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
初秋天气，路边的槐树笔直高大，苍翠欲滴，是首都北京的一道绿色风景。
中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提上了日程。程开甲奉命组建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是技术方面的最高负责人。这是一副光荣的重担。
程开甲学识渊博，沉稳细心，又肯钻研，深受大家信赖。挑起这副重担，他就急匆匆走进国防科委大楼，找到顶头上司张爱萍。
“请给我调人，我马上投入工作！”
“程教授，请坐。”张爱萍直言不讳，“马上投入工作很好，不过，人员，暂时没有，要房子，暂时也没有，仪器也无法马上买到。短时间内，技术研究所在人员和设备方面很难健全，但是时间紧迫，研究工作要立即开始。”
开门见山的一番话，让程开甲冷静下来。原子弹的研制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党中央全力支持，但现在，国家有困难，科技工作者必须克服困难，为国分忧。
他没再提困难，只说了句：“我会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
程开甲当上了“光杆司令”，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伏案忙碌，思考着如何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爆响的重大问题。
一个月后，终于调来了三个年轻人，吕敏、陆祖荫和忻贤杰，他们都有留学经历，而且各有专长。他们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科研团队。
四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程开甲说：“按照国防科委的意见，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核武器试验技术研究所，在一年半内，从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上做好上场的准备。”
“上场”就是进入核试验场，投入试验。
“苏联专家撤走时扬言，给我们一颗原子弹，我们也弄不响。”程开甲的目光一一扫过每一个人，“我们要百分之百完成任务，这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党和国家给予我们这么大的信任，我们只有一心一意，拼命干好，不能有任何后退的想法。”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们一无所有，甚至不知道核爆炸的具体过程。仅有的信息，是苏联顾问的谈话片段和美国实验室公开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叫作《爆炸波》，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两三本国外的普及读物。一年半以后要建立起成套的测量方法，拿出上百台仪器设备，培养上百名参与核试验的技术干部，百分之百完成任务，谈何容易！
那段日子，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长明，他们昼夜攻关。
苏联专家曾经提醒我们，中国西北部不能进行地面核试验，只能进行空爆试验。可是，如果采取空中爆炸的方式，地面人员收集不到丰富的数据，等于白干一场。怎么办？他们从仅有的资料着手，经过半个月的计算后，程开甲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方式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讨论中，他首先发言：“有核国家都是先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因为它易于实现，便于获取有关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等方面的试验资料，可以得到爆炸造成的各种杀伤破坏效应，并便于进行大当量试验。核装置可采用飞机或火箭运载、气球吊升等方式送到预定高度，也可以置于铁塔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到底采取何种方式？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大家可以突破条条框框，充分发表意见。”
吕敏、陆祖荫、忻贤杰纷纷发言，各抒己见。程开甲认真地听着，思考着，在本子上记录着。
其实，程开甲早就独立开展了大量研究，认为采取空爆的方式是不妥的。第一次试验就用空投方式，要做到测试与起爆同步，还要保证原子弹落点准确，我们没有把握，这种爆炸方式也会给爆炸数据的测量带来困难。投弹飞机能否安全返航，我们没有经验，另外，空投方式也欠缺保密性。
经过讨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不采取空投方式的理由越发充分了。那么，新的爆炸方式又是什么呢？
“我看，采用静态方式比较稳妥。”程开甲沉思良久，终于开了口，“将原子弹放在铁塔上进行爆炸试验，铁塔的安全高度，我们根据原子弹的设计参数来计算。”
很快，程开甲主持起草了一份核试验工作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静态试验方式，将核装置放在百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爆炸试验。配合这个方案，他们同时提出了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共计四十五个研究项目，九十六个科研课题。
两份绝密文件迅速报送到上级领导手里。
没几天，张爱萍主持召开国防科委办公会议，领导和专家对程开甲提出的纲要进行审查，经过论证，获得批准。后来的事实证明，塔爆方式不但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时间大大提前，还便于安排较多的试验项目，用来监测原子弹的状态，收集相关数据，这为日后的试验提供了可靠依据。
根据工作需求，程开甲设计出了核试验技术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并把目光盯在了人才的选调上。他提出专业要求和条件，经国家批准，从全国选拔人才。不久，理论计算、放射化学、力学、光学、电子、机械、核物理等专业的二十四名技术骨干被调入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为核试验工作的重要成员。
白手起家的“光杆司令”有了自己的队伍，程开甲信心更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