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考据大师
戴震对于考据学有卓异的贡献。
清代考据学对古代文字、声韵、群经、诸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献资料上有很大成绩。
这一学术潮流的产生，除社会政治原因外，也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学术文化传统。
朱熹对于《诗经》、《易经》都有注释。他的《诗集传》、《周易本义》与盛行的《四书集注》共同流传后世。他又著《仪礼经传通解》，由其学生黄幹、杨复继续完成，是一部详细的综合注释。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黄震的《黄氏日抄》也具有对历史古籍多方面的考证内容。明代杨慎的《丹铅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都是对古书、古文字的考证，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总的来说，明人考证学表现为芜杂零乱，不成专门之学，疏漏舛误甚多。而且凭臆断更改古书，造成误解，为通人所讥议。
到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则开始具有深入与精确的规模。到乾嘉时乃形成全面的考证学高潮，它以文字声韵学为基础对古代经典，搜集辑录大量资料，作综合深入的分析，不凭臆断，不制造伪证，对古书和古代典制能纠正前人之误，得出较正确的认识。焦循说：“本朝文学，一洗元明之陋”[59]，这是清代考证学的特点与成绩。至于脱离现实与近于烦琐，那是考证学作为一个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
戴震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是同时代以及后人公认的。戴震对《诗》、《书》、《易》、《礼》、《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证学成就表现在训诂、声韵，古代车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至于作为考证学大师，同时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如前所述，则更为同时代的学者所不及。
戴震对于考证学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其一，循序渐进，取得理解。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道，必有渐。”[60]又说：“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61]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不可以躐等。”[62]这是考证学的一般方法，由文字入手研讨古书和古义。
其二，实事求是对待资料。他经过深湛学习，认为“《说文》九千余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63]。他举出“台”（音怡）、“朕”、“阳”三字是“予我”之义，“赍”、“畀”、“卜”三字是“给予”之义，而《尔雅·释诂》中把六个字交叉排列，就分不清两种意义。他又指出“《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64]。又说：“《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65]并举例一再说明。这些都是在博学的基础上卓越的见解与科学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则，不轻信盲从。在与卢文昭讨论《大戴礼》中羼入六朝时不合理的俗体字一信中，戴震说：“苟害六书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汉魏六朝。”[66]说明对待资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从。
由于以上原则，戴震治学要求严格，曾提出“学贵专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67](https://www.daowen.com)
专精的目的是达到“十分之见”，他说：“所谓十分之见，必徵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68]同时学者钱大昕在《戴先生震传》中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69]比如，《尚书·尧典》中“光被四海”一句中“光”字，王鸣盛据《尔雅》释为“光，充也”。戴震认为尚可进一步论证。戴震引《礼记》中《乐记》及《仲尼闲居》两篇中“横”字，郑玄注均为“横，充也”，因此认为“《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海’者”[70]。后来钱大昕在《后汉书·冯异传》发现“横被四表，昭假上下”一句。姚鼐在班固《西都赋》发现“横被六合”一句。戴氏族弟戴受堂又在《汉书·王莽传》举出“昔唐尧横被四表”一句，更其明显。其后洪榜、段玉裁又补充引证，皆足以证明戴震的判断精确。
古书在流传中，有些被后人割裂，以考正文与注文混淆不清，如郦道元的《水经注》，经戴震考证，辨明经文与注文的体例，把混入经文的郦道元注别择出来。[71]
此外在校订《大戴礼》时，认为《制言篇》中“诗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十字不是正文，而是注文。[72]并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
声韵学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韵尾分成二十五部，并提出阳声韵与阴声韵共同配合于入声韵部的理论。他称之为“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73]。在这基础上，戴震又创立了阴、阳入通转的学说。王国维论古声韵学时曾说：
自明以来古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按指陈第《毛诗古音考》），一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指段玉裁）古四声不同今韵说，而部目分析，其小者也。[74]
可见这一“异平同入”，而阴阳通过入声相转之论的创见，尽管在声韵学发展中不免有后人余议之处，然而却是古音学史上重要的贡献和标志之一。
在考订古说的细节方面，戴震也“巨细毕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广韵序》中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颙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75]。戴震指出“周颙”是“周舍”之误。[76]
又如宋元以来把反切的读音法归之于唐代沙门神珙。戴震博引颜之推《颜氏家训》、陆德明《经典释文》、《史记》张守节正义以及《崇文总目》序等记载说明反语始于三国魏时孙炎。[77]
总而言之，戴震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极盛时的典型代表，对于所研究的古经典已达到“深求于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78]的程度。
然而他所提出的“由词以通道”[79]，“用必措天下于至安”，“学成而民赖以生”[80]等等，历史事实说明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这些理想终究不是考证学所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