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咸与维新”
嘉庆帝亲政后，以清除和珅为契机，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帜，同时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内政加以整顿。
首先是诏求直言，开通言路。他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谘诹，庶民隐得以周知”[9]。他于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付集思广益至意”[10]。四年（1799）六月，嘉庆帝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即所谓：“朕既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11]他盛赞御史曹锡宝，在和珅声势熏灼之际，敢于直言纠劾，特加恩追赠曹锡宝副都御史衔，“以旌直言”[12]。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内阁学士尹壮图奏言，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各督抚借词弥补，层层朘削，民生坐困，乾隆帝派员会同尹壮图密往各省盘查。由于各省闻风已事先做好了手脚，结果查无实据，尹壮图以陈奏不实，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嘉庆帝认为如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应该加以录用，立即命令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13]。由于嘉庆帝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决心，所以在嘉庆帝亲政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14]的局面。一时间，不少言官纷纷指陈时弊。嘉庆帝对言官的指陈，其关系国是、切中事宜者，多所采纳，对遭到弹劾的官员，其查证确实者，有所惩治。嘉庆帝对据实上陈、直言无隐的科道官员给予鼓励和擢用。嘉庆四年（1799）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仓库漕粮，实国之本而弊最大，请降旨严行饬禁等建议。嘉庆帝十分赞赏，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15]他下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16]
其次，戒除欺隐粉饰之风。当时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皇帝的青睐，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嘉庆帝力图扭转这种官场作风。他亲政之日，接到浙江巡抚玉德奏报：“甘雨普霑，粮价平减。”[17]他抓住这个奏报，借题发挥说：“此等奏报，不可粉饰，朕总要真知小民疾苦以为教养，汝等大臣，敬志毋忘。”[18]不久，四川布政使林儁奏称：川省“得雪，民情安贴”。嘉庆帝深知“川省连年兵火，民不堪命，哀者赤子待哺嗷嗷”，哪得“民情安贴”？据此他再次告诫各督抚：“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数字切实奏报耳，若仍不以实告，惟务粉饰取悦，则闾阎疾苦从何而知？嗣后不许说假话，以实告，慎志勿忘。”[19]嘉庆帝对一些地方官员讳灾不报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嘉庆五年（1800）一月，云南威远一带水灾严重，井灶、民房、衙署、盐仓皆被冲塌，淹毙男妇三十二名，被灾民灶三千四百余丁口，冲倒房屋一千四百余间。云南巡抚江兰隐匿不报，经嘉庆帝多次查询，并派人查证确实后，仍不据实陈奏，反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嘉庆帝认为江兰有意讳灾，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令其即行回籍。嘉庆帝为此颁发谕旨，严诫督抚讳灾，指出：地方水旱灾害发生后，惟在该督抚及早驰奏，“蠲赈兼施，用苏民困”，如该督抚等匿不上闻，“则小民饥困无依，或致别滋事端”[20]。他严厉要求各督抚在歉收、旱潦成灾时，必须“飞章入告，纤悉无隐”，“若有讳饰，必当严办示惩，江兰即前车之鉴也”[21]。此后，他言出法随，对讳灾不报的地方官员不断给予惩治。
再次，罢贡献，黜奢崇俭。乾隆帝晚年，迷恋声色，官场奢侈腐化之风与日俱增。嘉庆帝亲政后，诏罢贡献，崇俭黜奢，以期改变社会风气。(https://www.daowen.com)
清朝俗例，凡督抚大臣进京觐见，必呈献贡物，藉此邀宠，京中大吏亦循此例。于是，海内奇珍充陈内府，阉寺权奸从中渔利。群官竞相奉献，百姓赋税屡加，实为清廷一大弊政。乾隆朝曾两次明令禁止。然而，由于乾隆帝的逸侈、和珅的揽权受贿等诸多原因，煌煌圣训形同具文。嘉庆帝亲政后，即宣谕严禁贡物：外省备办的各种贡物，“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况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直如粪土也”[22]。同时还下令免除年节呈进如意之例，他认为：“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23]他警告诸臣，经此次严谕之后，“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24]。他得知由新疆叶尔羌采解的大块玉石运送进京十分艰难，立即下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不必前解”[25]。嘉庆七年（1802）和阗采得大玉两块。兴肇等奏请将采玉回户伯克二人赏戴翎顶。嘉庆帝传旨严厉申饬兴肇等人，再次申明：“区区数十斤之玉块，又何足为贵乎？朕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26]他令将大玉或趁例贡附带运京，沿途运送稍有不便，即掷于该处，不必呈进。嘉庆帝当政期间，始终恪守“以粟米布帛为重，不贵珍奇”的信条。
为了遏止奢侈之风，他遵循老师朱珪“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27]的教诲，“躬行俭德为天下先”，企图为各级官员作个榜样。嘉庆四年（1799），林宁奏请捐廉修理盛京夏园行宫，以备嘉庆帝巡幸行围驻跸。他不同意这样做，下令将夏园行宫立即拆卸，以拆卸的木料作修建盛京宫殿之用。[28]十四年（1809），他在为巡幸五台山颁发的谕旨中规定，不准在途中及山上山下设置诸如戏台、杂伎、假山、假亭一切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他对于过去每当皇帝巡幸时，地方官员于沿途空缺处所用席片搭盖假山涂饰遮蔽、于沿途民间村庄庐舍颓垣陋室曲加粉饰的做法十分厌恶。他以为，当皇帝巡幸路经民间村庄庐舍时，应看到原来的面貌，“完整者可以觇丰盈气象，其颓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观民之义”[29]。十六年（1811），嘉庆已年满五十，御史景德奏请按例在他的万寿节时，城内演戏设剧十日。嘉庆帝十分不满，降谕训斥，并将景德照溺职例革职，发往盛京派当苦差。同时，嘉庆帝严令各地不许在他寿辰之日广陈戏乐，亦不准办理庆典。各地派京庆寿的督抚及将军、提督一概不准进献珠玉陈设。嘉庆十七年，山东巡抚同兴奏请兴修行宫。他再次反对，说：“各处行宫均不过一宿而已，所有游廊、山石、山洞、厂亭、水池等项俱停办理。”“若能一处节省三四万两，十处即三四十万矣。”[30]嘉庆帝当政二十余年，始终节俭如一。他力图以自己的行动使海宇渐还昌朴，用心可谓良苦。无奈，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动文武百官，奢侈之风历嘉庆朝而有增无已。他在给皇子旻宁的密谕中，痛陈自己无力除却奢侈之风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他告诫子孙：“必当力除此弊……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31]
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还表现为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萎靡不振、尸禄保位。当时，“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惕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实”[32]。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33]。各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34]。嘉庆帝视各级官员的怠惰疲玩、萎靡不振为国家之隐忧。他当政期间，身体力行，“一日万机，罔敢暇逸”[35]。“勤求治理，惟日孜孜。”[36]对于政务，即便是耽搁一两日也不允许。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初得皇长孙，内阁因此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均未进呈刑名本章，嘉庆帝立即传旨申饬，指出，一日万机，不容稍怠，政务殷繁，不容稍有旷误，“似此积压频仍，势必渐形丛脞”[37]。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具奏，揭出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舞弊营私的情况。嘉庆帝闻悉，令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驰驿往查。九月，费淳等调查结束，查明自嘉庆元年起至十一年（1796—1806），地丁、耗羡、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弊，计有二十四个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查清直隶官员司书串通舞弊案，使嘉庆帝十分震惊。自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身任州县与胥吏勾连一气侵盗如此巨大银两的事！其作案手段的恶劣，州县官吏的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实在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嘉庆帝怒不可遏，迅速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等二十余人抵法，查抄其家产。他对直隶历任庸碌无能、渎职失察之督抚十分痛恨，严词责问直隶历任督抚，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明目张胆的勾连舞弊事件竟“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38]他决心对此案从严加重办理。最后各以其任内虚收数目的多寡，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等分别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