奥地利并试图与普鲁士作战。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奥地利都成功战胜意大利，意大利实际上处于奥地利的控制之下。最后，正如俾斯麦自己后来所说，他害怕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可能会为了终结普鲁士的快速胜利而攻击莱茵各省，使普鲁士在萨多瓦和其他战争中取得的成功变为徒劳。

俾斯麦发现，任何常规手段都不足以说服将军们和普鲁士国王接受他对形势的看法，他就威胁说，宁死也不同意攻入维也纳和羞辱奥地利统治者。像往常一样，他最终取得了胜利。普奥双方于1866年签署了《布拉格和约》（Peace of Prague）。根据该和约，奥地利并没有丧失任何领土，只支付一笔象征性的战争赔款，但奥地利须退出德意志邦联，不再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因此，作为普奥战争的结果，在同时吞并了汉诺威王国和其他领土特别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后，普鲁士已然成为德意志邦国的主导力量。

现在俾斯麦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邦联，这部分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希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意大利现在甚至夺回了一直被奥地利占领的威尼斯。因此，1866年的普奥战役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同时使奥地利直到今日仍沦为一个次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