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愎任性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1651）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101]，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102]，茆溪森说他“生平性躁”[103]，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1655）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104]。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斥责季开生不“言国家正务实事”，以“茫无的据之事”“妄捏渎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105]。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像季开生这样真心为清朝、为福临着想而被惩罚、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后，福临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1658）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说，皇上屡下求言之诏，而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的原因在于，“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他建议要开路，首先应将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开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这一实际问题，福临又恼火了，他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吏部从重议处”[106]。李森先又险些遭到流放。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十二年（1655）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这种任性还算“谑而不虐，或者犹有童心”[107]。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十六年（1659）闰二月，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108]。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讦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https://www.daowen.com)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1655）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1658）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109]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110]。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111]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当议政王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112]。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困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113]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114]。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