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拿破仑（四）
第七讲 拿破仑（四）
［105］欧洲的君主们一得知发生在俄国的大灾难，就马上准备组成一个新联盟来对付拿破仑，以便最终推翻他。如果人们读了这些君主们的宣言，就会不由自主地认为他们唯一的意图是维护欧洲的普遍福祉。他们说，法国皇帝的无限野心严重危及了欧洲的整体福祉。然而，与所有的政治宣言一样，君主们的宣言总体来说不过是掩饰他们真实意图的托词，此次宣言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以误导欧洲国民的思维。在拿破仑垮台几个月后，这一事实对欧洲最迟钝的公民们来说都显而易见。
但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无论是热情满怀的诗人还是学识渊博的教授们都无法预见这一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欧洲的君主们实际上只是想把整个欧洲置于一种束缚之下，这种束缚更令人反感、对欧洲更高利益的伤害更大，它比拿破仑曾经设想要做的事情更加反动。现在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垮台后的三十五年里，整个欧洲都处于一种最保守最反动的体制之下。人民但凡表现出希望建立［106］某种更自由的制度或者随意讨论自由改革等最轻微的倾向，都会遭到政府的无情压制和冷酷扼杀。而这些政府曾在1813、1814和1815年打着欧洲自由的旗号率领数百万欧洲民众反对拿破仑。
残酷的事实是，在1813年，欧洲的君主们害怕自己臣民身上表现出来的新精神更甚于害怕拿破仑。1813年的反法同盟实际上是针对那些看在拿破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的。欧洲君主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新精神与他们所有人的个人利益直接对立。正如法国再也不可能成为旧国王统治下的法国一样，在普鲁士、德意志、奥地利，专制国王的时代也注定要结束，除非君主们采取极端措施，成功地扭转历史的潮流。
仅凭这一点就足够解释，为什么在1813年欧洲能够实现以前从未实现的目标，即所有君主国家全部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强国。在欧洲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曾出现过非常强大的统治者，其勃勃野心威胁着大多数其他君主国家。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就是这样，于是其他君主国家也结成了强大的联盟来反对他们。但是这些联盟从来都不是完整的，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能够轻易地设法拉拢自己的盟友，从而瓦解和分裂那些联盟。正是在1813年，且仅此一年，除法国之外的欧洲几乎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团结起来，［107］组成庞大的联盟来反对拿破仑。除了小小的萨克森之外，欧洲的每个统治者都加入了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大英帝国、瑞典王国组成的同盟，共同反对拿破仑。
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欧洲最基本和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那不可调和的差异性（即使是现在，也有40多个君主制国家和不同的邦国）。如果人们想一想，就能知道欧洲各国的国家利益通常是也必然永远是相互冲突的，正如它们一直证明的那样，彼此截然对立。因此，正如在美国不可能建立世袭君主制一样，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也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在欧洲历史上，列强们第一次忘掉他们相互冲突的利益，忽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成巨大的联盟，旨在实现一个伟大的历史壮举。
这无疑给拿破仑的伟大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彩。很明显，只有拿破仑这样的伟人才能使欧洲各国的君主感到恐怖，以至于团结起来成为联盟。在拿破仑之前，没有任何事件、没有任何人有如此大的能量迫使他们结成联盟。
正如前一章所说，正是由于拿破仑的过于自负，法国人剥夺了他的法国王位，欧洲的联合力量剥夺了他在法国之外国家的优势和权力。假如拿破仑在1810年以后有所节制，毫无疑问，即使放弃了对莱茵河以东的征服，拿破仑也一定会在法国皇帝的帝位上终老其生。［108］假如法国人民能像对待路易十四那样忠心耿耿地拥护他，拿破仑本可以作为一个衰落法国的皇帝死去，但仍然是法国君主。欧洲君主国家的联合剥夺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帝国，并最终通过法国人的抛弃使他陷入了最终的困境。
我们在研究1813年的反法联盟时不能忽视一个情况：即使在那个时候，许多联合起来反对拿破仑的君主国的利益，也可以通过与伟大的法国皇帝结盟而得到更好的发展。即使奥地利也有更充分的理由站在拿破仑这边，而不是加入强大的反拿破仑联盟。拿破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且他可能从来没有彻底相信会有一个反对他的大联盟。奥地利确实受到了拿破仑的威胁，但拿破仑毕竟是一个人，他的统治是有限的。对奥地利存有永久敌意的不是法国的统治者，而是普鲁士的统治者。如果奥地利在1813年能遵循她真正的政治利益而行，她本可以在拿破仑的帮助下，在德意志获得比现在大得多的优势地位，或者在她自己的世袭行省中拥有更巩固的地位。她从拿破仑的垮台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
但梅特涅亲王受到一种激情支配，这种激情就是虚荣心。他认为，在1813年的情形下，只要他梅特涅支持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利益，他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外交上击败拿破仑的荣耀。显然，与拿破仑结盟更符合奥地利的利益，外交谈判中的决定性［109］作用自然落在梅特涅身上。但是，梅特涅追求的并不是奥地利的真正利益（因为奥地利只不过是他移居的国家而已），受他自身无穷虚荣心的驱使，他与普鲁士和俄罗斯沆瀣一气，并声称是他在外交上导致了拿破仑的垮台。
俄国沙皇采取了更好的政策。他也是出于对拿破仑报仇的欲望，希望能像拿破仑当年进入他的首都一样，打败拿破仑而胜利地进入拿破仑的首都。但在这种疯狂而盲目的复仇欲望之下，亚历山大一世那诡诈而狡猾的计划与俄国的真正利益完美地和谐一致。梅特涅固然比较聪明、善于谈判，是狡诈的外交家，但亚历山大一世更老奸巨猾、更加圆滑。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谋划进入巴黎并彻底击败拿破仑，不仅是为了报复拿破仑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和拿破仑屡屡战胜俄军，更主要的目的是扮演法国的救世主的角色，把法国大部分国民都置于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从而在欧洲复杂的政治游戏中获得额外的强大筹码。更具体地说，沙皇想要确保与法国的同盟关系，以便自由地参与他的东方计划。他非常清楚，英国和奥地利才是他的天然对手。
因此，沙皇在1813年和1814年发动战役是基于他本身的情感和合理的政策原则。与此相反，梅特涅的谈判和整个政策是基于［110］他个人的虚荣心，没有过去的历史基础，因此无法为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普鲁士在1813年采取的政策是各君主国中最坚定、最一致的政策。自1806年遭拿破仑大军击溃以来，普鲁士一直在考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引进来的外国政治家在为普鲁士考虑）恢复整个君主制，并弥补1806年空前崩溃给她带来的声望上和权力方面的巨大损失。因此，普鲁士决心加入反对拿破仑的联盟，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斗争，去反对那个使她蒙受奇耻大辱的男人。在这场斗争中，普鲁士可能会失去一切，然后从历史上被彻底抹去；或者她可能获得新生，借此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对普鲁士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
仅凭这个原因，奥地利本就不应该加入反对拿破仑的联盟。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敌意是历史的和天然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帮助普鲁士，这是奥地利政治家的使命所在。然而，奥地利皇帝目光短浅，无法看到政治的正确方向，而梅特涅的虚荣心太强。所以普鲁士的政策非但没有遭到奥地利的反对，反而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在1813年至1815年期间，普鲁士真正奠定了其目前强国的基础，而奥地利却被拿破仑彻底打败。
尽管英国承诺将帮助其盟国，并以金钱的形式向盟国提供补贴，但它一方面参与［111］西班牙事务，一方面又参与美国事务。自1812年以来，英国与美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拿破仑采取了巧妙的策略。因此，在1813年和1814年那些彻底摧毁拿破仑军事力量的大型战役中，除了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地区之外，英国人并没有参与。
在简要描述1813年和1814年的那些战役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些外交上的考量。在这两年的战役中，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也是在这两年的战役中，他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因为他的对手人数众多，他的下属背信弃义，尤其是苏瓦松（Soissons）指挥官的背叛。如果说1813年的反法同盟（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随后不久还包括奥地利帝国、瑞典王国和许多较小的君主国家）在数量上始终处于绝对优势，那确实是不真实的。事实上，1813年，除了他的军队之外，拿破仑还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个据点和要塞中布置了数量众多的士兵、马匹、大炮和其他战争必需品。如果把所有的军队（不论是驻军还是非驻军）都联合起来，拿破仑早就可以在战场上消灭上述反法同盟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可能是拿破仑的固执或其他我们没有发现的神秘动机，拿破仑没有使用驻扎在德意志堡垒中的大量士兵，而是完全拒绝使用，所以很快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112］现在看来，拿破仑似乎是确信反法同盟很快就会瓦解，奥地利或德意志的小邦国会再次投靠于他。因此，他能够继续在德意志坚守自己的阵地，而不必动用他在德意志堡垒中的大量驻军。我们可以说，拿破仑1813年的军事错误是由于他对外交形势的错误判断而造成的。与拿破仑的所有战役一样，此次战役本身很简单，几乎可以简化为几个字。由于不得不在左翼对付瑞典和普鲁士，在前方对付普鲁士和俄罗斯，在右翼对付俄罗斯和奥地利，拿破仑很自然地选择了一个中心位置，正如他一贯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在那里阻止其对手联合起来，从而能够以人数上的优势来击溃对手。
拿破仑的行动如此迅速，以至于在1813年5月，他就从法国来到莱比锡附近。当时这里确实是中心位置，就如同1631年古斯塔夫所处的位置一样，而这时反法同盟尚未汇合，也未能合并他们各自的部队。拿破仑从莱比锡行进到德累斯顿。萨克森国王，尽管有时会动摇和犹豫不决，但仍是拿破仑的忠诚盟友。他所拥有的整个易北河，似乎给了拿破仑强大的军事助力，使其足以对抗力量不断增长的对手。事实上，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东进时，屡次打败布吕歇尔。同样地，拿破仑向德累斯顿以南进军时也极大地击败了奥地利。
然而，由内伊（Michel Ney）和乌迪诺（Nicolas Charles Oudinot）指挥的左翼部队在登讷维茨战役（battle of Dennewitz）中与普鲁士将军比洛（Von Bulow）遭遇后惨败。［113］拿破仑的左翼实际上毫无防御能力。1813年拿破仑军队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骑兵，这妨碍了拿破仑继续取得胜利。所以，尽管布吕歇尔屡次败在拿破仑手中，却总能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前进。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拿破仑最大的问题是他顽固地拒绝动用他在德意志要塞中的预备力量。
拿破仑曾希望战役期间进行的和平谈判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恢复自己的地位，但这次的和平谈判却一无所获。对梅特涅，拿破仑轮番使用奉承、恐吓、威胁及游说等手段，但梅特涅只听从自己的虚荣心，他以当时中央外交家的身份自吹自擂，既没有遵守他所代表的奥地利的利益，也没有听取拿破仑的意见。
历史早已证明，拿破仑的意见中包含大量确凿的真理。据说，在谈判中，拿破仑除了恐吓梅特涅以外，还说了一句可怕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对成百万人的生命毫不在乎……”人们习惯上引用这个来证明拿破仑的恶魔本性。实际上，这只是当时所说的一句话而已。滑铁卢战役后，当法国无政府主义分子提出要帮助他时，拿破仑冷静地拒绝了。
事实上，拿破仑一点也不残忍，他只是把这些话语当作政治手段，以便在谈判中表明自己的观点。他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经过更加成熟的考虑后，同盟中的许多成员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的真正利益是与他拿破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14］而不是与反法同盟联系在一起的。这对巴伐利亚、撒克森、符腾堡、意大利以及奥地利都是如此。然而，君主们的虚荣心，他们想要阻止革命精神的愿望以及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力量和影响，使拿破仑的这番深刻言论未起作用，也阻止了君主们采取这些本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
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拿破仑被迫把自己的赌注押在了1813年10月在莱比锡附近发生的那次持续三天的大战上。这场被称为“民族大会战”的战役以拿破仑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役中，法国军队不得不与数量是自身两倍的联军相对峙。莱比锡之战结束后，弗雷德将军率领巴伐利亚军团赶赴哈瑙（Hanau），企图阻挡拿破仑率领幸存的军队向法国撤退，结果被拿破仑彻底粉碎。于是联军决定进入法国，并最终结束这位伟大征服者的统治。
1814年的战役，在塞纳河及其右边支流之间展开，是拿破仑最有意思的军事行动之一，同时也是其最不重要的战役之一。拿破仑置身于联军中间，通过迅速的运动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击败了联军的几位将军。拿破仑利用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对付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的这种行动，一直被视为现代战争的伟大壮举之一。然而，当时的环境、整个政治形势以及外交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拿破仑在1796年或1800年取得的胜利能够确保他最终战胜［115］他的敌人，但在1814年取得的胜利却变成了虽然辉煌却毫无结果的成功。
确实，研究军事史的人永远不会厌倦对那些著名战役的研究。在大多数权威人士看来，拿破仑在这些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军事天才，甚至比他在以前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军事天赋更为出色。但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拿破仑在布里埃纳（Brienne）、蒙米拉伊（Montmirail）、克拉翁纳（Craonne）、兰斯（Reims）、圣迪济耶（St.Dizier）等地的胜利都无足轻重。因为联军现在已经得出重大的结论，那就是拿破仑肯定被法国人抛弃了。因此，联军完全可以无视他和他的小军队，尽管即使在那时，他们也无法通过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来击溃他。
在研究联军的行军线路时，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施瓦岑贝格亲王领导下的奥地利人走的是一条非常靠南的路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拿破仑时间，要么取得巨大的成功，要么同奥地利谈判以对抗其他盟国。确实，在1814年，奥地利已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奥地利的利益所在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支持反法同盟。拿破仑的外交游说或恐吓在1813年未能做到的事情，1814年周围环境的力量成功地使奥地利深切地体会到了，但为时已晚。
同盟国在塞纳河畔的沙蒂永（Chatillon-sur-Seine）进行虚假的谈判后，清楚看到拿破仑的侵略势力以及仅在防线上的强大抵抗力都已经结束。因此，他们决定进军巴黎，无视拿破仑在枫丹白露率领的四、五万人的残部。在这点上，法国人民的态度完全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116］诚然，即使到那个时候，拿破仑也确实可以依靠法国民众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深切的忠诚，但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下定决心抛弃他。在法国南部，威灵顿公爵一路挺进到图卢兹，在法国东北部，联军集结了数十万的士兵，这对法国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威胁、一种恐吓和一种挫败感。
此外，在法国议会中，塔列朗和富歇（Joseph Fouche）都在密谋对付皇帝。对法国人民来说，最有力的论据无疑就是，自1792年以来，法国在她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从未出现过外国势力。在法国，战争幽灵对资产阶级的影响如此之大，就连拿破仑的威望也无法抵消它。
对于仔细研究法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很明显，法国（这个国家的物质结构非常相似）由两种截然相反的成份组成。一种是稳定、缓慢、有条不紊甚至是迂腐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理想是秩序、安静、工作和享受当下生活。另一种是火山爆发般的力量，随时可能引起动乱、革命、政治和社会的爆发，具有无限的野心，时刻威胁着推翻旧制度。
1814年，前者也就是资产阶级成份占了上风。拿破仑对此不得不屈服，尽管在1802年到1814年这段相对漫长的统治期间，他殚精竭虑，［117］制定各种措施和制度使法国各阶级和阶层都能牢牢地依附于他和他的王朝，他仍无法做到让民众完全支持他。波旁王朝或瓦卢瓦（Valois）王朝中最迟钝、思想最狭隘的君主所能做到的，法国最伟大的统治者却无法做到。(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个国家，法国从来没有反抗过哪怕是像亨利二世或路易十五这样无足轻重的君主，却欣然地或者至少表面上心情轻松地抛弃了拿破仑一世。反法同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一进入巴黎就知道，大多数巴黎人会欣然接受联军打算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合理的东西，并背弃拿破仑。
拿破仑被迫退位，他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儿子。然而，反法同盟从来没有打算让拿破仑的儿子登上法国的王位，路易十六的兄弟路易十八登上了法国的王位。拿破仑本人在强大护卫队的护送下，被允许住在科西嘉和意大利之间的厄尔巴（Elba）岛。尽管当时，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亲王提议，为了有效地将其废弃，应该把拿破仑这位伟大的征服者送到圣赫勒拿。拿破仑的第二个时期就这样结束，我们看到这位强大的征服者在毫不知名的小岛上沦落为微不足道的君主，失去所有的影响力，注定要在贫困中度过余生。
此时此刻，为了获得正确的标准和衡量尺度来评判这位非凡人物的政治和道德价值，我们必须考虑拿破仑周围大多数人的行为举止：他的元帅、妻子、仆人和对手。［118］除了极个别例外（比如麦克唐纳，他的元帅），拿破仑所提拔的每个人在对待他时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什么是卑鄙无耻的奴仆和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正是拿破仑将他们从如尘芥般卑微的地位提升至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社会名流之列。他们在言语中辱骂他，在行动中侮辱他。但事实上，与那个有幸成为他妻子的哈布斯堡王朝公主的行为相比，他们所有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行径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哈布斯堡的这位公主，她不仅没有真正想要与他一道共进退（当然事实也不允许她这样做），也忘记了宗教誓言和对拿破仑的忠贞不渝。她委身于一个卑微的奥地利士兵。这个奥地利士兵之于拿破仑，无疑就是苍蝇之于苍鹰。内伊、苏尔特以及所有其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侮辱这位伟大的皇帝，并向再次登上法国王位的波旁王朝宣誓效忠。
路易十八是一个肥胖笨重、才华有限、愚蠢且无趣的人。当今历史上，最真实的说法莫过于一句关于波旁家族的名言：这么多年在国外的流亡，一点新的意识都没有学到，反而丝毫没有忘记旧的已经腐朽的东西。在流亡的岁月里，路易十八和他的兄弟以及家族的其他亲王们，不仅没有从事件中获得教训，没有真正了解法国历史的新变化、新潮流，反而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没洞察到。
路易十八重新登上法国的王位，复辟了波旁王朝，他与他的兄长［119］路易十六和祖父路易十五一样，无可救药地自高自大。波旁王朝试图推行的政策与法兰西民族的政治或社会期待相差甚远，以至于路易十八当政几个月后，国内的不满情绪就已经普遍存在。
普通民众的基本想法就是，不能相信也无法真正设想那些时不时降临到欧洲各国的巨大变化。欧洲之所以是“大希腊”，不仅在于内部的巨大差异和个性化，更在于它对结构深刻变化的强烈热爱。欧洲并非静止不动，它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认为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是变化最快、进步最大、最具活力的国家。事实上，任何一位仔细观察和研究美国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美国一切所谓的变化都是形式的、外在的，并没有真正涉及国家的核心要害。
欧洲则完全不同。欧洲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如16世纪伟大的道德和知识革命即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大革命。这些革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府形式，也改变了欧洲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这种深刻变革的伟大力量中，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国家。在任何其他国家，我们都无法看到在法国那样的明确而广泛的事实，即这个国家对其所有社会和政治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在任何其他国家，［120］我们都无法看到像在法国发生的那样深刻、绝对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实现的。
这场革命完全不同于1565到1609年的荷兰大革命，不同于1642至1660年的英国大革命，不同于1775至1783年的美国大革命。上述这三次革命中，没有一场革命曾触及最深刻的社会因素。所有这三次革命涉及的都是纯粹的政治问题，而国家机构的其他部门未曾受到影响。与此相反，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机构，社会的、宗教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各个方面。
然而波旁王朝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众所周知，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绝对无法接受任何新颖的想法或适应新的习惯。波旁王朝就是这一朴素真理的突出例子。他们没有认识到，法兰西民族虽然大体上反对拿破仑的过度野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满意波旁王朝粗鲁的控制政策。法国国内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位于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密切关注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凭着独有的高度清醒的头脑，他预言自己将重返法国，并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重新夺回王位。
事实也正是如此。1815年3月初，拿破仑在儒昂港（Jouan）登陆，然后经过格勒诺布尔（Grenoble）、里昂。他率领着几个忠实的士兵向着巴黎挺进，一路没有遭到任何阻拦。拿破仑曾经的部下奉命去抓捕他，然而，他的老元帅们，［121］首先是内伊，一看到那个使他们取得这么多不朽胜利的帝国人物和那张面孔，就忘记了其正式职责。他们不仅没有把拿破仑当作囚犯抓起来，反而跪在他面前宣誓效忠。于是，拿破仑率领整个法国军队进入巴黎。几个月前曾抛弃他的法国人民，此时欢欣鼓舞，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波旁王朝逃走了，于是拿破仑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也是最短的统治时期，即所谓的“百日王朝”。[1]
与波旁王朝完全不同，拿破仑吸取了教训，知道法国人民即使在他的统治下也不会接受专制统治。因此，他向他们承诺建立立宪政府，毫无疑问，他打算履行承诺。他几乎从不担心法国那些坚定的共和党人，这些共和党人即使在他最辉煌的胜利时期也一直反对他的统治。因此，拿破仑在国内相当安全，但国外的情况恰恰相反。1814年10月以来，欧洲列强就在奥地利首都召开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以重新规划欧洲的版图。事实上，在拿破仑倒台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改变了欧洲整个政治面貌。
一听到法国发生新的、出人意料的变故，欧洲列强立即决定，要将1813年和1814年成功所做的事情复制一遍，即羞辱拿破仑、消灭拿破仑。对他们来说，拿破仑是令他们蒙羞并且是带给他们最大耻辱的源头。他的存在不仅时时提醒着他们曾遭受过的最大耻辱。尤为重要的是，［122］他们企图镇压欧洲所有的政治自由，但拿破仑是实现这些意图的巨大障碍。再度掌权后，为了驱散即将到来的战争风暴，拿破仑立即向欧洲各君主国发表各种声明。在声明中，他郑重地宣布自己无意恢复过去。
然而，受1813年和1814年战争胜利的鼓舞，欧洲列强坚信，通过建立新的联盟，最终他们肯定能够击败拿破仑。英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事实上是整个欧洲，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组织起一百多万士兵扑向法国，帮助专制的君主们摆脱拿破仑的噩梦，使欧洲自由失去他们可能的保护者。这就是1815年战役爆发的背景。
这场令人难忘的战役由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撰写。毫无疑问，关于这场战役的文学作品比欧洲历史上任何其他战役都有趣得多，而且充满了更多的谎言和对事实的歪曲。有关滑铁卢战役在1815年6月16日至6月18日这三天时间的报道各种各样，彼此矛盾重重。即使是最具智慧的人都无法令其自圆其说，也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调和这些不一致的报道。在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在滑铁卢战役中，英荷联军的中心设在拉海圣（La Haie Sainte）。威灵顿公爵本人说，法国人在下午两点占领了拉海圣。另一方面，指挥这一哨所的巴林少校声称，他在该哨所一直坚守到晚上6点。其他目击者则给出了不同的时间。还有，法国记者说法国骑兵向英荷联军的中心地带发起巨大攻势，［123］并成功地攻破了英军方阵，英国人则说法国人从来没有攻破它。法国人说整个英军军营都被歼灭，英国人则说没有一个营被歼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准确而忠实的描写滑铁卢战役的战术细节。幸运的是，法国、英国、荷兰和德意志的史学家做出了伟大努力，使我们能够绝对清楚地看到那场著名战役的战略细节。在1793年至1815年的战斗中，除了少数例外，英国人均未能在陆上打败法国军队。同时在数次交战中，他们在法国军队手中遭受了重大的和最令人恼火的失败。因此我们说，英国人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将滑铁卢战役描绘成对他们最有利，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此次战役，这很正常。尽管一开始（也就是从1815年到1830年），许多英国将领，尤其是威灵顿公爵最重要的左翼指挥官维维安（Vivian）爵士曾坦率承认：没有普鲁士人的帮助，英荷联军根本不可能会认真考虑打败拿破仑这件事。
然而，1830年之后，英国在滑铁卢获胜的传说被刻意地传播开来，并且不断加以宣传，直到人们觉得否认它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所有小国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竭力夸大他们对强国的胜利。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所有胜利都永远抹不去班诺克本战役的光荣，正如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所有胜利［124］永远抹不掉克雷西（Crécy）战役[2]和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3]的胜利一样。同样，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所有胜利永远抹不掉布尔人在科伦索（Colenso）、马赫斯方丹（Magersfontein）等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然而，滑铁卢战役具有极其重要的特点。尽管史学家可能会善意地容忍那些大肆赞扬克雷西战役或班诺克本战役英雄们的赞美诗，但他们绝对不能把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历史真相交给国家的广告商来处理。关于滑铁卢的第一真相就是：拿破仑在战役开始前就已经形同死人。他在此前两年即1813年和1814年，不仅在公开战役中被打败，而且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军队、威望，最糟糕的是，还有整个民族对他的忠诚。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即使在滑铁卢获胜，也永远不可能恢复他原来的地位。我们再多考虑几件事就会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假设拿破仑在6月18日成功地击溃威灵顿公爵的军队，就像他两天前在利尼成功地击溃布吕歇尔的军队一样。那么，他顶多也就是5万人的统帅，而在莱茵河上向他发起进攻的联军数量已经超过80万人。换言之，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胜利，将与1814年在蒙米赖、克拉翁讷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有完全相同的效果。1815年，觉得自己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联军也会像他们在1814年实际所做的那样，即无视拿破仑，直接向巴黎挺进，迫使拿破仑退位。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位。
［125］没有人比拿破仑更清楚这一点了。他曾经才华横溢，能够把控一切，但现在命运女神不再垂青于他。他并不是真的病了，而是在判断局势的真实情况时，他已经失去信心。他很清楚，无论是战胜布吕歇尔还是战胜威灵顿都已经于事无补，都无法真正地拯救他。必须补充的是，法国史学家乌赛（Henri Houssaye）[4]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这场战役的最终判断。
1815年10月，拿破仑本来能够组建一支约80万人的新军。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拿破仑是否能够坚持到10月份（到那时新招募的士兵可能就已经准备妥当），或者他是否会被迫在10月前投降。当时，由于滑铁卢战役使拿破仑的声望一落千丈，那些反对他的法国人在法国议会中占了上风，使他没有机会等到10月。
就这点而言，而且仅就这一点而言，滑铁卢战役可以被认为是拿破仑的最终失败。因为拿破仑若率领着80万士兵（尽管其中大多数都是新兵），本来是可以顶住联军的进攻，这一点不容置疑。滑铁卢剥夺了这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滑铁卢战役比莱比锡战役更有效，也更为重要。
滑铁卢战役的大致轮廓很简单。它由两场双重战役组成，一场是1815年6月16日的四臂村（Quatre-Bras）战役和利尼（Ligny）战役，另一场是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和瓦弗尔（Wavre）战役。在第一场双重战役中，威灵顿公爵在四臂村（Quatre-Bras），布吕歇尔在利尼（Ligny）。这［126］两个战场距离很近，一切都取决于威灵顿公爵能否对布吕歇尔提供支援。1815年6月16日下午六点半之前，威灵顿公爵遭到内伊率领的一支法国军队的攻击，法国军队的人数远远超出威灵顿公爵的军队。6点半之后，威灵顿公爵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并且比法军要强大得多。此时，布吕歇尔希望威灵顿公爵击退内伊并向自己的右翼进军，以加强普鲁士军队，帮助普军在利尼击败拿破仑。6点半以后，威灵顿公爵击退了内伊，但是他并没有去帮助布吕歇尔。威灵顿公爵为什么没有帮助布吕歇尔至今仍是个谜。
布吕歇尔的军队在利尼独自顽强对抗拿破仑，但是到了晚上，布吕歇尔的中军被攻破，两翼也被击溃，尽管拿破仑的军队比布吕歇尔的军队人数要少得多。布吕歇尔开始溃退并逃向瓦弗尔，拿破仑派格鲁希率领3万士兵追击他。但格鲁希误判了布吕歇尔溃逃的方向，沿着古罗马大道向东越走越远。在那次重要战役中选择格鲁希是拿破仑的一大失误。正如法国将军西艾波特在回忆录中所说，格鲁希从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他只是一个糟糕的将军。
另一方面，拿破仑自己也违背了终其一生宣扬的“战争艺术”的所有原则。拿破仑并没有以最快的速度向威灵顿公爵进军，也没有在四臂村附近消灭他。在抵达四臂村时，拿破仑的兵力远远超过威灵顿公爵所能调动的人数。6月17日，拿破仑以不可思议的缓慢速度前进，从而给了威灵顿公爵逃跑的机会。威灵顿公爵得以撤退并［127］在滑铁卢前方集结。6月17日傍晚，拿破仑在威灵顿对面的佳姻庄（Belle Alliance）安营扎寨。
6月18日的战术和战略形势与6月16日完全相同。布吕歇尔在瓦弗尔遭到格鲁希的抵抗，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遭到拿破仑的抵抗。一切都取决于是布吕歇尔先行抵达支援威灵顿公爵还是格鲁希先行抵达支持拿破仑。上午11点，滑铁卢战役还没有开始，在英德联军附近，普鲁士将军比洛率领着9千名士兵正位于沙贝尔圣兰伯特（Chapelle St.Lombard）。下午，布吕歇尔的军队分批到达。七点钟，拿破仑同时成功地攻入了位于拉海圣（La Haie Sainte）的英德联军的中心，却发现自己的右翼和后方遭到普鲁士人的袭击，而英德联军就在前方。格鲁希从未离开瓦弗尔。结果，拿破仑被布吕歇尔和威灵顿公爵彻底击败。
接下来就是旧戏重演，拿破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迫退位。他主动向英国“柏勒洛丰号”（Bellerophon）战列舰的梅特兰船长投降，然后在列强的一致建议下被送往圣赫勒拿岛。在那里被囚禁五年后，拿破仑于1821年5月5日溘然辞世。每个大国在圣赫勒拿岛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以便使他们确信拿破仑还住在这个孤岛上。四千多名士兵看守着这位伟大的征服者，逃跑完全不可能。这就是拿破仑一世的结局。
[1].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到法国，集结军队，把刚复辟的波旁王朝推翻，再度称帝。6月18日，因为滑铁卢战役的失败，拿破仑再次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再度复辟。拿破仑战争至此结束。从3月20日到6月22日，约为一百天，法国历史上把拿破仑重新掌政的这三个月称为“百日王朝”。
[2].克雷西会战也叫克雷西战役，发生于1346年8月26日，英军以英格兰长弓大破法军重甲骑士与十字弓兵。克雷西之战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一次经典战役。公元1346年7月，英王爱德华三世率军九千人渡海侵入法国。法王腓力六世率兵三万余人迎敌。8月，双方战于克雷西。是役，英国长弓手起了关键作用，接连打退了法军的十五次冲锋。法军则伤亡惨重，腓力六世受伤，被迫退兵亚眠。英军大捷，乘胜进入诺曼底。此战法军伤亡万余人，英军伤亡则不到二百人，堪称世界战争史上一次以弱胜强的典范。
[3].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的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亨利五世的率领下，英军以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军队于此击溃了法国由大批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为随后在1419年夺取整个诺曼底奠定基础。这场战役成为英国长弓手最辉煌的胜利之一，也对后世战争中依靠火力范围杀伤对手密集阵形这种战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4].乌塞（1848—1911），法国史学家。生于巴黎。1905年当选为法兰西语言科学院院士。曾在《两大陆评论》和《辩论报》编辑部任职。早年研究古典考古和希腊史，后以研究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享誉后世。代表作有《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五年》《滑铁卢之战》《第二次退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