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思想

要探索道安的思想,必然要涉及道安的著述。梁《僧传·道安传》说道安有各种经注“凡二十二卷”。据《祐录》的记载,道安有经注、经序等方面的著述共四十三种,除《经序》外,都早已佚失。道安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般若》思想

虽然道安的研究范围很广,思想不拘一格,但是,他所侧重的却是《般若》。他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每年都要宣讲两遍《放光般若》,足见他对于《般若》的兴趣之浓与用心之专,因而道安思想的主要方面,必然也就在于《般若》。

道安在《道行经序》里说:

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谟,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高卑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祐录》卷七)

虽然语言是非常《老》、《庄》化的,但颂扬“智度”(般若)之深意,仍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万圣资通,咸宗以成”,“般若”之为义,真可谓大矣哉!其“执道御有、高卑有差”者,仍都囿于“有为之域”,而尚未入乎“无为”之境;只有“据真如、游法性”而臻于“冥然无名”之境者,方才算是升入“智度之奥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安所谓的“据真如,游法性”。“真如”而可以“据”之,表明道安所理解的“真如”,并不全同于《般若》之“性空”,倒是有点近乎大乘有宗的“真如”。至于所谓“游法性”,则亦即大乘有宗通常所说的优游于“真如性海”(“法性”和“真如”,原是含义相同而称谓小异的词汇),其意义与《般若》空宗的“性空”,也有所不同。

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祐录》卷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

“般若波罗蜜”,为“无上正真道之根”(“无上正真道”,亦即“无上菩提”),可见“般若”是多么的重要。这里,道安又提出了“法身”、“如”、“真际”这样的三个逻辑范畴。

道安以“尔”训“如”,所谓“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正是所谓“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绵绵常存”、“悠然无寄”的释义。既谓“绵绵常存”,自非空无所有。正因为“绵绵常存”,所以才有“真如”可“据”。

道安以“一”和“常净”来训释“法身”;而且说,“皎然不缁”、洁然“常净”的“法身”,是“常道也”。可见道安所谓的“法身”,也非空无所有的。本来,在佛教思想史上,“法身”一词的含义,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小乘佛教,有时也讲“法身”,那指的是佛陀遗教,即以“法”为“身”(这里,“身”,依止义);它和后来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所讲的“法身”,含义迥然不同。大乘空宗所讲的“法身”,和他们所讲的“真如”一样,指的就是“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是空宗最高的逻辑范畴。但是,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宇宙万有,只有假象,都无实体,所谓“缘起有,自性空”。论现象,是“缘起有”;论本体,是“自性空”。所以,空宗所谓的“法身”,同“性空”一词是同义语。而大乘有宗的“法身”,含义却又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指“性空”,而是和“真如”一样,指的是一种宇宙实体、世界本原的最高存在;而作为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的“法身”,则又不仅是一种神格化了的理性,而且简直是人格化了的天神(比如“大日如来”)!可见,“法身”之义,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变化是很大的。两晋之际,“法身”,曾经是佛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关于“法身”的议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道安以“皎然不缁”的“常道”来训释“法身”,则道安所理解的“法身”,应该说是更接近于大乘有宗的含义。

道安以“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来训释“真际”(其实,“真际”和“如”、“法身”,只不过是含义相同的不同称谓而已),其命意也很接近于大乘有宗的观点。

道安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用力最勤,智解甚深,而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道安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有”的角度来理解《般若》的。推究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观方面,道安虽然也是世家出身,而且生逢乱世,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是,道安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在他的头脑里,“世纪末”的幻灭感,并不怎么严重,因此,《般若》经典所宣扬的那种彻底幻灭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对于道安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因而他也就不大容易“如实”地去接受它。其二,客观方面,在罗什[11]还未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即所谓《三论》(如果加上《大智度论》,则称《四论》)之前,人们是很难只从《般若》类经典中去完全理解“一切皆空”的真义的。而在这方面,道安自也很难例外。道安的《般若》思想之所以并不完全同《般若》经义相符合,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于此也就可以想见,过去人们把道安说成是《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首创者,确乎是不大符合史实的。说道安有“性空”思想,是可能的,而说他有“本无”思想,就很有问题。

二、禅观思想

对于道安来说,《般若》是重要的,禅观也是重要的。道安,可说是解在《般若》,行在禅观。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无往不因;德之所寓,无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夫执寂以御有,策本以动末,有何难也。(《祐录》卷六《安般注序》)

“安般”,就是“数息”观,是初入门的禅观(以数出入息而收心致定)。“四禅”,则是较高级一些的禅定(禅分初、二、三、四级,故总称“四禅”)。“数息”、“四禅”,均属世间禅定,而在这里,道安却把它们拔高到如此神奇的地步。这,明显地反映出了道安是多么地看重禅观。

以大寂为至乐,五音不能聋其耳矣;以无为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关路。(《祐录》卷六《阴持入经序》)

可是,颇为遗憾的是:

于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思守玄,练微入寂,在取何道,犹觇于掌;堕替斯要而悕见证,不亦难乎?(同上)

禅观,是“大乘舟楫”、“泥洹关路”,可惜在“晋土”这里,却“弛废”不兴。表面看来,学禅的人虽还不少,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能够断烦恼(“尽漏”)得解脱的。所以,要想“入寂”、“见证”,实在是太难了。

邪正则无往而不恬,止鉴则无往而不愉。无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无往而不恬,故能神变应会。神变应会,则疾而不速;洞照傍通,则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无弃人;不疾而速,故无遗物。物之不遗,人之不弃,斯禅智之由也。故经曰:道从禅智,得近泥洹。岂虚言哉!……安每览斯文,欲疲不能。(《祐录》卷六《人本欲生经序》)

“每览斯文,欲疲不能。”足见道安对于禅观用心之殷,用力之勤。有了禅观,就能“无弃人”,“无遗物”,禅观之为用,仍被拔高了。

十二门者,要定之目号,六双之关径也。定有三焉:禅也,等也,空也。用疗三毒,绸缪重病,婴斯幽厄,其日深矣。贪囹、恚圄、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春登台,甘处欣欣;如居花殿,嬉乐自娱。蔑知为苦,尝酸速祸,困惫五道。夫唯正觉,乃识其谬耳。哀倒见之苦,伤蓬流之痛,为设方便,防萌塞渐,辟兹慧定,令自瀚涤。……行者挹禅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净之渊流,荡痴尘之秽垢,则皎然成大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

“十二门”,就是十二种禅定:四禅(初、二、三、四禅),四无量心(道安称为“四等”,即慈、悲、喜、舍),四空定(亦称“四无色定”,即“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人们有贪、瞋、痴“三毒”,修此三四一十二种禅定以治疗之:修四禅定以破“贪囹”,修四无量心以除“恚圄”,修四空定以摧“痴城”。“三毒”既除,即得解脱。所以,这“十二门”禅:

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于无漏,靡不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德广业而不进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徇饱,难以获矣。醒寤之士得闻要定,不亦妙乎?……每惜兹邦,禅业替废……(同上)

道安从信仰主义的角度,强调“十二门”禅对于修行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些禅定,乃是“三乘之大路”,对“十二门”禅,可谓推崇备至。

根立而道生,觉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门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体?)也。……默动异刹,必先正受,明夫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

道安之于“十二门”禅,真可谓“叹观止矣”!

道安的《般若》思想,反映了他在佛学理论上的见解;而道安的禅观思想,则反映了他在佛教修持上的践履。原来,佛教的信仰者,不管他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也不管他是属于空宗还是有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出世解脱的追求:小乘人企求涅槃,是为了这一目标;大乘人企求菩提,同样是为了这一目标。而为了能够得到解脱,就需要修行解脱之道。佛教认为,障碍人们得解脱、致使人们轮回不息的祸根,是各种烦恼〔根本的烦恼,是贪、瞋、痴“三毒”——而最根本的,则是“无明”(痴)〕;因此,要想获得解脱,就必须断除烦恼。而只有智慧,才能断除烦恼;只有禅定,才能引发智慧,即所谓“定能发慧”(定,则又是由戒所引生,即所谓“戒能生定”。此之谓戒、定、慧“三学”)。于此可见,在佛教徒的宗教践履上,禅定是何等的重要!道安的禅观思想,正反映了他对于这种践履的重视。当然,从上述资料中,还只能看出道安对于禅观的看法,对于修习禅观的重视程度;至于道安在修习禅观上的造诣如何,则文献不足,无法评介。

三、重视戒律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祐录》卷十一《比立大戒序》)

佛教“三学”,“戒”列第一,足见戒律之于佛教徒,是何等的重要。道安以过去曾一度“未及检戒”、“不尽于此”而“每以怏怏”,足见道安对于戒律又是多么的重视。梁《僧传·道安传》说: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12]、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创制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僧尼轨范,佛教宪章”,遂使“天下寺舍”,“则而从之”。于此可知,道安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定立寺院规制的人。道安对于佛教,可算得上是一位身体力行者。由于道安自律甚严,所以他的弟子们,亦多奉法唯谨。梁《僧传》卷五《法遇传》里,有如下的记载:

释法遇,不知何许人。弱年好学,笃志坟素,而任性夸诞,谓傍若无人。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谦虚成德。……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有一僧饮酒,夕废烧香,遇止罚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众,和尚(按:指道安)虽隔在异域(按:时道安在苻秦长安,而遇在晋境,故称“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于此可以想见道安道风之谨严与其影响之深远。

四、求生“兜率净土”

道安高足、庐山慧远,提倡往生“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而道安本人,却愿往生“兜率净土”。梁《僧传·道安传》说:

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

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义为“慈氏”。又称“阿逸多”,义为“无能胜”),乃“补处”(候补)菩萨,也就是佛位的“候补”者,释迦的“接班”人;将来,他要继承释迦之后来到人间“成佛”,所以也称他为“未来佛”(佛教一般习称“弥勒佛”[13])。现在,他住在兜率天上。本来,兜率天,乃“欲界六天”[14]之一,仍在“三界”[15]之内,“六道”[16]之中。但佛教却说,兜率天,有“内”、“外”两院,“外院”,属“欲界”六天,“内院”,却是“佛国净土”。佛教宣称:人间四百年,等于兜率天一天,则该天的一年(按三百六十天计算),相当于人间的十四万四千年。该天寿命,为四千岁,即等于人间的五十七亿六百万年!可见,能生此天(特别是“内院”),“天福”实在匪浅。生在兜率“内院”,过了天上时间的“四千岁”之后,弥勒下生“成佛”时,还可随同弥勒,由天上的“佛国净土”,再下生到人间的“佛国净土”。关于“兜率净土”的美妙情况,在刘宋沮渠京声译出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里,是这样描绘的:

尔时兜率天上,有……五百亿宝宫,一一宝宫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宝:[17]所成……一一宝色有五百亿阎浮枟光,一一阎浮枟金光中出百五亿诸天宝女,一一宝女住立树下,执百亿宝无数璎珞,出妙音乐。……一一垣墙高六十二由旬,厚四十由旬[18],五百亿龙王围绕此垣,一一龙王雨五百亿七宝行树,庄严垣上。……四十九重微妙宝宫,一一栏楯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诸栏楯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佛告伏波离[19];此名兜率陀天十善报应胜妙福处。……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20],第一闻法。

“兜率净土”是如此的妙不可言;往生兜率,又是如此的优越无比。道安虽然还不曾看到过上述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描绘,但却看到了如下的同样是想入非非的描写:

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咸行……夜雨香花,昼则清和……每向人民寝寐之后,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常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尔时阎浮提地,东西南北千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减一万(万,有本作“方”)。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便还合。尔时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img、马脑、真珠、虎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时阎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八万四千岁;女人年满五百,然后出嫡。……尔时弥勒……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于其夜,成无上道。……尔时弥勒与诸弟子说法……令得尽有漏,心得解脱。(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21])

这就是弥勒将来下生“成佛”时的“佛国净土”的美妙境界(简直和“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上下)。这对于处在两晋时代苦难深重的人们说来,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呵!而道安之誓愿往生“兜率净土”,不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反映吗?更何况,不管道安是多么的博学,而他终究是一位僧侣主义者;而僧侣主义者,在其自认为还没有完全获得解脱之前,总是要向往一种“佛国净土”,以便“往生”到那里之后,既可以摆脱苦难,又可以得到一种必将获得完全解脱的“保险”。只不过,道安所愿“往生”的“佛国净土”,不是“他方世界”(例如“西方极乐世界”)的,而仍是“此方”世界的(虽然是在“此方”世界的“天上”)。其所以如此,大概就如《上生经》里所说的那样:“不厌生死,乐生天者。”人们知道,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极端地“厌离”这个“娑婆世界”[22]的“生死”之苦。而《上生经》里,却提出了“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只要发“菩提心”、“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就能“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表明愿生“兜率净土”的,还不都是那种极端的消极厌世者。道安之所以愿生“兜率”,大概也是这类思想状况的一种反映吧。

不过,在以后的中国佛教史上,除了以唐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人,仍以“兜率内院”为“净土”而心向往之之外,其他的各个宗派,凡是愿生“净土”的,都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由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在庐山)倡始,到了唐代,还开创了以往生“西方净土”为宗旨的“净土宗”,而很少再有愿意往生“兜率”的了。这,大概是因为,“兜率内院”,不管经中把它描绘得多么神妙,可是,它终究还是“地处世间”,终究还在“三界”之内,“六道”之中;而远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却是纯粹的“佛国净土”,较之“兜率内院”来,那可就更加神奇得多、优胜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