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学校与民主社会
来验证一下这位法国老者托克维尔的睿智吧，大家扪心自问：你参加了多少俱乐部组织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伦敦加入了三家俱乐部——一家在牛津，一家在纽约，一家在马萨诸塞的剑桥。可惜我不是活跃的会员，但是我会足额缴纳会费，每年也会用几次运动设备、就餐设施以及贵宾室等。虽然次数并不是很频繁，但也会定期做两次慈善活动。我还加入了一家健身协会，并且支持一个足球俱乐部。
我在年轻时参加的几大教育院校校友会，包括格拉斯哥学院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我恐怕是其中最活跃的一分子。在我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以及我任教的大学中，我也会固定拿出些时间参加活动。随后我会解释自己青睐这些独立[3]教育机构的原因。
我接下来陈述的观点与时尚格格不入。在英国《卫报》主办的一次午宴上，当我表示，“在我看来，英国如今最好的学校莫过于这些独立学府”时，听众一片哗然。（毋庸置疑，那些最为惊讶的听众势必都曾就读于这些学府。）在英国，我希望能普遍采用的教育政策就是努力大幅提升私立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与此同时，要建立教育券计划、助学金计划和奖学金计划，以便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也可入学接受教育。
诚然，这会让左派人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做法，而条件反射似的加以反对。即便是像乔治·沃尔登这样的保守党人士，也认为出于不平等性的考虑，应该把私立学校作为不良机构予以取缔。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何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在大约100年前，公立教育的扩大的确可圈可点。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就曾指出，托克维尔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学校，因为在1852年后，正是美国这样的国家率先将地方税收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世界各地扩大的选民范围使得类似的普及义务教育得到迅速推广。这在经济上意义非凡，因为普及教育的回报相当之高：能写会算的人可以成为更具生产能力的工人。24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教育的公共垄断存在局限，特别是对公民识字率早已达标的社会更是如此。公共垄断的教育机构需要面临任何垄断提供方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即由于竞争的缺失导致质量下滑，以及“生产者”对既得利益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无论在观念上存在着怎样的偏见，我们必须承认，在世界范围内，私立教育机构在设定并提高教育水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无意让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争高下。我其实是对二者都表示支持，因为较之垄断，我更倾向于“生物多样性”的选择。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的有机组合，有利于形成有序竞争和创优争先。美国大学是在日益全球化的竞争体系中进行运作，所以才能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世界大学排名前30强名单中，美国大学占了22个席位。而处于本地化垄断体系的美国中学教育则成绩不佳，在2009年公布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研究报告中，15岁青少年的数学水平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如果马塞诸塞州或联邦政府将哈佛变为国立大学，那么哈佛还能称为哈佛吗？答案不言而喻。
英国实行的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各大院校主要是归政府资助的国家高等教育服务机构分管，虽然英格兰和威尔士院校的最高收费低于最好院校应收取的费用水平，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还是活跃着收费不受限制的独立办学领域。结果何如呢？除了少数已有自己的资源与/或声誉的精英院校之外，大部分英国大学都处于危机之中。《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推出的最新全球50所名校当中，仅有7所英国大学榜上有名。但是，有不少英国中学在世界范围中处于领先位置。
需要对传统公立教育进行反思，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在提供“免费”且质量平平的公立教育的同时，还要积极发展真正优质的私立教育体系（因为如果教育水平仅仅略高于免费教育的话，愿意每年支付1～3万英镑的学费选择私立学校的人势必会少之又少）。25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本书成书之际，负责制定政策解决英国公立教育水平偏低这一问题的却是一名苏格兰人。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受到毕业于牛津大学费蒂斯学院的年轻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启发，即将经营不善的公立学校改制为私立学校。仅仅2010～2012年这两年间，私立学校数量就从200所增至所有中学数量的将近半数。如位于伦敦哈克尼的莫斯伯恩学院或位于斯托克韦尔的大型小学杜兰德专科学校，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即便是在贫困地区，只要当地政府不再过分干预，私立办学也可取得卓越的成绩。26新出现的“自主学校”则更进一步，这些学校由家长、教师等自主创建，托比·杨就是其中之一，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既可广交朋友也能桃李天下的教育方法。2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并非选择性入学，而且仍然由国家出资，但是其更高的自主性有助于快速提升纪律和教学的水平。
英国有很多左派人士对于这种教育进步不屑一顾。（很多工党议员完全否认私立办学的概念。）但是，这的确代表了全球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明智的国家都在逐渐淘汰国立教育一家独大的过时模式，而是允许公民社会重回教育领域，这一点名至实归。
很多人误以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传统福利国家的理想代表。实际上，只有芬兰还在严格实施对教育的国家垄断，并取得了成功，这使得芬兰并不适用于我的理论。与之相反，瑞典和丹麦在教育改革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由于实施了大胆的去中心化和教育券计划，瑞典的独立学校数量出现了激增。丹麦的“免费”学校是独立运营的，政府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奖学金，而如果要求合理，校方另行收取费用或以其他方式集资也完全可行。（类似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就是现在约有2/3的丹麦学生就读于独立学校。）28
如今，在美国，有2000多所特许公立学校，这与英国的私立专科学校有几分相似，都是采用公立办学、独立运营的模式，这为美国最贫困的城区将近200万家庭提供了教育机会。同时，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这类机构还不得不忍受来自美国教师工会的恶意中伤和诽谤，仅仅是因为特许学校在表现和成绩等方面对其他公立学校的不良现状构成威胁。在纽约市公立学校的三到五年级的学生中，2011年仅有62%通过数学考试。而哈莱姆成功学院最近的通过率是99%，科学课的通过率更高达100%。29所有这些并非是因为特许学校可以遴选最出色的学生入学，或是可以吸引到最好的家长。就读哈莱姆成功学院的学生都是通过抽签选取，他们成绩出色是因为学校认真负责，而且还是自主运营。
但是，即便是迈克尔·戈夫，也还需要再进一步，这就是要增加真正独立的学校数量，即实现完全私立办学，还有就是在选择学生方面不受限制。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六成私立学校的校长认为，国家就工资待遇和办学要求方面的规定，不利于对优秀教师提高工资，也不便延长课时，帮助差生辅导功课。30而其他地方的私立教育机构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在瑞典的知识学校（Kunskapsskolan），成千上万的小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在巴西，奥布杰提沃、COC、毕达哥拉斯这些私立连锁学校，也有数十万学生就读其中。也许，最为杰出的例子当数印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育学教授詹姆斯·托雷在印度海德拉巴的贫民窟也建立了私立学校，而且校名极富想象力，如皇家文理学校、小夜莺中学、菲尔道斯花儿修女学校等，这将良好教育的美好希望带入了城市最贫困的地方。31托雷及其研究人员在非洲也见到了类似的私立学校。毫无例外，这些都是对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的一种回应，在那些公立学校中，班级规模过于庞大，教师在打盹儿，或者索性缺堂，教学质量无从谈起。
英国的问题并不是私立学校数量过多，而是数量严重不足，如果再加上慈善的考虑，缺口则会越发增大。只有大约7%的英国儿童就读私立学校，这与美国的比例大体相当。若想了解为何亚洲儿童在标准测试中的成绩远远高于英美儿童，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中国澳门、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私立学校中，有1/4以上的儿童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地区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平均数学分值，要比英美儿童高出10%。他们超出美国孩子的程度与我们和土耳其的差距相当。而土耳其学生就读私立学校的比例还不足4%，这绝非纯属巧合。
私立教育其实惠及的远不只精英阶层。马丁·韦斯特和卢德格尔·沃斯曼因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私立学校入学率每提升10%，就可以提高国家的数学测试成绩……效果相当于进行了半年的学习。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私立学校每增加10%的入学率，也会降低5%的学生人均开销。”32换言之，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要更胜一筹。惠灵顿私立中学现在就在赞助一所公立资助的私立中学，这种做法很值得称道。还有就是拉格比和格拉斯哥学院的做法，校方扩大了助学金计划，力图通过学校自身的资源解决更多学生的学杂费用。
20世纪的教育改革是要在民主社会中，为更多人普及基础教育。21世纪的教育改革是让更多孩子都能享受到良好教育。如果有谁对此表示反对，那只能说他是个真正的精英主义者：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待在破破烂烂的学校里，与良好教育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