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技术乐观主义”

反对“ 技术乐观主义”

革命和战争并不是新出现的威胁。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也是对后来称雄世界的英语帝国的两大威胁的基础。在大西洋两岸对抗革命的过程中,英国欠下大量公债,这主要是与革命派的法国斗争的结果。在拿破仑时代的尾声,英国国债已经超过GDP的250%。但是随后的去杠杆化,使得债务负担大幅降至GDP的25%,这可能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成功的减债。之后,也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多亏有着严格的财政纪律及高于利率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双管齐下,英国政府才可以一直保持着和平时期的基本财政盈余。这次“漂亮的去杠杆化”[2]也并非一帆风顺,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及19世纪40年代晚期,紧缩政策(再加上爱尔兰的饥荒救济措施不力)招致了社会的不满。不过,去杠杆化进程恰逢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时期的铁路投资热潮,大英帝国几乎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当国家实现技术革新,且地缘政治有利扩张时,是可以走出巨额债务的困境的。12

那美国也可以如法炮制吗?我深表怀疑。首先,有证据表明,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下,要取得高速发展可谓难上加难。通过研究26例“债务积压”的案例,其中发达国家所欠的公债至少有5年都超过了GDP的90%,卡门·莱因哈特、文森特·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认为,债务积压与长期以来(平均长达23年之久)的低增长(GDP的1.2%)相关联,相对于债务积压之前,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了近1/4。13特别重要的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一定是较高的实质利率使然,关键在于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为只有在债务升至GDP的90%限度时,才会使经济增长放缓,由此看来,在赤字尚未成为一害之前,赤字经营的习惯早已养成。这些证据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若想缩减私有部门的去杠杆化总需求,正确的做法就是让已然负债累累的公有部门增加借贷。他们还声称美国国库的低利率就是有力的市场信号,说明政府有能力也应该发行更多国债,这种说法也令人质疑。14

同样,寄希望于出现与当初铁路热潮相媲美的技术突破以救美国于水火,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以2012年为着眼点,在下一个25年间(2013~2038年),在科技方面的巨大突破很可能将难以与过去25年(1987~2012年)相媲美。不必多言,仅仅是在“冷战”末期和亚洲经济奇迹期间,通过技术革新,大幅削减劳动成本,随之而来的硬件价格降低(毋庸置疑,那些前苏联的博士们终是做出了些卓越贡献),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这些都已一去不返。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对美国国内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即便如此,也不能对之夸大其词,但我们的确是处于收益递减的阶段(特征就是出现通货紧缩,还有非技术性工作部分被自动化所取代导致的失业)。同样,在医药科技方面,可以期待的突破包括人类基因图谱的成功绘制,可能会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但如果我们在神经学方面没有取得相匹配的进展,只是成功地延长了身体的寿命,却在精神寿命方面无所作为,那么最后的净经济后果还是负值,因为我们最终不过是增加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数量。

我对技术领域出现机械降神持悲观态度,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过去25年间所取得的成绩与上一个25年(1961~1986年)相比就不足挂齿(例如,1961~1986年期间人类登上了月球)。再往上追溯25年(1935~1960年),所取得的技术突飞猛进则更为可观(例如,这期间实现了分裂原子)。传奇的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认为,也许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方圆百英里内,只有他这么一个孤独的怀疑论者,他说过,“我们想要的原本是极速飞车,结果却是发了条140个字的微博作罢”[3]。自从协和飞机时代以来,旅行速度已然降低。老百姓对绿色能源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即便在美国有近1/3的85岁以上的老人在受着老年痴呆症的折磨,但我们还是缺乏勇气去向阿尔兹海默症宣战。15此外,技术乐天派还必须回答:为何巧合的是,早期飞速的科技进步总与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武装冲突同期发生。(若是问及1932年,从科技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来看,世界上哪个国家科技进步最显著?答案就是德国。)那么,显而易见,更多信息,更快的信息传播速度,未见得是件好事。知识本身不会总是万能良药。网络效应也并非总是正向。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这并未使大萧条告一段落,相反,它引发了世界大战。

美国疲于应付镇压暴乱的战事,又将目光转向用裂压法获取化石燃料的丰富储量,这可以使美国到2035年时不再依赖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于是,美国迅速将自己在中东地区历时40载的霸权告一段落。不知谁会填补这里的空白。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新奥斯曼土耳其?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阿拉伯的伊斯兰党派?无论是谁将力拔头筹,流血冲突很可能都在所难免。若是问及那些在谍战频发的阴暗世界工作的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何方,他们很可能会列出: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战争、核扩散。上述这些的相似之处在于,(甚至是近乎于疯狂的)极端分子和组织在用现代技术武装自己。相信在非历史学者们终于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内容之前不久(是在帝国收手时,而不是在它肆意扩张时),暴力活动会达到顶峰。暴力现象可以出现在曾经的帝国核心所在。经济计量史学家彼得·特琴就表示,“下一次(暴力)活动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高峰期将在2020年前后的美国出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