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瓦特·泰勒起义
现在贿赂公行，
贪得视为聪明，
淫荡不以为耻，
纵欲没有罪名，
懒惰倒是时兴。
现在是时候了，
上帝一定要处分算清。
这是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思想家约翰·保尔在他的一封信中写下的号召革命的诗句。起义前夕，像这样激烈的诗句和民谣广为流传，犹如散布在干柴上的点点火星，一下子就燃起了埋藏在英国农民心中愤怒的烈焰。的确，这次起义真像一场来势迅猛的烈火，顷刻之间就燃遍了英国东南部广大地区，全英格兰40个郡中约有25个郡举起了义旗。手持武器、锄头和棍棒的农民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伦敦，使国王和他的骑士们闻风丧胆，溃不成军。1381年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封建主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农奴制度的崩溃，在英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14世纪英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 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处境
1381年夏季，英国的农民大起义运动波及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由于当时英国封建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封建领主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英国的封建化过程开始于公元7世纪，至11世纪末，“诺曼征服”英国后 (1) ，英国的封建制度才最后确立起来。12至15世纪是英国封建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阶段。在封建制度下，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都掌握在以英国国王为首的大小封建领主手中。11世纪，英国国王拥有庄园1420个。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长等大封建领主也占有大片领地，如坎特伯雷教会的主教和教士们在肯特、泰晤士河流域和东盎格利亚等地就有庄园50处，这些地产的年收入，按13世纪末叶的货币计算，约合2500金镑。此外，还有大批中小封建领主，也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正是这些大小封建领主支配着英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居民的全部生活。
图1 肯特伯爵领地的地主住宅
英国农民是封建主剥削压迫的主要对象。据11世纪末英王威廉一世所编成的《土地赋役调查簿》（又称《末日审判书》）记载，当时英国约有150万人口，其中农民，主要是农奴占90%以上。农奴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称为维兰，维兰占有30英亩土地，有自己的工具和牲畜；一类称为棚户，他们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一般为5英亩，甚至更少，没有工具和牲畜。由于土地少，无法维持生活，棚户也从事其他工作，如打短工、作零活、耍手艺、做小贩等。农奴的负担十分沉重，在13世纪以前，一个维兰农奴，每周要为领主服劳役三至四天，必须缴纳实物税、货币代役租和教会什一税 (2) 。另外还要受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如婚姻税、继承税、卖牲口税、磨房税、烤炉税、酿酒机的使用费等等，还要负担国家的丹麦金 (3) 。
除了农奴，农村中还有少数自由人。所谓自由人，也是领主统治下的依附农民。他们所耕种的份地属于封建领主，要按时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并且出席庄园法庭听从领主的支配。他们的自由是很有限的，而他们的负担同样是十分沉重的。
由于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英国农民的处境十分悲惨。13世纪末，英国有句流行语：“农民除了自己的肚子以外，别无所有”。这句话的确是英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图2 在领地管理人监视下服劳役的农民
英国的城市居民也是封建主的剥削对象。11世纪，英国有城市80个，13世纪末，城市已经发展到166个。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11世纪，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到14世纪中期已达20%。
城市居民与农村的农奴相比，处境稍好一些。他们有一定的自治权，比直接处在封建主压迫下的农奴有较大的自由。但是，英国城市居民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的统治而取得政治权利，甚至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也未建立城市自治机关。直到14世纪，英国的许多城市还处于国王、修道院和其他封建主的直接统治之下。封建主的奴役和横征暴敛，常常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抗，有时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城市居民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图3 罗切斯特城堡
此外，城市居民内部也存在着矛盾。13世纪以来，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城市内部已经产生财产分化，到14世纪，城市富裕市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帮工和学徒）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城市富裕市民往往把持市政、垄断城市经济命脉，实行贸易专利。例如，伦敦呢绒商强迫织工将产品卖给他们，因而取得批发和零售布匹的专利，对买主收取专利的价格，对织工却支付最低的工资，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富裕市民往往利用其政治特权，把城市赋税负担转嫁给城市下层人民。伦敦市因捐款分配不均而发生冲突。后来，这场斗争演变为一场城市平民反对富裕市民的武装起义。起义者揭露伦敦富人“靠牺牲穷苦纳税人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钱包”。伦敦城市下层人民的起义，反映了城市内部的矛盾和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图4 行会会长和手工艺匠
（二） 社会矛盾的激化
14世纪初期，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增加到160多个，城市与乡村间的商品流通量大为增加，国内贸易欣欣向荣，粮食、菜蔬、肉类等农产品有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国外贸易也迅速增长，羊毛大量出口，远销欧洲大陆，面粉也成为出口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英国封建领主与国内外市场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随着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不断涌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奢侈品，对英国的封建领主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享乐的欲望，不惜以重金购置精致的武器、丝绸、细呢、天鹅绒等昂贵物品。
由于过度挥霍，封建领主日益感到经济窘迫，便加紧向农民索取更多的金钱，并增加劳役，以弥补不足。从此，货币地租逐渐代替劳役地租。在英国，早在11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但是，那时的货币地租并不普遍，只是在交通方便、距离市场较近的地区才实行，而劳役地租始终占统治地位，13世纪更是盛行一时，直到14世纪，货币地租在英国农村逐步占了优势。
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使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部分农奴在交纳赎金以后，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这种情况也加速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少数农民发财致富，多数农民贫困破产。例如14世纪的英国农村已出现拥有耕地60到100英亩、饲养几百头牲畜的富裕农民。这些富裕农民手中有余粮，在出卖农副产品时，可以待价而沽，从中牟利；而多数农民，为了交纳货币地租，不得不低价出售农副产品，不仅受封建领主的剥削，而且还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勒索，不少人因此债台高筑，不得不受雇于他人当佣工，成为农村中的雇农，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货币地租的推行，把英国农村的广大农民推向更加贫困的深渊。
14世纪，英国农民贫困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统治阶级对内对外政策造成的。1348年，黑死病 (4) 横扫欧洲，英国人口死亡过半，有些地区整个村庄的居民由于受传染而死亡殆尽。城乡劳动力急剧减少，田地荒芜，物价不断上涨，雇工要求提高工资。城乡封建主和城市富裕行东及商人，面临着劳动力缺乏和雇工不提高工资则拒绝受雇的威胁。以英王为代表的国家政权，从维护封建领主和城市雇主利益出发，颁布了一系列劳工法令：1349年的法令规定，凡12岁到60岁的男女，没有土地和其他生活来源者，必须依照黑死病以前的工资受雇于任何需要劳动力的雇主。1351年，国会再次规定，凡破坏雇佣法令者戴枷下狱。1361年，新劳工法令规定，凡离开雇主者，不受法律保护，逮捕后用灼铁烙印。由于劳工法律的压迫，大批拒绝受雇的工人、农民被投入监狱，一些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被判处罚金。3年之间，工人被迫向政府交付了一万镑左右的罚款，横遭拘禁的工人更是不计其数。封建国家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他们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昂起来。
1337年，英国和法国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法国西北部富庶的自治城市佛兰德尔，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时断时续，延续了百年之久，直到1453年才告结束，史称英法百年战争。这场战争对于英国国王和贵族来说，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它关系到英国在法国的封建特权，领地收入，关卡税收，以及因劫掠和索取赎金而获得的大批战利品能否保住，因此，封建贵族全力支持英王与法国进行战争。但是，战争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租税连年增加，物价不断上涨，贪污腐化横行无忌，劳动人民生活无着，苦不堪言。战争初期，英国曾获得胜利。到了1369年，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1364—1380年）进行了一系列财政和军事改革，加强了国家的实力，在第二阶段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法国几乎收复了全部失土，只剩下加来、瑟堡、布勒斯特、波尔多、巴荣讷5个沿海城市仍被英国占领着。英国在军事上连遭失败，使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苛捐杂税有增无减，为了继续进行战争，英王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于1377年、1379年和1380年，3次课征新的人头税，而且一次比一次加重。最初的人头税为4便士，1380年则提高了3倍。当时有一首民谣说：
赋税害得我们苦，
就是没病也亡故，
国王所得很有限，
原来落入贪夫手。
封建地租的增加，劳工立法的迫害，以及苛重的战费负担，使英国农村几乎陷于赤贫的状态。在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的长诗《农夫皮尔斯》中详细描述了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穷困潦倒，挣扎在死亡线上。如果他们不愿束手待毙，就只有起来造反这一条路可走了。
二、 起义的酝酿
（一） 异端运动和约翰·保尔
官逼民反，这句话用来说明1381年起义前夕的情形是再恰当不过的了。14世纪，在英国民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描写农民群众英勇反抗封建领主和封建政权事迹的诗歌，例如侠盗罗宾汉的故事在14世纪已经到处流传，脍炙人口。最好的罗宾汉故事集是由40首古老名歌编成的《罗宾汉谣曲》。罗宾汉出身于自由农民，据说他生活在12世纪，由于不堪封建主的剥削而逃往绿林。他和其他受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起事，神出鬼没，专门劫富济贫，剿杀官吏，帮助受欺压的穷苦人民。书中的罗宾汉一表人才，勇敢机智，武艺超群，射得一手好箭，经常捕捉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罗宾汉谣曲》反映了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和对封建贵族的深仇大恨，是现实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
14世纪英国农民如火如荼的反封建斗争，在宗教领域也有强烈反响。当时的异端运动就是中世纪农民和城市平民反对封建正统基督教会的运动。中世纪初期的欧洲，基督教会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基督教会垄断了知识教育、政治和法律，教会的教条同时是政治的信条，圣经的词句在法庭中具有法律效力。总之，教会在当时整个封建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一切世俗的封建势力都蒙上了一层神学的灵光。英国的状况亦是如此。
在英国的中央政权机构中，教会上层人士同样是一个重要阶层，对国家的行政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到国家的高等法庭和财政部，小到宫廷机关的“御衣库”与交际处的要职，几乎都把持在他们手里。缮写员以及机要秘书等角色，多数由教士担任。甚至休战、停战、议和等国际事务也都由教士参与处理。在地方上，富有钱财的教士也是显赫人物，从郡里的办事员，到庄园里的主管人员，莫不由这些人兼任。
教士除参加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外，教会本身还有一套严格的教阶制度。教会上层人物利用它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教会设有大主教、主教、副主教、乡村教士和教区牧师。教会法庭直接掌管社会的道德、婚姻、誓愿（包括遗嘱）等事宜。教会还通过严酷的宗教裁判所（即宗教法庭），对那些敢于反抗教会统治、离经叛道的人们实行制裁，其残酷程度同封建社会的世俗法庭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所谓有罪的人常常处以火刑。所以人们一提到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就有一种憎恶和阴森可怖的感觉。
总之，在中世纪，教会同封建制度融为一体，人民要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必须首先批判教会，剥去封建制度的那一层神圣外衣。瓦特·泰勒起义前夕，英国出现了教会改革运动。改革运动有两派，一派是以威克里夫为首的城市异端派，一派是以约翰·保尔为代表的罗拉德派。威克里夫是牛津大学教授，他反对教会拥有财产，反对罗马教皇在英国征税，主张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英国教会，反对偶像崇拜，宣传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源泉，主张用英语做礼拜。威克里夫是中世纪市民异端的代表，他要求建立“廉俭教会”，“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侣，取消罗马宫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会中一切糟蹋钱的事情” (5) 。由于城市异端只是反映城市市民的要求，因此对农民运动并没有直接影响。
真正对1381年农民起义起过重要作用的是以约翰·保尔为代表的罗拉德派。“罗拉德”意思是咕咕哝哝的祷告，罗拉德派的主要成员都是些出身于平民和市民的贫穷教士，他们不是教会的特权阶层，薪俸微薄，生活清苦，政治地位低下，被人看不起。因此，他们与下层人民群众甚为接近。他们穿着粗毛呢道袍，周游英格兰各地，进行反教会的宣传活动，其中很多人是威克里夫的信徒。但他们比威克里夫更为激进。罗拉德派穷教士所宣传的反教会思想和中世纪其他平民异端派别一样，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他们不仅要求“上帝儿女的平等”，而且还要求社会平等，农民和贵族平等，市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他们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和财产差别。罗拉德派的基本思想反映了城乡下层人民的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这个派别虽然累遭政府的迫害，但他们始终斗志昂扬，许多成员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大义凛然，英勇献身。
罗拉德派的著名代表是约翰·保尔，他是约克郡的乡村牧师。平时，他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粗羊绒袍子，束上一条带子，带上挂着念珠，口袋里装着一本书，游历四乡，进行反对教会和世俗贵族的宣传活动。在起义前夕，据说他已经宣传了20年的原始基督教教义。约翰·保尔有一句名言：“在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人？”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保尔关于社会平等的思想。他反对封建主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揭露他们不劳而获，过着奢侈浮华的生活，穿着用银鼠皮、天鹅绒等做的衣服，吃的是香酒、面包，住的是高楼大厦；而穷苦人虽整日辛劳，冒着寒风暴雨为地主服劳役，还要挨打受骂，寒暑易节，仍不得温饱，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这种现象是极不公平的，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保尔认为：“除非一切东西都归公有，英国的状况是不会顺利的。”他号召“用正义、力量、意志和机智行动”来改变现存制度。一句话，只有进行暴力革命，人民才能夺取政权，获得自由。
约翰·保尔的宣传活动，使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受到深刻的启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所到之处，深受人们的欢迎和拥护，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传道。
但是，约翰·保尔的革命宣传活动，同时引起了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极端不满与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保尔进行政治迫害。
坎特伯雷教区大主教西蒙·伊斯利普公开将保尔开除出教会。在中世纪时期，开除出教就意味着失去法律保护，亲戚朋友都要同他断绝来往。然而，保尔对教会的迫害毫不畏惧，继续活跃在人民群众当中。由于保尔的宣传影响愈来愈大，坎特伯雷教区多次对他进行迫害，强加给他“诋毁圣父”“诽谤大主教”等罪名。封建政府也曾几次将保尔逮捕入狱，直到1381年起义时，农民起义军才把他从美德斯东监狱里解救出来。但即使是在狱中，保尔一刻也没有停止斗争。他在狱中曾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诗句和书信，激励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约翰·保尔的宣传活动，为1381年的农民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保尔的宣传鼓动下，英国城乡革命形势日益成熟。雇工为了提高工资而组织起雇工同盟，农奴维兰抗缴高额地租和苛重徭役的事件不断发生，分散的反抗斗争日益发展为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在起义前夕，维兰同盟已经遍布全国。
在英国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城市中的阶级矛盾也在激化，城市下层人民和富裕市民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帮工因受行会排挤，实际上变为长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与行东不断展开斗争，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组织了帮工同盟。城市贫民和学徒处境比帮工还要坏，所以他们积极支持帮工反对行会的斗争。城市平民为了反对城市上层的压迫和剥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也积极参加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
（二） 反人头税的斗争
1380年，即理查二世在位的第四年，英国议会批准在北汉普顿征收人头税，以补充军需。国王认为从工人和农奴身上还可以榨出些油水来，于是便公开宣称：“国家的财富在工人和劳动者手里。”所以，这次税收的全部重担落到了劳动人民的肩上。法令规定，凡年满15岁的每一个公民，都要缴纳人头税，平均每人一先令。国会指望通过这项税收征集10万镑巨款，预计在1381年1月13日以前收取三分之二的数目，至6月2日前收齐。但是由于这次税收苛重，许多农民为抗拒交税被迫逃进山林。国王委派的收税吏直到1381年2月下旬，才收足三分之二的数目，这使政府大失所望。
1381年3月16日，国王向每个伯爵领地下令查清偷税漏税的情况，并向那些偷税者补征人头税。国王还痛斥那些收税吏的无能。经过专门委员会清查，发现有许多伯爵领地都存在着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例如，在霍普福克伯爵领地就有13000人未列入纳税名册。清查的结果使国王十分震怒，于是他重新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收税吏，追缴人头税欠额。
1381年5月20日，征税官托马·巴普顿带着两个卫士来到埃塞克斯郡，立即在勃伦特伍德村进行调查，他召集邻近百户区的各镇居民，宣布征收偷漏税款。福屏的居民首先表示抗议并拒绝缴纳欠税。尔后，他们又联合柯林翰、斯丹福特等村的居民，全副武装来到收税官托马·巴普顿面前，他们的代表义正词严地陈述了乡民拒绝交税的理由，并正式宣布这些村子的乡民今后不再同收税官打交道。巴普顿倚仗国王的权势，下令逮捕村民代表。回答他的却是雨点般的石子和土块。他只好狼狈地逃回伦敦。于是，抗税运动就在这三个村子首先开展起来了。他们还立即派人四处联络，一传十，十传百，反人头税运动顿时席卷了英国广大地区。
埃塞克斯驱逐收税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伦敦。伦敦的两个平民亚当·阿托尔和罗杰·哈莱得到消息后，迅速来到埃塞克斯，趁势号召人民起义。他们于5月31日和6月1日，周游了这个郡的许多地方，扩大了反人头税运动的影响。
国王对反人头税事件恼羞成怒，命令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罗伯特·贝尔克纳普匆匆赶往埃塞克斯郡，追究肇事者。罗伯特·贝尔克纳普到达该郡后，即刻从当地陪审员那里得知肇事人名单，并准备逮捕和审讯他们。可是，这位神气十足的审判官先生完全没有料到，还没有等他行动，人民群众就已经起来造反了。起义者将他捉住，斥责他是国王和国家的鹰犬，利用手中的权力，恣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实属罪大恶极。造反群众还强迫他对着圣经宣誓，保证今后改恶从善，不再与人民为敌。同时，要他供出那些告密的陪审员的名字，并开出一张曾经判决偷漏人头税者的审判员名单，否则要严加惩处。贝尔克纳普为保全性命，不得已照办了。结果，那些来不及逃跑的陪审员和审判员都被捉来砍了头，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住房被捣毁。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遭到了应得的惩罚。贝尔克纳普只身逃跑，随他前来的三个收税吏因为上次曾随同收税官巴普顿一起欺凌百姓，这次落到了人民手中，也受到应得的惩处，他们的头被砍掉，悬挂在木桩上示众。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三、 六月风云
（一） 向伦敦进军
埃塞克斯地区反人头税的斗争成为1381年农民起义的开端。广大穷苦农民一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就纷纷丢掉田野里的活计，拿起锄头、镰刀和木棍参加起义。他们在各地惩办乡绅和教士。埃塞克斯郡首的住宅被查抄，财政官被送上了断头台。农民起义军扬眉吐气，到处捣毁庄园和寺院，他们把僧侣和世俗封建主庄园中的牲畜、财产分得一干二净，把那些地主法庭的文告、登记各种义务的文契和束缚压迫农民的种种法规全部焚毁。许多著名的修道院和王公贵族的封建庄园都被愤怒的人群摧毁，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例如斯特拉福修道院和王太后的领地庄园就是被农民军捣毁的。分散的小股起义队伍迅速集结起来，汇成一股洪流，向伦敦挺进，形势发展之快，犹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令人难以预料。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在英国人民群众中酝酿已久，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起义的时刻一到，分散在人民群众中的保尔的信徒立即活动起来，秘密传递消息，用暗语进行宣传和联系，鼓动起义。例如其中有一封信，就利用曾做过约克圣玛利亚教堂的牧师约翰·希白的名义，向人民群众发出起义的号召，告诫他们当心不要受市镇当局的欺骗，要在上帝的名义下团结一致，惩办那些劫掠人民的强盗，要求起义者服从统一领导，而不要分散行事。号召一经发出，起义群众便揭竿而起。
图5 坎特伯雷大教堂
各路农民起义军首先攻取了肯特郡的美德斯东。他们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并立即从监狱中救出了约翰·保尔，找到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杰出领袖约翰·保尔和瓦特·泰勒，起义军有了领导核心。
瓦特·泰勒是农村泥瓦匠，参加过对法战争，懂得军事，勇敢善战，一些编年史家认为他是“极有才干的机智人物”“有卓越的智慧”。泰勒在起义军中很有声望，深受大家拥戴，被推举为军事首领。
在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的领导下，云集在美德斯东的各路起义军迅速组成为一支有纪律的起义队伍。这支队伍在占领美德斯东以后并没有停留下来，很快又踏上了征途。起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久就占领了肯特郡的首府坎特伯雷，受到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泰勒率领起义队伍首先冲进了英国首相、大主教苏德伯雷的宅邸，放火烧毁了一切文契和档案记录，可惜，狡猾的苏德伯雷已经逃跑了。泰勒亲自率领一支起义军威风凛凛地开进教堂，打断了正在进行的弥撒。他通报大家：苏德伯雷已被宣布为国贼而判处死刑，不久一定要将他捉拿归案。
6月12日，起义军进抵伦敦南边的勃拉克希兹，这里距离伦敦很近。部分起义队伍从勃拉克希兹出发，迅速攻占了伦敦的最高法院监狱和马夏尔西监狱，释放了大批遭受劳工法案迫害的农民和平民，并将两个监狱夷为平地。起义军从南瓦克开到兰白兹，把苏德伯雷建在这里的华丽的大厦彻底摧毁。
起义军向伦敦的胜利进军，震撼了整个英国，沿途大批农民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声势越来越大，不可阻挡。农民军的胜利进军不仅鼓舞了各地农民反对当地封建主的斗争，而且也激励了各地城市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当起义军接近伦敦的时候，伦敦城内的平民包括学徒、帮工等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里应外合，迎接起义大军进城。
图6 约翰·保尔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向伦敦进军
6月13日，星期日，起义大军集合在一起，由约翰·保尔作了一次战前演说，他以“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人”为题，揭发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并指出要像除掉“为害收获的可厌的杂草”一样，除掉贵族，杀掉国内的一切大人物、官吏和害人虫。保尔的讲话，生动深刻，富有鼓动性，大大激发了起义军的斗志。起义群众怀着昂扬的情绪，高呼“保尔应当做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国家的大法官！”会后，起义军首领给国王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交给了一个被俘的爵士带给国王。这封信要求国王惩办英国最大的害民贼约翰·高恩特和西门·苏德伯雷。惊慌失措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以及伦敦市长和一些富商立刻在伦敦塔楼内接见了带信人。带信人转达了起义者希望同国王单独会见的要求。在经过国王御前会议的紧张磋商之后，终于决定让国王去伦敦郊外鹿特里梯同起义军会面。在约定会面的那一天，国王在一伙大臣的簇拥下登上御船，顺流而下直向鹿特里梯进发。当起义军发现御船上除国王以外，还坐着他们所痛恨的大臣时，就爆发出愤怒的吼声，船上的人顿觉胆战心惊，深恐上岸以后起义军会立即处死他们。国王本人更是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难保，亦不敢单独上岸履行约会。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大臣们怯懦地改变了主意，命令御船在河中心停泊。这个举动使起义军怒火中烧，国王和大臣们只好在一片怒吼声中慌忙掉转船头，溜回伦敦。鹿特里梯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起义群众十分清楚地看到，只有占领伦敦才能迫使国王接受他们的要求。于是各路起义军迅速向伦敦挺进。
这时，伦敦市内围绕着对待起义军的问题，城市平民正与上层市民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城市平民坚决与农民起义军站在一起，决定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在上层市民内部，由于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有部分人主张和起义军联合起来。伦敦大桥区的市参事员西佩尔就公开站在起义者一边，在起义军进入伦敦的当天早晨，他带领一批人占领了伦敦桥，并亲自迎接起义军进城。只有以伦敦市长华尔华斯为首的少数上层人物坚决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发誓与起义军为敌到底。
起义军在城市居民的支持下，顺利地占领了伦敦。他们首先焚毁了国王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约翰·高恩特的住宅萨伏衣宫。萨伏衣宫是当时英国最富丽堂皇的邸宅之一，也是当时英国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暴力的象征。接着，起义军又冲进“法学院”，把所有的文契档案、税收簿册和皇家账目一律焚烧殆尽，随后又焚烧了两座监狱。
起义军占领伦敦以后，规定了极为严明的纪律，禁止私自抢劫财物，并为此曾发布通告如下：“任何人不得将原有或可能发现的任何物品企图变为私有，违反者斩首，应将该处存有甚多的金银盘碗器皿，毁为小块，掷入泰晤士河或厕所。金银丝织与天鹅绒的衣服应予以撕毁，戒指以及装有宝石的首饰立予捣碎，使之一无用处”。
起义军对通告所规定的各条都严格执行了。据说当时起义军中曾有一个人偷偷将一只银盘子藏入怀内，被发现后，立即被投入火中烧死。
当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伦敦的时候，英王理查二世以及全体御前会议的贵族们惊恐万状。因当时城内已无兵力保护，临时招募军队也已经为时太晚，他们不得不急忙逃到伦敦塔楼内躲避，在600名武装军士守护下，战战兢兢，期待着能够躲过即将来临的灾难。起义军烧毁了佛里特街和新门街监狱后，直奔伦敦塔，把英王理查二世以及全体御前会议的朝臣们紧紧包围起来。到此，农民起义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伦敦，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二） 处死害民贼
处死害民贼，这是起义者一般的要求。起义军进入伦敦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处决作恶多端的首相苏德伯雷和财政大臣、圣约翰修道院院长罗伯特·海尔斯。起义军在包围伦敦塔楼的时候，就坚决要求国王把这两个大害民贼交出来。国王为了缓和局势，争取时间，便亲自出面欺骗起义军。他登上了塔楼东面的一个角楼，向包围塔楼的起义军宣布，只要起义者和平地分散回家，他将宽恕他们的一切行为。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起义者愤怒地回答：在害民贼没有被禁闭、起义者的其他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前决不离开。国王为了欺骗起义队伍，于是立即签发了一个特许状。其内容是国王将赦免他的平民的“一切非法过错”，起义者必须各自分散回家，至于他们的希望和要求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必须书面呈递国王，国王将采取有效的补救办法。但是，特许状的语气相当傲慢。在起义军已经兵临城下的紧迫情况下，国王的态度尚且如此不端，这使起义者异常愤怒。他们立即向国王发出警告，要他走出伦敦塔楼同起义者会见，否则就要连同国王一起杀掉。国王及其朝臣们不敢继续同愤怒的起义群众对抗，只好决定在迈尔恩德会见他们，以便稳住局势。
6月14日早晨7时，国王在全体朝臣的陪同下，心惊胆战地离开伦敦塔楼向迈尔恩德进发。在通往迈尔恩德的道路旁边聚集着大批起义的人民群众，他们高声呼叫着自己的要求。这个场面使得国王和朝臣们十分惊惧，国王的堂兄弟肯特伯爵和何兰爵士更是吓得魂不附体，乘机落荒而逃。
在迈尔恩德的会见中，国王被迫接受了农民起义军的一切要求，并当场命令30名书记官立即制定特许状。特许状写明，国王给予所有臣民、平民及其他人等以“自由”，“解除每人之一切奴役地位”，赦免“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所犯之一切过失、叛变、破坏法令、诈骗等罪”，保证人们得到国王所给予的“全部的和平”。迈尔恩德会见结束以后，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立即带领几百人冲进伦敦塔楼，在各处搜捕作恶多端的大主教苏德伯雷和财政大臣海尔斯。苏德伯雷在农民军围困塔楼期间企图逃跑，但被一个妇女发觉，立即报警，他不得不缩回塔楼，重新躲藏起来。他和海尔斯趁人不备，悄悄地溜进教堂避难。但是，教堂也拯救不了他们的性命。起义军冲进教堂进行严密搜查，终于把他们抓获，并立即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国王的忏悔牧师阿普尔杜尔等人。起义者提着害民贼的首级，沿着伦敦街道游行，并高呼口号，最后将他们的首级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这就是那些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人们应得的下场。
图7 伦敦塔
此后，起义军还杀死了统治阶级中的另一些重要人物，如大投机家理查德·莱昂斯和马夏尔西监狱的司法官兼典狄长约翰·伊姆华斯。伊姆华斯是一个罪恶昭著、毫无怜悯之心的极端酷虐的人。当起义者攻下马夏尔西监狱的时候，他设法逃到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躲进神堂，以为那里可以确保安全。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起义者竟敢漠视宗教戒规，闯入神堂将他逮住处死。
但是，起义者在追捕害民贼的行动中，却忽略了一个对起义者最危险的地方——卡德巷。这里是国王和御前会议的所在地，在迈尔恩德谈判以后，塔楼被起义者攻占，国王及其亲信便避难于此。对卡德巷，起义军既没有清查，也没有严加防范，这就使国王和御前会议成员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以此为据点，策划种种反革命阴谋，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三） 起义的纲领
如果说处死害民贼是起义军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制定行动纲领则是事关起义进程的另一件大事，农民起义军在迈尔恩德同国王的会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不是偶然提出来的，而是随着起义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1381年6月初，农民军第一次会师达特福的时候，就曾经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很不完善，主要内容只有两点：第一，反对高恩特及其党羽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宣称除理查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国王。第二，宣言指出：“住在距海12英里之内的人，毋庸与他们一致动作，但是要保卫海岸使之不受敌人侵袭。”当时正值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农民担心海岸受法国封建主的侵袭，所以在宣言中加上这个内容。这反映了农民的爱国情绪。起义军在推选出泰勒等领导人之后，又发表了一个新的宣言，提出的要求是：继续效忠国王理查与平民；不承认那个名叫约翰的国王 (6) ；除他们的先人所承认的十五分之一税外，反对再征其他任何捐税；随时准备响应号召。
6月13日，起义军进入伦敦后，又草拟了一个宣言，它的内容有：一、 废除奴役，使英国全体人民获得自由。二、 要求国王赦免任何人所犯的一切背叛、反对国王之罪，允许他们安静和平地生活。三、 准许自由买卖。四、 凡在奴役或劳役状态下领有的土地，每亩交付4便士以后得继续领有，如从前领有之价少于此数者，以后亦不得增加。
概略地说，这就是要求废除徭役和农奴制度，要求国内贸易自由，要求每亩只征收地租4便士，并赦免起义者。这个宣言是在6月14日早晨，国王被迫到迈尔恩德与起义者进行第一次谈判时，由瓦特·泰勒直接交给国王的。这个宣言就是所谓的迈尔恩德纲领。这个纲领显然是起义者的最低纲领，为参加起义的各个阶层所接受，其中有些条文反映了富裕农民的要求。
迈尔恩德会见结束之后，农民军中以泰勒为首的激进派又草拟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纲领，准备于6月15日下午在斯密茨菲尔德广场，起义者与国王进行第二次谈判时，由泰勒提交国王，所以叫斯密茨菲尔德纲领。纲领宣布：只承认温乞斯特法规；审判官无权对任何人实行“剥夺法律保护”的处分；贵族领主不得随意欺压平民；反对教会的压迫剥削，要求没收教会财产分给教区人民；取消农奴制，实行人人平等。
斯密茨菲尔德纲领的特点是突出了起义者的政治要求。首先，纲领宣布只承认温乞斯特法规，这个法规，是英王爱德华一世（约1002—1066年）为了制止当时日益增长的封建领主的暴行和骚扰而制定的。法规禁止各种扰乱治安与犯罪行为，给予自由人（农奴除外）以某些区域内维持治安与行使法律的权力。它的目的是保卫封建主的共同利益，加强封建主的统治。起义者承认此法规的目的，在于利用其中的某些条文，反对封建国家政权对人民日益加重的压迫，反对劳工立法，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政治权利。其次，斯密茨菲尔德纲领反对国家官吏的专横与封建领主和教士的特权，再次强调废除农奴制度，反对阶级压迫，实行人人平等。
斯密茨菲尔德纲领中，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没收教会财产，分给教区人民。前面已经提到，教会也是英国最大的封建剥削者，它在全英格兰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并拥有森林、牧场、城市、矿山、渔场和港口的所有权，奴役着数万计的农奴和依附农民。如果实行没收教会财产这一措施，就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财富重新归人民所有，成千上万的农奴要获得解放。它将从根本上动摇英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总之，斯密茨菲尔德纲领是起义者的最高纲领，是当时农民起义所能提出的最激进的纲领，它是约翰·保尔所宣传的财产共有，彻底改变英国社会制度的理想的具体体现。这个纲领，反映了绝大多数盼望获得解放的农奴和平民的意愿。
综上所述，瓦特·泰勒起义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政治要求，它比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如意大利的多里奇诺起义 (7) 和法国的扎克雷起义 (8) 影响更大。
（四） 各郡的起义
6月，英国各地的起义也同伦敦一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全国40个郡中有25个郡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一支又一支的起义队伍，向当地的封建政权和教会发动了攻击。这些地区的许多修道院被捣毁，庄园被荡平，民愤极大的修道院长、庄园主、法学家、执行劳工立法的官吏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各郡起义中，以哈特福德、萨福克、诺福克、剑桥、林肯等郡规模最大。
哈特福德郡的起义中心在圣·阿尔朋斯。这个城市的领主是圣·阿尔朋斯修道院长狄·拉·美亚。他是一个极端残忍而又顽固的守旧派，一贯维护封建领主的绝对统治，反对城市自治。在他的统治下，圣·阿尔朋斯人民直到14世纪末，还没有得到组织自治政府和实行自由贸易的权利，甚至连自磨粮食的权利也没有。原来，全城碾米用的磨盘石都被可恶的狄·拉·美亚抢去，作他家餐厅的地板去了。在泰勒起义爆发以前，圣·阿尔朋斯人民曾多次组织起义，由于没有外援而连遭失败。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息，他们前赴后继，毫不气馁，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中再露锋芒。
起义领袖格林特葛勃，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僧侣，也是一个坚强的起义领导者，一直站在反教会斗争的前列，曾被教会开除出教，关入监狱。但是，残酷的迫害并没有使他屈服，相反，却把他的斗争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定。当泰勒在伦敦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圣·阿尔朋斯的时候，格林特葛勃立即动身前往伦敦，与泰勒取得了联系。泰勒全力支持他，并答应说，如果反动的修道院长不投降，他就自己“带2万人来剃教士的胡须”。格林特葛勃回到圣·阿尔朋斯后，便立即组织暴动，周围32个村庄的居民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们捣毁修道院，没收其财产，打开监狱，释放无辜。修道院非法圈占的公有地重新归公众所有，被狄·拉·美亚掠夺的人民的财物，包括磨盘石在内都物归原主。起义者还焚烧了载明修道院各种特权的特许状。总之，一切象征修道院特权的标记，都被彻底销毁了。最后起义者还强迫修道院长颁发了新的特许状：批准城市自治；允许当地居民有使用森林、鱼池、荒地的权利；减免租税，撤销领主磨房专利权。圣·阿尔朋斯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周围各郡人民的反抗斗争。
诺福克、萨福克、剑桥诸郡的斗争也相继展开，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起义者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扫荡了各地的封建庄园和教堂，许多封建主的邸宅受到起义军的袭击，当地的档案文件、记录账册，教堂特许状等都被付之一炬。萨福克郡的伯里圣埃德蒙兹、诺福克郡的诺里奇、剑桥郡的剑桥等重要城镇都被各地起义军攻占。在攻占诺里奇的时候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诺里奇是中古时代英国的一个重要工商业中心，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个城市的守将是对法战争中的一名战将罗伯特·萨尔爵士，因作战有功被爱德华三世封为爵士。起义军进军到诺里奇后，曾设法争取他，但遭拒绝。他企图负隅顽抗，终于被起义军在激烈的战斗中打死。诺里奇被起义军占领。诺里奇的胜利，说明起义军军事力量的强大。在这些地区，起义者也同样处死了许多害民贼、治安法官、劳工法官。最高法官兼萨福克、埃塞克斯的劳工法官卡文第士在他的住宅被袭击时，仓皇逃跑，最后在白兰顿河渡船上被起义者查获，立即被斩首。保安审判官沃尔辛厄姆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在诺福克和林肯郡，起义军还袭击了当地的大封建领主集团圣·约翰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在诺福克、林肯等地区拥有大片土地，许多重要城镇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骑士团的首脑是当时的财政大臣海尔斯。对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反映了起义者对以海尔斯为首的贪官污吏和教会封建主的深刻仇恨。在诺福克郡，起义军曾设立了临时法庭。这个法庭实际上是起义军的临时权力机构，它有权处理起义前与起义期间的一切案件。起义者还通过临时法庭向国王提出废除徭役和农奴制度，实行国内贸易自由等要求。临时法庭还派出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伦敦向国王送交请愿书。总之，除伦敦外，各郡的起义军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主的伟大斗争。一切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主教、神甫统统被打倒在地，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村的农奴、雇工、城市的平民则翻身做了主人，终于盼到了长久梦寐以求的自由的一天。1381年的6月，的确是英国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
（五） 瓦特·泰勒之死
正当伦敦和各郡人民同起义军欢庆胜利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谋活动正在伦敦的卡德巷御衣库中秘密地进行着。
早在起义军进入伦敦并包围塔楼的时候，国王和御前会议的大臣们就策划着如何把这势不可挡的起义镇压下去。伦敦市长威廉·华尔华斯主张在起义者睡觉的时候发动奇袭，并叫嚣说，要教训一下“这些没有鞋子的流氓们”。老奸巨猾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反对这种轻率的冒险行动。他认为，在伦敦的国王的军队力量孤单，无法同起义军较量，消灭起义军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忧心忡忡地说：“假如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不能进行到底的事，我们就决不能再有所补救。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就都完了。”他竭力主张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去打击起义军，使他们尽快地分散回家，只有在起义者军心动摇，人人思归的时候，才能一举消灭他们。这个阴险的计谋立即得到御前会议和国王的赞同。
迈尔恩德会议以后，国王和贵族们立即行动起来，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当时，一部分起义者受了国王的欺骗，轻信了他的诺言，他们手里拿着国王的特许状，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以泰勒和保尔为首的一部分起义群众不相信国王的“恩赐”，仍继续留在伦敦坚持斗争，但是由于起义军的分化，他们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据估计，当时留在伦敦的起义队伍，不过3万人。形势发展突然变得有利于国王，他大喜过望，认为反扑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调集反革命力量，准备孤注一掷。
御前会议在卡德巷御衣库详细地讨论了一个阴谋杀害起义领袖的计划，到6月15日，谋杀计划已经拟就。他们企图利用国王在斯密茨菲尔德同起义军第二次会见之机，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一天，御前会议给泰勒送去一封信，约定国王将在当天黄昏晚祷时，于斯密茨菲尔德会见全体起义者。下午3时左右，国王在全体朝臣的伴随下到达威斯敏斯特作祷告，而所有参加这次会见的朝臣们都在丝绸华服里面穿上铠甲，佩带长剑，摆好架势，簇拥着国王动身去斯密茨菲尔德。
斯密茨菲尔德是伦敦北城门外的一个广场，是牲口市场的所在地，每年的圣·巴塞罗缪大节日 (9) 都在这里举行。由于这个广场面积很大，国王及侍从们可以停在离起义队伍较远的地方，严阵以待，并使他们的暗杀活动能够避开起义军的视线。他们准备就绪以后，由伦敦市长华尔华斯出面去召唤泰勒晋见国王，等待泰勒自投陷阱。
图8 阴谋杀害瓦特·泰勒
泰勒对王室的阴谋毫未觉察，他穿着便服，只带着一把匕首，由一名举着他的旗帜的随从做护卫，策马走进一群全副武装的敌人当中。泰勒神色自若地重申了起义者的要求，并且指出，只有在这些要求得到准许之后，人们才会离开伦敦，反之，国内的一切贵族将要遭殃。国王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泰勒的要求，贵族和扈从们却默不作声，一片出奇的寂静笼罩着广场的一角。与此同时，包围圈正在缩小，泰勒满足于会谈的成果，对于这个非同寻常的奇特现象仍然没有引起警惕。正当他准备跨上战马返回自己队伍中去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已经陷入重围，同起义队伍失去了联系。国王的一个年轻侍从跳出来挑衅，辱骂泰勒是全肯特郡最大的窃贼和强盗。泰勒极为愤怒，拔出匕首来惩治这个家伙。早已等待杀机的伦敦市长华尔华斯找到了借口，冷不防举剑向泰勒猛刺过去。泰勒用匕首还击，刺中了华尔华斯的胸部，但是由于华尔华斯的长袍里暗藏着胸甲，因而没有受伤。泰勒立即遭到国王侍从们的围攻，身负重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冲出重围，策马奔向自己的队伍，竭力让战友们知道国王所设下的骗局，以便及时粉碎他们的阴谋。但是，这个努力毕竟太晚了。泰勒的坐骑奔跑不过八九十步，他就支撑不住，摔下马来，光荣牺牲。
泰勒被暗杀的情形，起义军虽然看不清楚，但已经觉察到泰勒和国王的会见出了岔子，特别是在泰勒的马冲过骑士们的包围以后，起义军开始焦虑不安。但是国王马上催马向前，欺骗起义者说：“泰勒已经被封为爵士，你们的要求已经答应了”。国王还要求起义队起领导作用，并义正词严地声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是无可非难的，他不需要任何改悔。处决大主教的斯塔林，在就义前夕，以他能亲手处决害民贼大主教苏德伯雷为荣。圣·阿尔朋斯的起义军领导人格林特葛勃在就义前对市民们说：“市民伙伴们，多年的暴政压迫终于由你们新获得的自由而解脱掉了。现在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因为加于我们的惩罚而丧失勇气。我要为我们已经争得的自由而死。如果我倒下去了，我会为我能作为这样的牺牲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感到愉快。现在你们要行动起来，要像我的头昨天已经在哈特福德被砍掉一样地行动起来。”
瓦特·泰勒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惨遭杀害，但是他们的英名和他们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永垂青史而流芳千古。
（六） 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1381年轰轰烈烈的英国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次起义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约翰·保尔所宣传的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只能暂时团结广大城乡下层人民，而不能引导农民取得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农民包括其领袖在内，对封建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国王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传统观念、忠君思想占统治地位，所以在起义纲领中一再表示效忠国王。起义军进入伦敦后，不是设法彻底消灭贵族，而是要求国王出来谈判，主持公正，答应要求；在关键时刻斗争不力，使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调集武装力量对起义实行反扑。其次，农民阶级的无组织性和分散性在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利于统一对敌斗争。多数起义者只关心地方利益，没有参加向伦敦的进军，分散了力量，而进入伦敦的起义队伍，要求也不一致，部分农民中途退出，只有少数人坚持到最后，起义者的分化削弱了农民军的战斗力。再次，农民起义军没有可靠的同盟军，只能孤军奋战。城市富裕市民也属于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站在封建主一边，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其他多数市民阶层则打算利用起义军夺取政权，形势有利时参加起义队伍，形势不利时立即顺风转舵，倒戈相向。城市下层人民，斗争虽然坚决，但是力量较弱，在起义军中影响较小。所以，进入伦敦的起义军最终没有形成绝对优势的坚强队伍。
总之，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瓦特·泰勒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起义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农民群众以革命的手段彻底消灭了农奴制，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发展。英国农奴的解放过程虽然在1381年以前就已开始，但是获得解放的多数还是富裕农民，因为农奴的解放需要大量赎金，贫苦农民交不起赎金，仍然处在受奴役的地位。同时，农奴制作为一种存在了几百年的旧制度，要消灭它，不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冲击是很难办到的。历史一再证明，封建社会的农奴主总是企图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然而，历史不会倒转，他们要想恢复原来的一切是万万不可能的。1381年的农民起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了农奴主以沉重打击，使绝大多数农奴获得了解放。所以，马克思指出：“在英格兰，农奴制事实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消灭了。” (10) 农奴制的废除，有利于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15世纪，在英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1381年的农民起义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1) 1066年，英王爱德华死后，新王哈罗德继位，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借口爱德华许以继承王位，侵入并征服英国，建立诺曼底王朝，史称“诺曼征服”。
(2) 农民把农作物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叫什一税，起初只限于谷物，以后扩大到农民的其他收入。
(3) 8至10世纪，丹麦人侵略英国期间，英国农民被迫向丹麦人缴的岁币，叫丹麦金，后来变成英国国家的经常税。
(4) 黑死病即鼠疫。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2页。
(6) 指兰开斯特公爵约翰·高恩特。
(7) 1303年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农民起义。起义领袖是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他们主张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制。起义者捣毁寺院，破坏庄园，打击封建主。后来罗马教皇派十字军前往镇压，起义军苦战4年，最后失败。
(8) 1358年5月法国北部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领导人是吉约姆·卡尔。起义军提出“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也不留”的战斗口号，他们捣毁城堡、斩杀领主、焚烧契约，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封建统治者。起义惨遭法、英封建主的联合镇压而失败。
(9) 圣·巴塞罗缪是基督教十二使徒之一，相传他曾在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一带传教。他在阿尔班诺波利斯殉教后，尸体被运到意大利台伯河中一个小岛上的圣·巴塞罗缪教堂安葬。拉丁教会把8月24日作为他的纪念节日，希腊教会则把节日定在6月11日。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05—9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