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立专权,野心未遂
桓温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参军郗超乃劝桓温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之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桓温素有野心,他曾卧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又抚枕而起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部下见桓温出此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对于叛逆王敦甚为倾慕,经过王敦墓,连声说:“可人,可人”,称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56]。这时与郗超一拍即合,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痿疾,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私通,生下二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并草拟好诏令呈之于太后。褚太后在逼迫之下,只得同意。桓温集百官于朝堂,依《汉书·霍光传》所记废立故事,宣太后令,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海西公皇帝玺绶,又亲率百官至会稽王邸,迎司马昱入朝。于是司马昱即帝位,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桓温废掉海西公后,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素与桓温有隙,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桓温皆欲除之。乃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殷涓、庾蕴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疏,请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不许。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言辞激烈。简文帝手诏答桓温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57]桓温这才作罢,改请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唯庾蕴因其侄媳乃桓豁之女,桓温使其饮鸩自尽。桓温既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简文帝下诏进桓温为丞相,桓温辞让不受,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
前秦主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58]
简文帝虽身为帝王,但慑于桓温权势,常惧被废,“拱默守道而已”[59]。曾对郗超咏庾阐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60],在位不到二年,便忧愤而死。
咸安二年(372),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一昼夜四诏,桓温不至。几天后,简文帝病死。群臣惧于桓温,不敢拥立太子,有人认为应该请桓温来朝后再说,尚书仆射王彪之说:“天子代立,大司马(桓温)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61]于是群臣才敢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司马曜是为孝武帝。简文帝临死,遗诏使太子家国事一禀之于桓温,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见简文帝遗诏,很不高兴,给其弟桓冲写信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桓温未能遂愿,疑心是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从中作梗,心中愤愤不平。
孝武帝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带兵入朝,朝中人心惶惶,传言桓温将要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孝武帝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今南京市西)迎接桓温。王坦之恐惧不安,谢安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62]桓温至新亭,百官拜伏于道,桓温大陈兵卫,和百官相见。于时气氛十分紧张,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王坦之汗流遍体,错将手版倒拿。但谢安神色不变,就座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二人交谈多时,竟尽欢而散。
桓温入朝,因当时发生的卢悚入宫事,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连坐者甚众。三月,桓温染病,于是回姑孰养病,在建康只呆了十四天。
桓温回至姑孰,病渐沉重,但其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其九锡,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闻知其病重,故意拖延,时桓温使其记室袁宏撰九锡文,谢安屡次修改,多日不成。宁康元年七月,桓温病重身死,年六十二岁。终于没能实现他先加九锡,再渐移晋室的野心。
[1]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庾亮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2]《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3]《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
[4]《晋书·陶侃传子称附传》。
[5]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6]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7]《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8]《晋书·惠帝纪》。
[9]《晋书·张华传》。
[10]《晋书·刘弘传》。
[11]《晋书·华轶传》。
[12]《晋书·明帝纪》。
[13]《晋书·熊远传》。
[14]《艺文类聚》卷五〇引王隐《晋书》。
[15]《晋书·应詹传》。
[16]《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17]《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18]《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19]《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20]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21]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
[22]《晋书·庾亮传》。
[23]《晋书·桓宣传》。
[24]《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25]《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26]《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27]《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28]《晋书》卷八《穆帝纪》。
[29]《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30]《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31]《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32]《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33]《世说新语·豪爽篇》。
[34]《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35]见《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
[36]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
[37]《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
[38]《晋书》卷七四《桓云传》。
[39]《晋书》卷七五《王述传》。
[40]《隋书·食货志》。
[41]《晋书》卷八《哀帝纪》。
[42]《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传》。
[43]《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44]《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45]《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46]《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47]《晋书·桓温传》记金城泣柳及北眺中原之事皆在穆帝永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不载金城泣柳事,但亦将北眺中原之事记于永和十二年,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当为海西公太和四年伐前燕时事,其说甚是。见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115页《言语篇》刘盼遂曰及第834页《轻诋篇》程炎震云。
[48]《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49]见《水经·济水注》。
[50]《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51]《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
[52]《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53]《晋书》卷八六《张祚传》。
[54]《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55]《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56]见《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467页《赏誉篇》嘉锡案。
[57]《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58]《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59]《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60]《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61]《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62]《晋书》卷七九《谢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