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拿破仑（二）

［63］拿破仑取得的伟大胜利不仅为他赢得了法国人民的无限崇拜，同时也招来了督政官们的嫉妒。后者可能是制订那个奇怪的计划时最为强烈的动机。根据该计划，拿破仑将通过入侵埃及和叙利亚来摧毁英国的力量。作为“尼罗河的礼物”，古老的法老国家曾经并且一直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和商业世界的中心，这一点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了解并承认。17世纪70年代，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曾前往巴黎去游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征服埃及，而不是白白浪费力量去入侵德意志。莱布尼茨在回忆录中以伟大思想家的眼光详细阐述了占领埃及将给法国带来的巨大好处。这本回忆录为拿破仑所熟知，正如他所说，横穿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的两条对角线在埃及的中心相交。

出于战略和政治上的原因，拿破仑也持相同的观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拿破仑的亚洲计划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秘因素在起作用。他本人曾经说过，在埃及和叙利亚，辛努塞尔特（Sesostris）（希腊人称其为塞索斯特里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法国十字军及其他许多英雄做出了种种伟业，当他一踏上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64］他就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死后几个世纪里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他那被施了魔法似的脑子里不断地闪过，而这些幻象很可能由他来实现。过去的经验是如此正确，即人们在指责没有犯错的他人时使用的措辞，比指责那些令他们遭受苦难的人更加尖刻。拿破仑一直嘲笑那些他称之为“理想主义者”（idealogists）的人，而他本人恰恰正是那种被模糊理想催眠之人的最杰出代表（因为拿破仑早已“满脑子都是精神病患者的狂想”）。

无论如何，拿破仑决定开始远征埃及。1798年5月19日，他们从土伦港扬帆出发，巧妙避开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追逐他们的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及其舰队。6月10日，他们占领马耳他，并于1798年7月进入埃及。1798年8月1日，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终于与法国海军舰队相遇，并在阿布基尔海战中一举击败法国舰队。但这并没有影响拿破仑的计划。通过一次快速的运动战，拿破仑占领埃及东部地区，即从苏伊士到红海的库赛尔镇的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和除底比斯（即现在的卢克索）以外的尼罗河地区，随后立即着手组建埃及新政府和行政机构。德赛将军则通过组织巧妙和成功的战役将底比斯占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埃及完全依赖于尼罗河人为调节的洪水。在这个国家，行政机构或中央集权管理至关重要，因此共和制或分权制度是不切实际的。

为了彻底完成在埃及的伟业，拿破仑沿着古腓尼基海岸进入叙利亚。虽然被守卫在阿克要塞的西德尼（W.Sidney Smith）海军准将和［65］法国流亡者菲利波（Phelip peaux）击败，但拿破仑在塔波尔山（Tabor）击败了土耳其人。然而，一场瘟疫突然爆发，迫使他回到埃及。了解到法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督政官们完全没有能力让各党派恢复秩序，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拿破仑决定返回巴黎，放弃他的埃及计划。

1799年，法国军队一开始非常不幸。列强，特别是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地利帝国，企图趁法军猛将拿破仑的军队被困于埃及之际对付法国，入侵了法国领土。在北部，一支英俄联军进入荷兰，但在离阿尔克马尔（Alkmaar）不远的卑尔根（Bergen）被布鲁纳（Guillaume Brune）将军彻底击败。在中部地区，在瑞士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的领地，驻守着由法国将军马塞纳率领的部队。在意大利，苏沃洛夫（Suworow）元帅指挥的俄奥联军在伦巴第不断推进，打败了法国的几位将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799年夏天，法国的情况极其危险。如果苏沃洛夫能够在瑞士与查理大公汇合，反法同盟的军队可能顺利攻入法国，毁掉法军在之前战役取得的胜利成果。但在可怕的苏黎世战役中，马塞纳击败在瑞士的俄奥联军。为了与在瑞士的盟军汇合，苏沃洛夫残酷地无视人的生命穿越圣哥达山口。在了解到苏黎世战役的结局后，他又突然改变主意，将瑞士完全交给法国人。然而，法国人不再拥有伦巴第，奥地利陆军元帅梅拉斯（Michael Von Melas）不仅实际上拥有伦巴第西部，［66］还试图入侵法国东南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布鲁纳和马塞纳取得的胜利避免了这种危险，但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

在这种情况下，五百人院议长、拿破仑的兄弟吕西安（Lucien Buonaparte）决定让拿破仑掌权。众所周知，当吕西安的阴谋真正实施的那一天（雾月18日），取得如此多场战役胜利的主角在那一天完全失去镇定，反复晕厥。当得知自己的士兵通过对议会使用武力使他实际上成为国家元首时，他甚至近乎癫狂。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中提到的，诸如拿破仑这类人物的天性既拥有极度的自我意识，同时又极其的天真幼稚，否则这些心智活动就显得没有任何人性的弱点了。这种情感的生理表现通常都是其心智活动的常规附属产品，如颤抖、昏厥、叫喊和抽泣。因此，当威尼斯的一位参议员恳求他不要废除旧的共和制时，拿破仑哭得像个孩子。被任命为第一执政的那天，拿破仑像个孩子一样颤抖着。

一旦掌权，他立即在意大利重新开始行动，以收复在1796年和1797年的胜利中获得的所有领土。就拿破仑而言，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是一场战略性胜利，但从战术上讲，这并不是一项辉煌的成就。众所周知，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马伦哥战役中，法国军队遭到梅拉斯指挥的奥地利军队的沉重打击，但德赛的突然出现拯救了法国军队。当时由于拿破仑的错误判断，德赛被派往［67］热那亚这一错误方向。但一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德赛立刻果断采取新措施，及时赶来参加马伦哥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不过，德赛却在这场战役中被子弹击中，当即阵亡。15年后的滑铁卢战役几乎重演了马伦哥战役的局面，但格鲁希（Emmanuel，marquis de Grouchy）元帅却没有德赛的洞察力，没能及时支援自己的皇帝。

从战术上讲，马伦哥战役的胜利是因为有德赛将军，正如滑铁卢的失败从战术上得归咎于格鲁希元帅一样。从战略上讲，拿破仑已经把自己置于梅拉斯的交通线上，有效地制造和利用了敌人在判断上的错误，因此在打响这场战斗之前就已经赢得胜利。其结果就是法国人收复伦巴第。在马伦哥战役后几个月，莫罗将军在霍恩林登（Hohenlinden）战役[1]中彻底打败约翰大公率领的奥地利多瑙集团军，迫使奥地利于1801年在吕内维尔与法国单独媾和。从1800年到1803年，拿破仑不仅是法国国家元首，由于几场决定性胜利，他还为法国取得了超越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强国的绝对优势。人们可以见到德意志各小邦的亲王们出现在拿破仑的前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庇护。这种支持和庇护只有拿破仑才能提供，尽管从法律上来讲，这些亲王都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是拿破仑伟大的外交大臣。他收受各方的贿赂和承诺，并安排重新绘制德意志的版图。为将德意志复杂多样的地盘削减成结构单一的地区，拿破仑总共采取了两大步骤。1803年，第一大步骤开始启动。这个过程就是打击教会势力，取消教会特权，将神圣的罗马天主教的贵族、主教、大主教等所拥有的广大领土世俗化。第二大步骤［68］发生在1805年和1806年，就是使帝国爵士、伯爵及其他较小君主的大量小型主权领土从直接附庸降到间接附庸的地位。这两个进程都是由拿破仑和他的代理人制定和执行的。

毫无疑问，正如拿破仑是第一个统一了几乎整个意大利国家（即意大利共和国、公国、王国和其他拥有更小主权的小领土）的人，他同样也最终成就了俾斯麦，使俾斯麦最终统一德意志。拿破仑第一次发动意大利战役时，德意志由近一千个小公国组成，而当拿破仑被送往圣赫勒拿岛时，整个德意志由40多个公国、王国组成。

因此，拿破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才能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均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对此他自己也是充分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令人遗憾的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这个人有着难以抑制的仇恨。在所有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中，只有拿破仑才能够激发他们潜在的能量，使他们有机会恢复古代曾有过的伟大。

现在来看看法国，我们将发现，拿破仑的伟大才能，以及他为法国所做的持久而庞大的工作，在法国公共或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事实上，拿破仑是近代法国的缔造者，是法国中央集权机构的创造者。毫无疑问，从国民公会的工作上就可以预见到，正是这个盖世无双的科西嘉人凭借其强大、富有条理的头脑对国民公会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并将之完全合法化。

拿破仑奠定了［69］延续至今的中央集权管理的法国国民教育体系。大学和学院的教学工作，各高中从事技术和学术研究的科学劳动分工，都是由他组织的。拿破仑创建组织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设立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最主要的是，他还编撰了法国的法律。

在此之前，法国的法律一直由一大堆难以管制的习惯法和王室法令组成，它们蔑视一切制度，并成为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障碍和累赘。如果人们认为拿破仑在参加他的《民法典》《刑法典》等伟大成果的编撰时，只是像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或弗里德里希大帝参与编撰带有他们名字的法典一样，那将是大错特错。在每次立法委员和法典编纂者的会议上，拿破仑几乎都给予支持和援助。法典的所有章节都直接体现了他强大的个性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力。拿破仑以其特有的睿智，经常对特隆歇（François Denis Tronchet）先生和其他帮助过他的法学家说：

你们只知道理论上的法律，我却知道真正的生活。我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不知道抽象的男人和女人，我知道实实在在的他们。我了解年轻人和老年人，健康的人和患病的人，寡妇和已婚妇女。我了解律师、医生、牧师和工匠。我想给我的国家制定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在各个方面都要反映出现实情况。

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6月被剥夺一切权力，但近一个世纪里，德意志的许多邦国，如巴登大公国和莱茵省，更愿意把拿破仑的法典作为常识和正义的体现，虽然它们早已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德国1900年颁布新的［ 7 0 ］《德国民法典》（German Civil Code）。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白人国家里，大多数人要么完全接受拿破仑法典，要么在研究这一伟大成果所包含的平等原则及对人际关系的真知灼见，并从中获得主要的灵感和指导原则。

不可否认，拿破仑对人性的看法有些机械化。在试图规范统治下的所有国家的关系时，他的手段有时似乎超越了温和的限度。但事实上，尽管政权频繁变动，法国仍然保留了拿破仑的所有制度——关于教会必须从属于国家的规定、教育体系、在民政管理方面采取的方法、对殖民制度的看法。更奇怪的是，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都遵循了法国模式。除了在局部和次要方面略有不同，拿破仑缔造的政治机器现在几乎成了欧洲大陆每个国家的政治机器。拿破仑这项伟大而持久的工作经常被忽视，对此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

一般来说，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它的戏剧性效果。他们宁愿沉浸于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戏剧性场景或拿破仑在莱比锡和滑铁卢的惨败，也不愿研究拿破仑所推行的伟大改革和新的政治生活。的确，拿破仑可能是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但人们也不能［71］忘记，拿破仑关于现代国家管理的思想早就被证明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制度。因此，伟大的百科全书派和其他思想家关于实用政治的理论，已经或多或少地让位于近代这位最卓越的天才军事家所提出的思想。

法国从1800年到1812年的繁荣前所未有。拿破仑于1802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于1804年在几乎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痛恨对人民征收过于沉重的赋税，因此要么通过发动新的战争，要么通过出售大片殖民地（如出售路易斯安那州）来获取资金。拿破仑对英国的商业敌意极大地增加了法国的工商业机会。从1800年到1805年，法国人认为，鉴于刚刚经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革命且毫发无损，他们不仅战胜了所有的敌人，还成为所有被征服地区谨慎的组织者，同时获得了大多数被征服对手的极大同情。实际上，他们希望法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地位永远不动摇。

法国人的思想，与英国和美国人所认为的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最冷静、最实事求是、最温和的。法国人完全不像美国人那样神经质，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容易变卦。对于研究法国生活中那些法国人自己都不太重视的现象的人来说，这似乎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例如，他们会在议会中达成一些交易或和解，或是把声望授予一个大家根本不在乎的人。［72］但法国人的灵魂深处有一种审慎的克制。因此这一切都很自然，正如拥有最严格的节俭习惯、最旺盛的精力和热爱劳动的人，同时拥有最平常且深思熟虑的性格。

这种说法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法兰西民族在1805年根本没有陶醉于，或过度热衷于拿破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法国人普遍认为，在法国以外实施任何新的征服都是多余的，法国的自然边界已经达到极限。事实上，即使是拿破仑于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里茨对俄奥联军取得的令人震惊的胜利，在法国巴黎也受到了相对的冷遇，哪怕奥斯特里茨战役所取得的胜利在未来许多年都足以与近代英国海军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1805年10月21日）相抗衡。无论是普通人士还是诸如塔列朗之流的精明人士，甚至是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本人，都禁不住评论说，这个辉煌的胜利除了使情况更加复杂外几乎不能带来任何新的、有价值的结果。毫无疑问，奥斯特里茨战役为取得惊人的胜利提供了新机会，但无法保证提供法国人所希望的和平与荣耀。1802年，当英国都认为有必要与法国在亚眠缔结休战条约时，法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已经永远获得和平与荣耀。

法兰西民族的情感和愿望与皇帝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是拿破仑职业生涯中最不吉利的征兆。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由于滥用自己的才智才导致失败。另一方面，人们也不禁指出，［73］如果法国人在1812年至1815年拿破仑遭遇困苦的岁月里热情而真诚地拥护他，就像一百多年前在1706年至1711年的可怕岁月里对待路易十四那样，那么，拿破仑甚至可能会凭借一些便利条件，战胜反对他的最强大联盟，即1814年的反法联盟。在德国，人们习惯于说拿破仑的垮台是由于布吕歇尔、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格奈森瑙（August Wihelm Anto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和其他普鲁士领导人造成的。在英国，几乎没有人（即使有也是很少的人）会质疑铁腕公爵（Iron Duke）导致了拿破仑的失败。在西班牙，每个诚实的爱国者都相信，帕拉福斯（José de Palafox）、卡斯塔尼奥斯（Francisco Javier Castanos）和其他伟大的西班牙英雄摧毁了拿破仑。在俄国，每个俄国人都认为，拿破仑的毁灭要完全归功于俄国的将军和那些大众英雄。

事实上，只有一个民族，即法兰西民族才拥有这一可疑的荣耀，是他们迫使最伟大的领袖、政治家和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不得不屈服。如果能够像本该做的那样坚决拥护他，法国人本可以避免此后降临到头上的可怕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民族在拿破仑大帝死去27年后还能够欣然接受他那位软弱、平庸、充满幻想的侄子，并承认他为法兰西统治者长达22年之久。按照常识，他们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努力保住伟大的拿破仑，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承诺并保证给他们带来权力、名誉和荣耀的人。(https://www.daowen.com)

在其历史上，法国人曾两次以最不可原谅、最不可饶恕的方式来对待最伟大的人物和最伟大的光荣。凭借其独有的、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74］ 圣女贞德（Jeanne d’Arc）将法国从最不光彩的冷漠和麻木中唤醒，并在几个月内把法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从外国人手中夺了回来。这些外国人曾使法兰西民族遭受屈辱或恐怖长达15年左右。在抵挡英格兰和勃艮第人的攻势期间，圣女贞德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勃艮第人包围俘虏，后来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人把她关押在鲁昂的一座高塔中（1430）。

圣女贞德本可以轻易地被解救出来并再次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鉴于英国低落的士气、勃艮第摇摆不定的政策，凭借其勇气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圣女贞德本来可以再次带领法国人民将英法百年战争剩下的二十多年（1430—1453）缩短为几个月的时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将其缩短为一年。然而，法国主教和神职人员对法国这位最伟大女性施以残暴的行径。这换来的是法兰西民族在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图和圭亚那经历了长达22年的可怕战争，数千人伤亡，数百万财产被毁，整个国家遭到全面破坏。长期以来欧洲民众一直把圣女贞德当作圣者，尽管这还没有得到罗马天主教廷的批准。

毫不夸张地说，法国人对近代最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和漠不关心，给他们造成的后果与极其可耻地忽视多雷米（Domrémy）圣女的后果一样可怕。正如我们在第一讲中看到的那样，美国人为了顾全自己的自负而过分夸大拉法耶特的优点。［75］像其他国家一样，法国也通过夸大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力量来掩饰自己的错误。拿破仑的垮台首先应归咎于他自己，这令人震惊但确实是事实。但在促成拿破仑垮台的所有国家中，法国无疑罪恶最大。目前，滑铁卢战役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这种历史性的忘恩负义的感觉正慢慢笼罩着整个法兰西民族。

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对拿破仑及其时代的兴趣有了惊人的恢复。关于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似乎再多的书籍和文章法国人都看不够，每一本承诺会有真相（即使是细枝末节）披露的新书都会得到大家的疯抢和如饥似渴的阅读。据说，1848年2月，当最后想答应人民的要求时，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2]被告知“太迟了，陛下”（Trop tard，Sire）。现在，关于法国对拿破仑迟来的钦佩，大家可以同样公正地对法兰西民族说：“先生们，已经太迟了。” （Messieurs，c'est trop tard.）

1805年、1806年、1807年的战役在完整性和完美性方面堪称经典。它们非常简单易懂，尽管其细节情况令人费解。1805年，拿破仑得知奥军和俄军在多瑙河谷向他发起进攻，他突然调动全部军队从法国北部越过莱茵河，向多瑙河上游发起猛攻。拿破仑很显然当时正在布洛涅（Boulogne）的营地里密切关注着英国的一举一动。正如在另一讲中提到的，拿破仑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俄罗斯军队与奥地利军队汇合。为此，他精确地指导各个军团的行进，具体到最细微的细节，对强行军的每个小时都做出安排。［76］拿破仑从不怀疑麦克将军（当时正在乌尔姆）指挥的奥军预计到他会从黑森林出来，也就是他会对麦克将军发动正面攻击。尽管之前所有战役都清楚表明了他对侧翼行动的偏爱，并表明他总是急切地想把自己置于敌人的交通线上，但拿破仑还是正确地判断出麦克将军完全忽视了真正的战略要素。

早在俄罗斯将军库图佐夫与麦克将军会合之前，法国各军团已经迅速在迪林根（Dillingen）附近的多瑙河上游集结。拿破仑的元帅们同惊慌失措的麦克将军进行了几次战斗，粉碎了奥地利将军的突围行动，迫使他率领几乎全部乌尔姆守军向法军投降。就是在这时，掌握了皇帝伟大战略的法国士兵用这句名言概括了整个乌尔姆战役：

现在，这个小下士（指拿破仑）让我们靠自己的双腿而不是靠刺刀赢得了他的战役。

在取得此次标志性的胜利之后，拿破仑立刻穿过多瑙河流域向维也纳进发，并占领维也纳。俄奥联军转移到摩拉维亚（Moravia），想在那里引诱拿破仑，以便能够在距其基地数千英里之外用一场伟大的胜利将其打败。然而，拿破仑小心地确保了位于波希米亚的左翼安全及位于多瑙河的右翼安全。这样，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拿破仑也可以毫发无损地沿着自己的交通线返回。结果，拿破仑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在1805年12月2日取得了可能是他战争史上最经典、最辉煌的胜利，击溃俄奥［77］联军。在这场战役中，由于兵力少于俄奥联军，拿破仑采取防御态势。他等着俄奥联军主动发起进攻，以找出破绽并加以利用。拿破仑将面对摩拉维亚东部的军队分成三个师，根据其构想，俄奥联军本应该攻击他的左翼。但联军首先进攻的却是右翼，当从远处看见联军正在向右翼推进时，拿破仑立即抓住联军这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大喊：“那支军队是我的！”

在整个战斗中，最重要的战术和战略思想是迫使俄奥联军继续向南进入结冰的扎钱湖（Satzau），同时拿破仑的左翼从后方及左翼对敌军进行包抄。这场战役的伤亡非常可怕，但是拿破仑却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俄皇亚历山大一世非常懊丧，而奥皇弗朗茨一世提出休战，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普雷斯堡和约》（Treaty of Pressburg）。和约使奥地利丧失了大片领土，沦为一个三流国家。

现在，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掌握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他给予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国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提升它们的地位以与奥地利相抗衡。他随即使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成为王国，赐予它们大量的教会土地和其他领土，将它们与自身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这一措施与1805年德意志领土的重新分配（前面曾经提及）一道彻底使得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1806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正式宣布取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78］因此，1805年战役的直接后果，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一个全新德意志的开始。这个全新的德意志就是现代德国的前身。

接下来的伟大战役是发生在1806年10月针对普鲁士的战役。自1795年初以来，普鲁士一直远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所引发的所有军事冲突，因此犯了欧洲任何大国都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策的基本原理是每个大国都必须反过来，积极关注欧洲的所有重大问题，诸如鼓吹和平和不干涉，鼓吹现实中的战争和革除神职等。

从其历史的发展来看，欧洲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和平的美国。1865年以来，美国公民能够在几乎与整个欧洲版图一样大的领土上保持和平，主要是凭靠欧洲根本不具备的特殊环境和缘由，即美国人民惊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与之相反，欧洲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化很大，每个小国家都个性鲜明、特点突出，相互之间绝不妥协，无可调和。因此，富有银行家或千万富翁关于和平、不干涉及所有类似的理想梦想，都不可能适用于欧洲。

在欧洲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出于某种动机［79］保持和平放弃军事侵略时，换句话说就是按照现代百万富翁慈善家的建议行事时，这个国家总会陷入悲剧，甚至是遭到毁灭。在近代历史上，多瑙河上的奥匈帝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自1866年以来，奥匈帝国一直小心翼翼地、极不明智地避免卷入与法国、英国、俄国等国家的战争。其结果是声望下降、实力削弱，而她在拿破仑时期遭遇最严重失败时都未曾有如此后果。

这种情况实际上适合威廉二世和威廉三世时期的普鲁士。从1795年4月至1806年10月近11年的时间里，由于保持和平和远离任何军事干涉，普鲁士从中享受到极大好处。在此期间，欧洲正因为一系列可怕的战役而紧张不安，这些战役遍布各地，从圣文森特角（Cape St.Vincent）海战到哥本哈根海战，从爱尔兰的克里郡到叙利亚的沙漠海岸。不过，在这些战争期间，法国人建立了一支最高级别的军队，培养出了最伟大的近代军事将领。法国人民普遍接受政治教育，在此之前，无论是法国自己还是其他民族，绝大多数人从未接受过这种政治教育。而在普鲁士，却是军队腐朽，毫无战斗力，文官和武官也都腐败无能，人民道德败坏。

1806年10月和11月，欧洲惊奇地目睹了普鲁士君主制的可怕崩溃。1806年10月14日，法国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获得两次胜利。［80］整个普鲁士君主国以及几乎所有的要塞（其中许多要塞在法国骑兵营的劝说下纷纷不战自降）都落入法国人手中。拿破仑在耶拿战役获胜几天之后进入柏林。这种崩溃被看作史无前例的耻辱，正如人们所说，普鲁士民族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丝抵抗法国的愿望或意图。事实上，由于普鲁士民众道德沦丧，他们甚至积极地向法军致敬，在拿破仑进入柏林时向这位伟大的征服者欢呼致意以示欢迎。根据西艾波特（Thiebault）有趣的回忆录，我们了解到一些令人特别震惊的细节。普鲁士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所面临灾难的严重性。

事实上，在那个没有铁路、没有电报等设施的时代，拿破仑在短短几个星期就征服了奥地利、普鲁士及整个德意志。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军事角度来看，拿破仑关于创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的宏伟梦想并非无稽之谈。现在，通过研究拿破仑的所有战争，我们了解到，拿破仑1813年以前在欧洲大陆遭到的唯一严重而持久的抵抗，是陆地上来自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抵抗及海上来自英国的抵抗。正是陆地上最落后的列强与海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共同构筑了拿破仑实现征服世界梦想的唯一障碍。

1807年，法军与俄军在波兰和普鲁士东北部展开激战。在经历了拿破仑妄图在公文中掩饰的巨大困难之后，［81］战争最后以来之不易的弗里德兰（Friedland）大捷（1807）告终。在此次战役期间，拿破仑有充分的机会研究和组建波兰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国家。波兰人自身视拿破仑为他们的解放者，并希望通过拿破仑的力量来终结波兰被三次瓜分的命运。[3] 由于这三次瓜分，曾经非常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遭到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分割，最后彻底灭亡。波兰人千方百计地帮助拿破仑，为他提供食物和士兵。波兰人还将一位迷人的女士即瓦莱夫斯卡（Walevska）伯爵夫人玛丽亚送到拿破仑手中，以此作为恢复波兰独立地位的工具。拿破仑非常迷恋玛丽亚，但并不会帮助波兰人实现他们的梦想。他只是建立了华沙大公国，并由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与其西班牙政策相比，拿破仑的波兰政策是否犯的错误更大，目前还值得商榷。

毋庸置疑，如果能够帮助恢复波兰的独立，更加重视波兰这个国家的利益、激情和天赋，那么无论是在反对俄罗斯还是在反对德意志时，拿破仑都将拥有一个更加有用、更有效率的盟友，其重要程度远远胜过萨克森或巴伐利亚。很难说是什么动机促使拿破仑在德意志中西部建立一个所谓的莱茵邦联，而忽略在德意志东部和俄罗斯眼皮底下建立一个强大的波兰。与其人为地建造一个既没有任何历史根基［82］也没有任何国土根源的莱茵邦联，拿破仑本应该巩固有着强大根基的波兰，进而在欧洲东部拥有非常可靠的基地，就像他在欧洲西部有着法国这个可靠基地、在南部有着意大利这个可靠基地一样。

可惜，拿破仑并没有这样做。与此相反，在取得弗里德兰大捷后，拿破仑实际上是向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了分割世界的建议。尽管没有人比拿破仑更清楚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异常、不可信赖，他的多愁善感和消极颓废只不过是其虚伪、两面性、不可信赖的性格的一种伪装。两位皇帝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使拿破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一直居于强国之首。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梅特涅亲王直言不讳地告诉奥皇，拿破仑不可战胜，奥地利唯一的政策就是赢得拿破仑的支持而不是在战场上与他对抗。

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已故威廉一世的母亲是一位美丽、多情、不懂政治的王后，她的冲动促成了1806年的战争。她目睹国家遭受了最深重的耻辱，这个国家的民众所剩无几。一个更清楚证明这一事实的例子就是，现在所有致力于恢复普鲁士的伟大人物都不是普鲁士人，包括教育系统、军队、市政组织和工业。其中最著名的是普鲁士首相施泰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除他之外，还有哈登贝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布吕歇尔、格奈森瑙、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他们都来自非普鲁士国家，普鲁士的复兴应归功于这些伟人的主动性及其卓越的工作能力。

［83］1808年，似乎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战败的欧洲就在自己脚下，拿破仑在埃尔福特召开会议。欧洲几乎所有的外国亲王、大公都齐聚一堂。法国著名悲剧演员塔尔马（François Joseph Talma）在王侯们面前表演，拿破仑许诺给他一个“国王的墓穴”。这是拿破仑一生最辉煌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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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注］位于巴伐利亚慕尼黑城东32公里处。

[2].路易·菲利普生于1773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参加支持革命政府的进步贵族团体，次年参加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国民自卫军，曾参加瓦尔密和热马普等战役。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8月，路易·菲利普被推上王位。在位期间，他在右翼极端君主派和社会党人及其他共和党人之间采取中间路线，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镇压了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工人起义。1845年后，法国经济萧条，人民普遍不满。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不久流亡英国，1850年去世。因路易·菲利普是奥尔良公爵，所以他做国王时期的君主立宪制王朝被称为奥尔良王朝；又因始于1830年“七月革命”，亦称“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是这个王朝唯一一位君主。

[3].波兰分别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遭到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