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法国大革命（一）

［26］毋庸置疑，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们无法清楚地追溯它的起源，也无法清楚地指出它在时间或空间上的终结。因为它就像波涛汹涌大海里的巨浪，不断地向18世纪那些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国家蔓延。事实上，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场声势庞大的欧洲革命的一部分似乎更加确切。这场欧洲革命在法国是以一种政治和侵略的形式出现，在德国则披上了文学和哲学的外衣。法国这场巨大的革命动荡在拿破仑淋漓尽致的个性演绎中结束，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在德国，这场同等规模的学识骚乱以德国思想界的朱庇特——歌德的出现达到高潮。

仅仅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性和宏伟性就已经非常困难，当我们试图给出一个具体的解释时就更是异常困难，当然这也是我们应该给出的解释。

人们习惯于用一般的道德评价，如对人性的评论，对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的性情的评论，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然而，正是这些解释的普遍性使之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

［27］对史学家来说，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是这样的：从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和意图上来说，路易十五长期统治时期（1715—1774）更有可能爆发法国大革命，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爆发在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呢？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法国人民有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批评、反对、攻击以至最终颠覆政府。而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许多弊病陋习已得以废除。实际上，路易十六政府时期，杜尔哥、内克尔（Jacques Necker），[1]甚至是卡隆（Charles-Alexandre de Calonne），[2]都在废除法国旧君主制中最残暴的弊病陋习方面做了大量英勇的工作。

此外，与路易十五相比，路易十六的外交政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进步。路易十五在1763年的和平协议中遭到英国致命的羞辱。反过来，路易十六在1783年的和平协议中给了英国致命性的羞辱。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任法国外交大臣的弗金斯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成功。然而，法国人民非但不承认政府对国内的良好意愿，也不承认政府在国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们仍然对政府感到不满，并最终爆发了著名的1789年大革命。除非我们能够对这个特别的日期做出解释，或者至少能够解释清楚这场大革命与路易十六统治之间的联系，否则作为史学家，这个任务即使完成，也非常糟糕。

如果现在翻看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3]托克维尔、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4]巴克尔（HenryThomas Buckle）、[5]索雷尔（Albert sorel）[6]以及其他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我们将立即发现这一事实。无论是丹纳表面科学和冷静的分析还是［28］托克维尔的哲学思考，无论是德国知名教授深入细致的辩论还是索雷尔富有尊严的外交措辞，实际上都没有增进我们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深入了解。

在阅读所有这些以及类似作者的作品后，我们仍然未能明白（1）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爆发，而不是在这之前；（2）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立即就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其影响之深远，烈度之强烈，其他任何历史运动（如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都相形见绌，显得无足轻重。

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就是，我们并不了解法国大革命。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7]曾经说过，大多数人尚未达到“歌德化”（即尚未足够成熟，无法理解歌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尚未“足够成熟因而无法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哲学研究，关于这一重大事件，我们所知道的最精彩的部分可能仍然包含在伯尔纳（Karl Ludwig Börne）[8]经典的诙谐之语中：

本来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够阻止法国大革命，这个人就是亚当，如果他在结婚前就将自己淹死的话。

尽管承认解释法国大革命会有超乎寻常的困难，但我们仍然可以努力指出一种或两种迄今未被注意或忽略的情况。虽然这可能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具体原因，但可能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兆。

众所周知，普遍的观点认为，旧制度下令人无法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和压迫使法国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所在。

许多作品，如亚瑟·杨格（Arthur Young）[9]的游记，［29］曾被引用来证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无尽苦难及贵族阶层的颓废堕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杨格的足迹遍布法国。然而，现在已经证明杨格完全被欧洲那些最狡猾的头脑简单者即法国农民给骗了。如果像杨格那样认为任何农民都会向他透露家庭及农场的所有细节，而这些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都没有讲过，想想确实有些荒唐可笑。

现在，我们确切地了解到，在法国的一些地区人民极度贫穷，但这些人在那段时间大肆购买土地和农场。农民的经济史不能根据这些农民自己的口述来书写，必须通过公证员的行为和其他法律文件来进行核查。

关于旧制度下人民所谓的悲惨境遇，其实与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相比，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人民的苦难要轻得多，现在人们已经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不仅仅是从萨瓦兰的名句中了解到），路易十三（1614年）统治下的人民差不多已被最可怕的苦难压垮了。

确实，萨瓦兰（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on）[10]曾对路易十三说：

皇帝陛下，如果您在您管辖的领地吉耶纳（法国西南部旧省名）（Guyenne）和奥弗涅大区（Auvergne）看到人们像牲畜一样吃草，您会有何感想呢？

不过，路易十三统治时期，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从未起来反抗。

［30］有人认为，上述情况可能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准备条件，那就是法国人民具有惊人的同质性。在近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对数百万人在宗教、观点、着装和举止上都遵循同一标准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忘了，这种具有同一性的群体在17和18世纪显然是一种异端。

在17世纪，如果普罗旺斯人或布列塔尼（Breton）人被称作法国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在1685年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11]废除之前，法国有相当数量的胡格诺（Huguenots）派教徒。除了语言，这些人与法国的其他天主教徒几乎没有什么共同性。不仅如此，在法国天主教徒内部，詹森主义者（Jansenists）[12]也形成了最独特、最具特色的群体。在各个省份，人们向来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各个社会阶层仍然彼此隔绝。这一事实使得资产阶级尚不可能出现在法国贵族那精致的客厅或宫廷里。

在17世纪，法国还远远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一个阶层或群体的抱怨声在另一群体中得不到任何回应，引不起任何共鸣，因此无法产生任何有政治意义的动力。1788至1789年，甚至在整个18世纪，法国整个社会的抱怨哀叹不绝于耳。但是一个省或教派或阶层的抗议抱怨很少得到其他［31］省份、教派、阶层的支持，这些抱怨哀叹最终均遭到冷遇和忽略。另一方面，审视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我们却会对法国人民突出显著的同质性感到震撼。

胡格诺派教徒在1685年遭到驱逐，詹森主义者在1713年遭到《乌尼詹尼图斯谕旨》（Bull Unigenitus）[13]的迫害。各省的自治权力和地方政治生活已经被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4]卢福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15]和路易十四的其他肱骨大臣实施的中央集权所削弱。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资产阶级已经跻身大多数的贵族沙龙中。资产阶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舞台，他们几乎垄断了法国的整个知识界，并成功地宣称要求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这种同质性使得当时大多数法国人的心态变得相同，至少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的某些基本原则方面变得相同。我们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同质性是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事件首要且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发现了什么？当某些有关政治的重要思想或智慧想法在巴黎一经发表，法国的其他地区，或大多数法国人，立刻对这些思想和想法产生兴趣，对其进行讨论、反驳、接受，无论是小册子、书本还是演讲，无论是杜尔哥、内克尔、孔多塞侯爵、西哀士神父（Emmanuel Abbe Sieyès）[16]或是其他省市的人。简而言之，他们对这些想法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皇太子妃》（The Dauphine）中那位默默无闻的官员，其政治思想本来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淡出新闻媒体，［32］引不起听众的任何兴趣。但若放在18世纪80年代，这位官员的思想绝对会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引发广泛的讨论。产生如此强烈而巨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同质性的日益发展。这种同质性发展迅猛，甚至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人类情绪。

1789年7月27日至8月1日，众所周知的“大恐慌”（La grande penr）爆发。突然之间，整个法国的农村人口被一种极为神秘的恐惧感所笼罩。他们对强盗、劫匪、窃贼恐惧不已，认为这些人有可能流窜于整个法国，洗劫他们能得到的一切，这特别令人费解。这种恐怖纯属是想像出来的：根本没有强盗、没有窃贼。“大恐慌”明确无误地证明，除了心理同质性之外，还存在一种情感即感觉的同质性。人们的想法一样，感受相同，自然就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在法国历史上，法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团结和力量。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法国人民就会试图维护自己对抗王权的权力，这非常自然。

很遗憾，当时掌握王权的两个人生来就不具有行使权力的能力，也没有受过教育应该如何行使权力，应该如何表达人民的意愿。国王路易十六思想狭隘，格局很小，性情冷漠。没有什么比他日记中关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那天的著名记录更能说明他的性格了。那一天，法国的君主体制遭到了最可怕的攻击。［33］而“今日无事”是那天国王日记里的内容。

至于王后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是一个地道的奥地利人。作为女性，她具有很多魅力，但是却不具有严谨的品德。确实，通常我们可以说，她拥有一些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没有相应的美德做补充，她拥有的优点又缺乏效率。她喜欢享乐、简单直率、随心所欲。她疏远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人物，反而与那些热衷享乐的平庸之辈消磨时光。她品性正直，个性善良，但是不具有女性美德的力量。她抑制住自己对瑞典军官菲尔逊（Hans Axel von Fersen）的感情，但在关键时刻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菲尔逊。

因此，作为国王和王后，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引导由上述同质性引发的法兰西民族的力量。此外，像法国这样一个极度节俭的民族，不可能喜爱这位极度奢侈、大肆挥霍的王后，在法国财政处于极度匮乏的时刻，她允许卡隆耗资2000万法郎为她购买圣克卢（St.Cloud）城堡[17]和杭布叶（Rambouillet）城堡。1786年8月著名的项链事件及后面对红衣主教的审判实际上对她不利，她的声望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实，178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催生出了一个特殊非凡的人物。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个非凡人物本来可以避免法国大革命最糟糕情形的出现。这个人就是米拉波 （Honoré Gabriel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18]伯爵。他出身于高级贵族家庭，但是由于其天资和缺陷，米拉波早就摆脱了法国贵族的那种偏见和［34］反动保守思想。他充满激情同时具有冷静的判断力。他洞察到所处时代主要国家的政治结构，了解国际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熟识那个时代的所有领导人物，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关注大量事实并予以概括提炼。所有这些使得米拉波一生无人能够与之相抗衡，在他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够与其相匹配。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米拉波个人声誉极其糟糕，欠下无数债务，同时放荡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和声望。因此，尽管他拥有精彩的演说技巧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但这为他赢得的是钦佩而不是实际影响力。

说米拉波伯爵本来可以阻止或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最坏影响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些务实的政治家中，只有米拉波第一个预见到革命各个阶段以及革命最终会发展成由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独裁者统治的帝国。最终，米拉波于1791年因健康严重受损而过早死亡，他的早逝使得法国丧失了当时唯一可能成为领袖的人物。于是，革命的怒火席卷整个法国和欧洲，却没有遇到任何可以控制它们的强大力量。

在1787年召开显贵会议之后，卡隆说服自己和国王，称要解决国家的不满及消除国家的罪恶只能通过召集各个阶层开会。1788年12月，［35］三个等级，也就是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Tiers-Etat）或资产阶级的代表被召集到一起，目的是解决国家危机，治愈国家创伤。1789年1月至4月，法国人民在各个地方议会举行会议，他们起草并递交著名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在陈情书中，他们以最诚挚和最大胆的方式批评当时普遍存在的弊病陋习，批评当时的法国统治者。随后，通过间接选举选出的一千多名代表前往首都，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此次会议是自1614年三级会议停开以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轻率的国王决定在凡尔赛召开会议是因为这里便于他狩猎。

起初，前两个阶层即贵族和高级教士拒绝第三等级的加入，但米拉波伯爵和第三等级的成员坚持不让步，最后战胜了贵族和高级教士。1789年6月27日，三个阶级在同一房间举行会议，并组建法国国民议会。这个著名的国民议会长期以来被称为制宪议会。

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后，更不用说宫廷里的众多成员，他们都不能甚至也不愿看到新议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国王骨子里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即庸俗无能之人）。王后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概念的女人，单纯如少女，不可能也不愿意看到法国进入一个对她来说是全新的时代。

［36］柏克是英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可是连他都完全无法站在正确的历史视角来看待法国所发生的事件。因此，我们指责路易十六夫妇目光短浅可能并不明智。只要想一想柏克，我们就很容易宽恕路易十六和安托瓦内特。柏克非但没有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反而把自己无与伦比的演说天才全部用来批判谴责这一重大事件。(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毫不惊讶路易十六会彻底地误判他所处时代的精神。他在7月11日将最受欢迎的财政总监内克尔解职，随后于7月14日，愤怒的法国人民攻占象征法国专制政权的巴士底狱。路易十六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一事件，这使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者都陷入一种狂热的喜悦之中。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法国渺小的国王无法看到的是，法国贵族阶层的一些主要成员非常乐意接受这一切。1789年8月4日，诺瓦耶公爵（Duc de Noailles）和艾吉永公爵（Duc d'Aiguillon）主动提出全面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和贵族特权。因此，在时代精神的高压下，旧制度被它的忠实信徒给废除了。

在8月、9月和10月，制宪议会开始以即使不是最教条至少也是最明确的方式，制定了指导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般原则。在旧政权的废墟上，米拉波伯爵凭借自己的实践智慧，以温和的手段将卢梭的所有思想［37］用于建造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存在等级制度，没有宗教的不容异说，并最终摧毁了长期以来阻止法兰西民族融合成为平等公民同质体的地方主义。

至此（1789―1790），即便法国最大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大革命仅仅发生在法国境内，绝对不会威胁到其邻国或欧洲的其他大国。法国政府宣布，他们最不关心的就是侵略政策，特别是对普鲁士和英国的侵略政策。法国给出最明确的保证是，法国既不希望得到莱茵河左岸的领土，也不希望得到比利时的领土。

然而，其他大国无法明确而公正地看待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法国将落得跟波兰一样的命运，即被邻国所瓜分。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些大国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因为法国似乎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历史魔咒，即法国的任何大运动或事件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担忧、关注或钦佩，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发生的此类事件。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解释。在欧洲地图上，如果我们将指南针的一个点放在法国的中心位置，如布尔日（Bourges），另一个点放在爱丁堡，然后围绕布尔日画一个圆。我们将会发现，法国最大的敌人和竞争对手［38］离布尔日的距离都相等，如英国、柏林、维也纳、罗马、马德里。法国的这一中心位置使得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对它的邻国极度重要。

一场革命在当时的欧洲中心蔓延开来，必然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到其他大国。除了法国和法国文学于17世纪和18世纪在道德和文学方面征服整个欧洲外，这无疑是另一个原因，让欧洲对法国大革命的兴趣远远超过它对英国内战（1642—1651） （Civil War in England）[19]或对荷兰起义（1566—1648）（Dutch revolt）[20]的兴趣。因此当大国决定开始入侵法国时，它们都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

1791年8月的《皮尔尼茨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Pillnitz）[21]只是一个序曲。1792年春天，奥地利入侵法国。1792年8月，普鲁士入侵法国。在1792年9月著名的瓦尔密战役（Cannonade of Valmy）[22]中，布伦瑞克公爵（the Prince of Brunswick）率领相当规模和训练有素的普奥联军与迪穆里耶（Charles-François du Périer Dumouriez）将军率领的法军展开战斗。在交战中布伦瑞克犹豫不决，见无法突破法军的防线，他便退回了德国。

歌德目睹了这场战役。炮击瓦尔密后的那个晚上，歌德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天的那场战斗，他回答说：

先生们，

从今天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开启。

［39］你们可以说你们亲眼见证了它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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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克尔（1732—1804）是法国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与银行家。

[2].卡洛讷子爵（1734—1802），法国国务活动家、财政总监。他对财政和行政的改革加速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政府危机。

[3].丹纳（1828—1893），法国评论家与史学家，实证史学的代表，他著有文学史及文学批评《拉封丹及其寓言》（1854）、《英国文学史》（1864—1869），《评论集》《评论续集》《评论后集》。

[4].西贝尔（1817—1895），德国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五卷）、《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七卷）。

[5].巴克尔（1821—1862），英国史学家，著有未完成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亦被称为“科学史之父”。

[6].索雷尔（1842—1906），法国史学家。其论著甚多，主要有《欧洲和法国大革命》八卷，材料宏富，文笔华丽，论述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拿破仑一世帝国崩溃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另撰有《普法战争外交史》《十八世纪的东方问题》等。

[7].奥尔巴赫（1892—1957）是德国著名的语文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以代表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享誉学界，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伯尔纳（1786—1837），德国杰出的散文家和小说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青年德意志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反对以梅特涅为首的神圣同盟。

[9].亚瑟·杨格（1741—1820），是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是争取农民权利的斗士，也是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10].萨瓦兰（1755—1826），出生于法国贝莱，法国律师、政治家和美食家。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议会任职，后回到家乡贝莱担任市长。

[11].南特敕令，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4月13日签署颁布的一条敕令。这条敕令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这条敕令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不过，亨利四世之孙路易十四却在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基督新教为非法，南特敕令亦因此而被废除。

[12].詹森主义是罗马天主教在17世纪的运动，由詹森（Cornelius Otto Jansen，1585—1638）创立。它是一场源于宗教、政治、哲学的神学运动，主要发生在17至18世纪的法国，是对天主教发展和法国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回应。其理论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预定论。

[13].1713年罗马教宗克里门特十一所下的敕令，它体现了国王欲根除詹森主义这一危险因素的决心，也反映了耶稣会教士要彻底打败其敌手的意图。

[14].柯尔贝尔（1619—1683）是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人物之一。

[15].卢福瓦侯爵（1641—1691）本名泰利耶（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人物之一。在路易十四时代担任陆军国务大臣，对法国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军队改革措施帮助法国在1672—1678年的法荷战争中夺取了胜利。

[16].西哀士（1748—1836），法兰西天主教会神父，法兰西大革命、法兰西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法兰西督政府督政官、法兰西执政府执政官。西哀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成了事实上的大革命宣言并促使三级会议转而成为1789年6月的国民议会。1799年，西哀士煽动雾月政变，协助拿破仑得到权力。

[17].圣克卢城堡建于1572年，法国大革命之前，该城堡曾是数位法国统治者的居所，并且是奥尔良家族庶支的主要封地。拿破仑发动的雾月政变亦在此发生。1870年城堡毁于普法战争。

[18].米拉波伯爵（1749—1791），法国革命家、作家、政治记者兼外交官，共济会会员。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他是温和派人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以融合到革命中。

[19].英国内战是指1642年至1651年发生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辉格派史学家称之为清教徒革命。

[20].荷兰起义又称为“八十年战争”、法兰德斯战争，是一场哈布斯堡尼德兰与西班牙帝国于1568年至1648年期间爆发的战争，其中于1609年至1621年之间存在了12年的和平时期。

[21].《皮尔尼茨宣言》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关于共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宣言。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于1791年8月27日在今德国萨克森州皮尔尼茨城堡联名发表。宣言号召欧洲列强支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警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不要进一步侵犯路易十六的权力并将权力交还路易十六。宣言促使了法国大革命战争的爆发。

[22].瓦尔密战役，也被称为“炮击瓦尔密”。1792年9月20日，法兰西革命军队为一方，奥普联军及入侵法国企图扑灭革命力量恢复君主制度的法侨保皇党分子支队为另一方，在瓦尔密（法国马恩省的村庄）地域进行了一次交战。双方在10天交战期间基本上就是大炮对轰，最后联军因后勤问题自动撤退。瓦尔密之战的胜利，是法兰西革命军队对封建君主国家联盟的第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