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兴衰
19世纪最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也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称：
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困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道德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1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社团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反对多数专政不可或缺的平衡手段，但是令他真正着迷的是非政治社团的存在：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也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也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也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也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最后，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2
托克维尔有过一段著名的文字，他将美国人结社反对酗酒与他所在的法国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有趣的比较，称“如果这10万人（美国禁酒协会会员）是法国的居民，只要他们每人都向政府申请”，要求政府向王国境内的所有酒馆下令禁酒就可以了。3
托克维尔并没有对19世纪美国人对志愿社团的钟爱程度进行夸张。历史学家马文·欧拉斯基曾给出一个简单的事例，在20世纪之初，仅仅布朗克斯区和曼哈顿的112家基督教新教教堂附属协会所负责的工作，就涉及了48所工业学校、45家图书馆或阅览室、44家缝纫学校、40家幼儿园、29家储蓄银行和贷款协会、21家职业介绍所、20家健身房和游泳池、8家医疗卫生机构、7家全天幼儿园、4间宿舍等。上述这些还没有将罗马天主教、犹太教以及世俗性志愿协会组织考虑在内，而这些组织的数量也相当巨大。4欧洲大陆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爱德华·班菲尔德在他的著作《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他将意大利南部小镇蒙特格拉纳罗的“非伦理家庭主义”与美国犹他州圣乔治的丰富社团生活进行了比较。两地有着相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但是制度方面却截然不同。在蒙特格拉纳罗只有一家协会，就是个有着25名上层会员的扑克俱乐部。这里还有一家孤儿院，是由一个老修道院的修女会在照料打理，而当地百姓完全不会插手这儿的烂摊子。5
正像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美国社会早期所出现的社团蒸蒸日上的局面果然一去不返。在罗伯特·普特南的畅销书《独自打保龄》中，他将20世纪60或70年代以及90年代晚期所发生的巨变作了详尽的描述，并列出了影响“社会资本”的若干指标：
·城镇或学校事务的公开集会参与度：下降35%。
·作为俱乐部或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比例：下降42%。
·为当地组织的委员会提供服务的比例：下降39%。
·教师家长会的成员人数：下降61%。
·全国32家有章程的协会的平均成员人数：下降近50%。
·男子保龄俱乐部的成员人数：下降73%。6
正如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在她2003年的研究报告《被贬低的民主》中所述，厄尔克斯俱乐部、麋鹿俱乐部、扶轮社以及帮过我的狮子会等，这些曾将各收入阶层、各社会阶层的美国人聚集在一起的各类社团，如今已然江河日下。7无独有偶（尽管思想根源不同），查尔斯·莫雷在其2012年的优秀新书《分道扬镳的社会》中也表示，工薪阶层在宗教和世俗社团生活中出现的断层，是如今美国社会停滞以及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动因之一。8
如果，美国公民社会已然衰退至此，欧洲社会的希望又在何处呢？普特南的所谓社会资本衰退“定律”似乎也有例外，英国就是一例。与美国相仿，英国在19世纪也经历了一段社团生活的黄金岁月，按照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的话说，在“这段时期中，英国工会、商业合作社、互助会、俱乐部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出于慈善和文化目的建立的各类组织层出不穷”。特里维廉戏称，“就连哑巴牲口都没有落下，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91911年，注册的慈善机构全年总收入超出了根据《济贫法》所作的国家公共支出的数量。10慈善机构在1871年到1945年所确定的绝对案例数量惊人得保持恒定不变。11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所提议的国家保险和医疗集中管理体系的实施，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很多英国“友爱合作社”的作用，使之或是转化为政府福利机构，或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2但是在其他方面，英国社团生活依然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对英国志愿机构的网络生命力深有感触。彼得·霍尔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还依然健在，只是一些传统的妇女组织、部分青年组织和红十字会这类服务机构在成员人数方面出现下滑。13
但若是细心观察，所谓志愿机构的网络生命力还是存在问题。1875年至2001年的友爱合作社的注册办公室报告，可以帮我们看到友爱合作社（例如工人俱乐部）、工业和节俭协会（例如互助会）以及住宅建筑互助协会（互助存款和按揭贷款协会）这些组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会员和入会率情况。按照绝对值计算，这类社团的数量在1914年达到峰值（36010个），会员数在1908年达到顶点（3380万人），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才刚刚超过4400万。相比之下，在2001年，英国只有12000个社团。只有9000个工业和节俭协会的会员数据可查，总数达到1050万人，而当年的英国总人口为5970万人。14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是一个伞式组织的友爱合作社，在1899年时拥有71.3万会员，而如今仅为23万会员。15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国际志愿社团表中，英国已从第9位跌至第12位，而愿意加入一个以上志愿社团的人口比例，也从1981年的52%降至1991年的43%。16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出这方面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见图4.1），确实证明与美国相比，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士加入了“独自打保龄”的行列。
(https://www.daowen.com)
图4.1 2005～2006年英美两国志愿者组织成员人数比较图
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发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2008》，官方汇总v.20090902（2009）
参考链接：http：//www.wvsevsdb.com/wvs/WVSIntegratedEVSWVSvariables.jsp？Idioma=I
英国“社会资本”近些年明显出现加速下降的势头。不仅政治团体和工会的成员人数大幅降低，即便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慈善机构，其成员人数也在“大量减少”。2007年各类组织的成员人数较1997年也有所降低。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志愿者组织全国理事会的数据显示，“仅仅8%的人口提供了将近半数的志愿时间”。17慈善捐款的趋势也大体相仿。虽然平均捐款出现上升势头，但是参与慈善的家庭数量自1978年起就开始下降，而且1/3以上的捐款来自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数字在30年前还不足1/4（在同一时期，老龄人口的比例从14%增至17%）。18英国公民调查最后公开的数据令人沮丧。19在2009～2010年：
·仅有1/10的人会参与决策地方服务或提供这类服务（例如，成为校董会委员或治安官）。
·仅有1/4的人每月参与至少一种正式的志愿活动（其中最常见的是组织或帮助执行志愿活动，多为运动会，或参与为某人筹款等）。
·每月至少参与一次非正式志愿活动的人口比例（例如对老年邻居予以帮助）从上一年的35%降至如今的29%。每年至少提供一次非正式帮助的人口比例也从62%降至54%。
·自2005年起，慈善捐助就逐年出现下滑。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在普特南看来，这主要在于新技术的出现，首先是电视，继而是互联网，导致美国的传统社团生活不复存在。但是我却持不同观点。Facebook及其ilk功能创建的社交网络规模虽然浩大，但是非常脆弱。Facebook有着整整9亿活动用户，这是4年前的9倍之多，Facebook这一超级网络工具可以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们在网上自由交换各种意见。也许正如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现任谷歌智库部门负责人贾里德·科恩所称，这样的信息交换的确将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即便谷歌或Facebook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民众运动中是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还尚无定论也是如此。20（毕竟，利比亚民众对卡扎菲所做的并非仅仅是“删除好友”。）但是，令我非常质疑的是，在线社区是否真能取代传统的社团形式。
我在Facebook上“猛戳”好友或是建立Facebook小组，就可以把海滩清理干净吗？我表示怀疑。200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很多人通常是因为朋友不再住在附近，无法经常见面，才会选择Facebook来维系与已有好友的关系。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出于这种目的使用Facebook的人要比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多出两倍半，而当我需要有人帮忙清理海滩时，可都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21
并非是因为新技术的出现才吞噬了我们的公民社会。这一点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有预见，这也许是书中最为铿锵有力的段落。在书中，他生动描述了缺失社团生活后的未来社会的景象：
我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却好像感觉不到这些人的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有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都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具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却不断妨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22
托克维尔完全正确，不是新技术而是国家造成了这种局面，伴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制度这种诱人承诺，国家成为公民社会的真正敌人。在他笔下，他记录并谴责了这样一些做法，如“政府……来替代美国那些规模庞大的社团的作用”。
但是，美国人日常依靠社团进行的那些数量甚大而规模却很小的事业，要由哪个政府去代替办理呢……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发生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险。
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23
这绝对是金玉良言，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