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苏俄对外关系
二战前的苏俄对外关系
第一节 争取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
一、 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少数几个或者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1) 。这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将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阐述的“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的光辉思想，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倘若丧失了民族的自决权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平共处。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关于苏维埃国家同“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已经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了。
革命刚刚胜利的苏维埃俄国希望同各国和平共处。然而，当时尚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苏维埃俄国还没有摆脱战争。仍旧处在战争环境中的苏俄，要同各国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事情。苏俄政府把结束战争、签订和约和实现和平，当作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些都体现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文件《和平法令》 (2) 中。《和平法令》呼吁各交战国政府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约立即举行谈判。谈判中苏维埃俄国将“拒绝一切关于抢劫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 (3) 。几天后，苏俄政府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承认俄国各族人民拥有“自由作出决定、直到脱离俄国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4) 。《和平法令》不但充分体现了列宁阐述的民族自决、平等和国家独立、主权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独立、主权和互不干涉。
但是，帝国主义协约国拒绝了苏俄政府的和平建议，决定要把苏俄“扼杀在摇篮里”。英、法政府于1917年12月在巴黎签订了准备干涉和瓜分苏俄的秘密协定 (5) ；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作出了武装干涉苏俄的决定 (6) 。协约国的武装干涉致使苏俄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苏俄政府在军事上组织和发动全国军民奋勇抗战，在外交上仍不失时机地开展和平外交，贯彻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1918年3月，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末到1919年3月，苏俄代表李维诺夫在瑞典分别会见英、法、美、日、意等国驻瑞典公使，建议举行和平谈判。李维诺夫同美国政府代表巴克勒会晤时，表示苏俄政府愿在偿还外债以及租让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列宁在莫斯科接见了英美特别代表布利特，共同拟订了和平协议草案。1919年8—9月，苏俄政府宣布无条件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独立。9—10月，列宁一再表示苏俄政府“完全同意同美国（也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 (7) ，“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让出一定的经营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的一种手段” (8) 。
一方面由于欧洲国家的革命先后失败，革命进入低潮；另一方面由于苏俄红军军事上节节胜利，协约国最高当局在1920年1月16日被迫宣布解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并准许同苏俄发展有限的贸易。在这种世界革命力量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帝国主义势力也不能消灭苏俄的形势下，1920年2月18日列宁接见美国《纽约晚报》记者和英国《每日快报》记者时，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表达了苏维埃国家愿“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同正在觉醒起来要求过新生活，过没有剥削、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商人的生活的各国工人和农民和平共处” (9) 。时隔4个月，苏俄政府又明确地提出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政策。1920年6月17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列宁授意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其他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政府。”契切林进一步指出：“现实生活本身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认识到在工农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府之间建立长期关系的必要性。”“经济和现实要求互换商品，要求我们着手与全世界经常调整关系，经济的现实对其他政府的要求也是一样，不管他们对我们的制度怀着怎样的仇恨。” (10) 到1920年11月，当苏俄红军粉碎协约国第三次武装进攻后，战争基本结束，从而为苏俄在国际上争取到了“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苏俄的对外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可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提出，同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对外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同时它也是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而提出来的。经过三年艰苦奋战，苏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变化。列宁指出，当时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相对的均势” (11) ，这种均势“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 (12)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局势，第一，帝国主义尽管竭尽全力要扼杀苏俄，却失败了。在苏俄境内已经难以找到像高尔察克、邓尼金那样的代理人，再加上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对苏俄再次发动武装干涉。第二，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各国工商界为了恢复经济，要求同苏俄恢复传统贸易和建立经济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协约国最高当局对苏俄解除经济封锁禁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第三，苏俄政府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作了相应的准备。协约国最高当局宣布允准与苏俄发展有限贸易后，苏俄政府立即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1920年11月23日又公布了关于租让制的法令，以便吸引外国资本家到苏俄投资。尽管租让制公布后外国租赁者并不多，但“还是多少赢得了一点东西”，表明苏俄政府愿同世界各国建立经济联系的决心。
1920年初至1921年初，苏俄西北部和南部的周边国家相继同苏俄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和友好条约，建立了睦邻关系，充分显示了苏俄和平共处政策的威力。1921年3月签订的苏英《贸易协定》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22年1月协约国决定正式邀请苏俄政时参加热那亚会议，共议振兴欧洲经济问题，说明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已被世界公认。
二、 20世纪20年代初同欧亚邻国的关系
（一） 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先后宣布脱离俄国版图而独立，但不久就被德军占领。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和苏俄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又被武装干涉苏俄协约国军所占领。英、法帝国主义力图胁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参加反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主张把波罗的海国家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联结起来，沿苏俄的西部边界筑起一条“防疫带”，防止共产主义向西方扩展。英国的一位外交官曾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协约国必须设立一个隔离地区，像从前防止传染病的蔓延一样。”1920年1月，法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波罗的海国家会议，企图组织波罗的海国家的反苏联盟。苏俄政府十分重视与周边邻国的睦邻关系，这对苏维埃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919年6月底，得到芬兰、爱沙尼亚军和英国舰队支持的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被苏俄红军击溃，苏俄政府表示愿同爱沙尼亚建立睦邻关系。1920年2月2日，两国举行和平谈判，并在塔尔图签订了和约 (13) 。和约确认：苏俄正式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与主权，并确定了两国之间的国界线。和约规定苏俄政府“不得因爱沙尼亚以前是俄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而遗留给爱沙尼亚的人民和领土对俄国的任何义务”。1920年7月12日和8月11日，苏俄政府又相继同立陶宛政府和拉脱维亚政府签订了内容同苏爱和约基本一致的和约 (14) 。
芬兰也是波罗的海国家，同苏俄北部边界毗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于1917年12月31日颁布法令，承认芬兰脱离俄国版图而独立。芬兰是参与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的国家之一，1919年5―6月，曾支持和配合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6月底尤登尼奇的进攻被粉碎后，苏俄政府建议举行苏芬停战谈判，于1920年10月14日在塔尔图签订了和平条约 (15) 。苏俄政府重申：承认1917年12月31日宣布的芬兰获得独立和主权。和约确定了苏芬两国的边界和芬兰湾的领水宽度。苏芬于1920年12月3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 与波兰的关系
苏俄政府根据《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于1918年8月29日正式颁布法令 (16) ，宣布“永远废除过去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王国、奥匈帝国政府所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利法令”，承认“波兰人民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18年11月，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临时政府，毕苏茨基向巴黎和会提出恢复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前的东部边界线，要求把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立陶宛包括在内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给重建的“大波兰”。1919年8月，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波兰军队占领了明斯克。苏俄政府为了避免流血，曾于1920年1—3月三次照会波兰政府，建议举行和平谈判，表示愿在边界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波兰军队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却于1920年4月25日再次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基辅。6月初，苏俄红军进行反击，先后解放了基辅和明斯克。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政府，要求苏俄红军在格罗德诺—雅洛夫卡—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多罗古斯克—乌斯梯卢格—格鲁别舒夫以东，克雷洛夫和拉瓦鲁斯卡雅以西，普热米什尔以东，喀尔巴阡山一线 (17) 以东50公里停止前进，并以此线为基础举行苏波谈判，划定苏波国界。
1920年7月17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复照英国政府，同意以“寇松线”为苏波国界，同波兰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但不同意英国从中调停。波兰政府在7月22日也表示同意举行苏波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定。但是，苏俄政府错误估计了形势，未同波兰政府举行谈判，命令红军越过“寇松线”，直逼华沙。苏俄红军在华沙城下遭到严重挫折，被迫退出波兰国土。由于苏波长期来的领土事端，直到1920年9月才在里加举行和平谈判，10月12日签订了《苏波停战条约》。1921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了《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 (18) ，重新划定了苏波之间国界线的走向。这条国界线在“寇松线”以东150英里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均被划入波兰。和平条约签订后，苏波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 同波斯 (19) 、阿富汗和土耳其的关系
早在19世纪，沙俄和英帝都把波斯当作自己掠夺的对象。经过几次角逐，俄英分别在波斯的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沙俄在波斯北部得到了修筑公路、铁路、开设银行以及在里海的波斯沿岸捕鱼等特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颁布的《告俄罗斯与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给波斯政府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10月，苏俄政府照会波斯政府，建议举行谈判，建立睦邻关系，签订友好条约。11月，波斯政府的全权代表阿里-古里汗·莫沙维亚-马马列克率领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经过谈判于1921年2月26日签订了《苏俄-波斯友好条约》 (20) ，废除了沙俄同波斯以及同第三国签订的有关波斯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规定沙俄政府在波斯领土上的一切租借权和财产全部归还，波斯欠沙俄政府的一切债务完全废除。条约还规定互派大使，恢复贸易和其他联系。苏俄波斯条约为建立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阿富汗的内政外交一直被英国控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2月上台执政的阿曼努拉汗宣布阿富汗政治上独立，在国内进行改革，派出特别使团出访包括苏俄在内的欧洲各国，表示愿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和外交关系。阿富汗的正义主张得到了苏俄政府的支持，声明表示愿同阿富汗政府立即交换使团。阿富汗政府委派穆罕默德·瓦利汗使团前往莫斯科，同苏俄政府举行谈判，并于1920年9月13日在喀布尔签订了苏俄-阿富汗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条约。1921年2月28日在莫斯科又签订苏俄-阿富汗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友好条约 (21) 。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不与任何第三国缔结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军事或政治协定。苏俄阿富汗条约为苏阿边界的和平与安全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战中失败的土耳其面临着协约国军武装占领和民族存亡的危机。1920年1—4月，凯末尔代表土耳其国民政府致电苏俄政府和函致列宁，吁请苏俄政府给予援助，提议两国建交。6月2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复照凯末尔政府，同意两国立即建交，并答应给予财政上以及石油、武器等方面的援助。1921年3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土友好条约 (22) 。条约规定废除沙皇政府强加于苏丹土耳其的一切条约。苏俄政府放弃领事裁判权和欠沙俄政府的一切债务。缔约双方保证不让敌对缔约另一方的组织和集团在本境建立或留驻。在苏俄财政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苏俄政府同意向土耳其提供1000万金卢布的无偿财政援助。苏土友好条约充分体现了苏维埃国家对反帝斗争的土耳其人民的无私援助。
（四） 同中国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苏俄政府建立后，就着手公布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其中包括有关英俄、日俄瓜分中国的秘密协定。《告俄罗斯与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告苏俄政府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时声明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俄政府一面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联系，面向北京的北洋政府建议建立外交关系。1918年8月契切林代表列宁致函孙中山，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表示敬意。1921年8月，当孙中山将当选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总统通知契切林后，契切林于1922年2月复函孙中山，表示永远同中国人民发展友谊和保持合作。1919—1923年间，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 (23) ，重申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 (24) 和其他地区”，放弃庚子赔款和一切特权，建议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举行双边会谈，缔结友好条约。1920年9月，苏俄政府在莫斯科接待了由中国北洋政府派遣的以张斯麟为首的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团。双方经过谈判，中国北洋政府同意停止沙皇政府使领馆在华的一切活动。列宁在接见张斯麟时表示希望俄中两国在反帝斗争中加强联系。1921年12月苏俄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准备同北洋政府举行谈判，解决沙皇政府时期留下的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同苏联代表政见不一，北洋政府一直到1923年3月才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交涉督办，同苏联政府代表、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恢复谈判。1924年5月3日由顾维钧和加拉罕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25) ，宣布中苏两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但《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允诺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以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这一规定有悖于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诺言，该宣言指出，苏俄政府愿将中东铁路以及沙俄政府所侵占的矿产、森林等特权，均归还中国，且分文不取。
三、 苏英贸易协定的签订
苏俄红军军事上的胜利，使一些比较务实的西方人士认识到：武装干涉苏俄，除自己损兵折将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英国驻协约国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曾建议首相劳合·乔治“采取主动”，同苏俄恢复贸易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优惠。1919年12月，苏俄政府全权代表李维诺夫在同英国政府代表奥格雷第举行关于交换战俘问题的谈判时，双方谈到了彼此都感兴趣的发展两国贸易的问题，但是又都认为正是由于协约国的封锁政策阻碍了苏英贸易的发展。奥格雷第有意向苏俄代表透露：“英国政府已经决定解除封锁，并正在争取最高委员会做出相应的决定。” (26) 在英国的影响下，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1920年1月16日宣布：解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1920年2月12日签订了《苏英互换战俘协定》，但它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苏英贸易谈判的序幕，为签订《苏英贸易协定》作了外交上的准备。
协约国企图在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前提下发展对苏贸易，苏俄政府则力求通过贸易来改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列宁指出：“我们的主要利益就是竭力恢复贸易关系。” (27) 为此，苏俄政府专门成立了负责开展外贸活动的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总社理事会任命克拉辛、李维诺夫和诺根等为外贸谈判代表。1920年3月11日，英国政府正式致函合作总社理事会，邀请苏俄贸易代表团赴英商谈恢复双边贸易的可能性，指出：“英国政府力求这种谈判顺利进行，并尽快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28) 以克拉辛为首的苏俄贸易代表团于1920年5月12—27日分两批抵达伦敦。
克拉辛抵达伦敦后，于5月31日在英国首相官邸同英国内阁大臣举行首次会晤。克拉辛阐述了苏俄政府同各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方针和立场，指出苏俄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力求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各国建立持久和平和正常的经济关系。然而，不停止战争状态，建立这种关系是不可思议的” (29) 。
劳合·乔治在5月31日和6月7日两次会晤中代表英国政府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苏俄立即停止煽动亚洲国家旨在反对英国利益的敌对行动；其二，苏俄政府负责归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时期的一切债务。劳合·乔治指出：只有当上述两项要求得到满足，封锁将自然解除，否则英苏贸易将难以开展。苏俄代表团认为，英国政府提出的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克拉辛在6月29日的备忘录中针对英国政府的问题提出了对等原则，即只要英国政府承担相应的义务，苏俄政府将保证不在大不列颠进行公开或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只要英国政府考虑赔偿因武装干涉苏俄而造成的成千上万孤寡居民，苏俄政府准备考虑归还英国人在俄国的私人债务。备忘录还指出，这种问题只有苏英举行和平谈判才能解决，倘若英国政府不愿举行和平谈判，则先恢复贸易联系。为了贸易顺利开展，有必要采取措施扫除波罗的海和其他海域的水雷和互设商务贸易代表机构等等。
英国政府在6月30日的备忘录中提出了英国政府拟定的贸易协定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担互不采取敌对活动和宣传的义务，释放战俘和允许侨民归国；苏俄原则上归还英国人的私人债务，其具体办法有待英俄和平会议商定；互设具有豁免权的商务代表机构。英国政府的这份备忘录表明它已接受苏俄政府提出的对等原则。7月7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照会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表示同意以英国政府的贸易协定草案为谈判基础。当时，正是苏俄红军直逼华沙之际，英国政府要求苏俄红军立即停火未予满足，便借口苏俄代表团干涉英国内政，敦促苏俄代表团离开英国。苏英谈判暂时中断。
苏俄同波兰的领土争执几经周折，终于在1920年9月双方同意在里加举行和谈，并于10月12日签订了《苏波停战条约》。11月上旬苏俄红军集中力量击溃了弗兰格尔的进攻，协约国和俄国白卫军的联合进攻再次以失败告终。这一形势打乱了英国内阁的部署。11月17日英国内阁讨论同苏俄签订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外交大臣寇松坚决反对同苏俄恢复贸易谈判，而劳合·乔治力主与苏俄恢复谈判，而且得到了财政大臣博纳·洛和贸易大臣霍恩的支持。劳合·乔治表示：“我们面临着……最严重的失业时期。俄国人愿意支付黄金，而你们却不愿意卖……”，“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苏俄政府在最近两年内就要倒台的预言。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全都垮台了，我看不到苏俄政府会在近期内倒台的前景。” (30) 英国内阁以多数通过了同苏俄政府恢复贸易谈判的决定。两国政府于1921年3月16日正式签订了苏俄、不列颠的贸易协定 (31) 。协定的主要内容：（1） 缔约国双方保证互不采取敌对行动和宣传；（2） 双方同意不对对方进行封锁，消除一切有碍发展贸易的障碍；（3） 双方同意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其代表享有外交人员的各种特权。
签订《苏英贸易协定》时，苏英未建立外交关系，英国在法律上尚未承认苏俄。但是，贸易协定并非都是经济问题，从上述三方面的内容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劳合·乔治在回答为什么同苏俄签订贸易协定时说：“因为我们需要俄国，而俄国也需要我们。”这表明英国对苏俄事实上的承认。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也为苏俄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建立经济联系创造了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我们才打开了某个缺口。” (32) 《苏英贸易协定》签订后，1921年5月6日苏德也签订了恢复贸易关系的临时协定，德国承认苏俄驻德商务代表为苏俄驻德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享有外交特权。尽管苏德协定还是临时性的，但是已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在1921年内苏俄还先后同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了经济联系。
四、 在热那亚会议上的活动和
签订《拉巴洛条约》
1921年10月2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照会英法意日美等国政府，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苏俄与各国发展经济关系和归还外债问题。苏俄的照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尤其英国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建议政府同苏俄扩大经济联系，有助于减少失业和摆脱外贸中的困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甚至主张召开包括苏俄和德国在内的全欧经济会议。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法国戛纳举行会议，讨论苏俄政府的建议。与会各国普遍认为，要使欧洲经济振兴，唯有欧洲大国共同努力。劳合·乔治则和盘托出召开全欧经济会议的计划。戛纳会议接受英国的建议，决定于2月或3月初在意大利召开热那亚会议。戛纳会议还通过六项条件，作为与会各国必须遵守的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内经济生活体系及管理制度强加于他国；任何国家均有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制度的权力。1月7日，意大利政府首脑波米托受戛纳会议之托，通过苏俄驻罗马贸易代表团邀请苏俄政府代表团参加热那亚会议，尤其希望列宁亲自率团出席，指出“意大利政府经与不列颠政府磋商，认为列宁先生如能亲自出席这次会议，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振兴欧洲经济问题” (33) 。契切林于次日复照表示，苏俄政府决定愉快地接受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邀请，出席即将召开的热那亚会议。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组成以列宁为团长、契切林为副团长的苏俄代表团。同时指出：倘若列宁因故不能赴会，代表团仍将具有列宁亲自参加的那种威望，契切林将行使代表团团长的一切权力。
列宁领导苏俄政府及时分析了戛纳会议之后的形势，为代表团制定了参加会议的基本方针：以商人身份与各国代表广泛交往，扩大贸易，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联系创造条件。假若某些大国顽固坚持奴役苏俄的立场，则就充分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深入工作。列宁指出：“如果他们硬要固执，那就在会外达到这一点。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34)
列宁特别注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集团的活动及其影响，认为这个集团的主张虽然非常不切实际，在社会上和群众中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上应该支持他们，甚至有助于他们在竞选中获胜，以便分化资产阶级在热那亚会议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俄。列宁指出：“运用这种策略，即使热那亚会议失败，我们也会得到好处。” (35)
列宁还非常重视战败的德国同协约国之间的矛盾，认为德国是一战后帝国主义反苏联盟中的薄弱环节，指示代表团途经柏林时拜会德国总理维尔特和外长拉特瑙，商定两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保持密切的联系。
1922年4月10日，苏维埃代表团在契切林率领下抵达热那亚。首次全体会议在圣乔治宫开幕。许多国家的银行家和工业巨头都以代表团专家或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契切林在大会上先用法语后用英语发言 (36) ，成了大会最受人注目的中心。契切林首先声明苏俄代表团出席会议“是为了和平，是为了普遍恢复被长期的战争和战后的政治破坏了的欧洲经济”。契切林尤其称赞戛纳会议决议的第一条，指出：“俄国代表团在坚持共产主义原则观点的同时，承认在当前这个旧的社会制度与正在成长的新的社会制度有可能并存的历史时代，代表这两种所有制体系的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俄国代表团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为了在互惠、平等和充分的、无条件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的政府以及贸易界、工业界建立务实的关系”。契切林还指出：苏俄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为了振兴欧洲经济，苏俄政府愿意开放自己的边界，允许开垦最肥沃的土地，开发最富足的森林，提供煤炭和矿产开采的租让地，等等。为了实现振兴欧洲经济，契切林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
契切林的发言，受到了各国与会代表的普遍欢迎，唯有法国外长巴都声明反对，理由是契切林的建议都是戛纳会议和热那亚会议未列入议程的问题。4月11日劳合·乔治在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议以1922年3月20—28日在伦敦举行的专家会议所拟定的备忘录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这份专家备忘录所涉及的内容严重地侵犯了苏维埃国家的主权。它要求苏俄政府负责偿还革命前历届政府的一切债务；归还已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和财产；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以及协约国有权监督苏俄财政等等。4月14日，劳合·乔治邀请苏俄代表团前往英国代表团住所阿尔培别墅举行小范围的会晤，企图让苏俄代表团接受专家备忘录所提的无理条件。契切林明确表示，苏俄代表团不认为专家备忘录是会议的正式文件，因此不能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至于备忘录中的要求更是苏俄不可能接受的。与会的英法代表一再追问苏俄方面有无反建议时，契切林代表苏俄政府宣布：要求协约国赔偿因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给苏俄国民经济造成的一切损失，总数为390亿金卢布。4月15日，劳合·乔治代表协约国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宣布：允许苏俄政府削减战时债务和延期支付债息，但必须以专家备忘录为基础。阿尔培别墅的会谈陷于僵局。
根据深入开展会外活动的方针，4月15日深夜，契切林委派代表团成员萨巴宁打电话给德国代表团在拉巴洛镇的住所，建议维尔特总理立即进行会谈。德国代表团同意苏方建议，会谈于16日上午开始。下午双方就达成了协议，并由契切林和拉特瑙代表两国政府签订苏德友好合作的协定 (37) ，即《拉巴洛条约》。
条约规定：苏德两国互相承认，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和战争损失的赔偿要求；德国承认苏俄已收归国有的德国国家和私人的财产。条约还规定：两国在签订重要的国际协定之前互相进行磋商。条约的秘密条款 (38) 规定两国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帮助苏俄方面制造飞机、潜水艇等武器和建设培训军事人员的基地等等。
《拉巴洛条约》同《布列斯特条约》不一样，它是一个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条约。条约的签订，在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包围圈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这是苏俄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成了热那亚会议期间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使协约国的首脑们既震惊又恼火，要求苏德撤销《拉巴洛条约》。4月20日，契切林提出了苏俄政府的备忘录，作为对协约国专家备忘录的正式答复。苏俄政府正式表示拒绝偿还战争债款以及已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和财产；同时提出了“互相赔偿损失”的对等原则，要求以此作为继续会谈的基础。协约国方面不但不考虑苏俄的备忘录，反而在5月2日向苏俄政府提出一份内容更为苛刻的新备忘录，遭到苏俄方面的拒绝。5月11日苏俄代表团发表声明，表示苏俄方面准备作出重大的让步，但让步必须是对等的。协约国却一味要求苏俄作出单方面的让步，否则会谈将不会得到丝毫的进展。5月19日热那亚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召开海牙会议，以便继续讨论热那亚会议未能解决的所谓“俄国问题”。
热那亚会议虽未取得任何结果，苏俄外交却在热那亚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维埃国家第一次有机会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上阐述自己对外政策的原则立场；签订苏德条约有效地突破了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包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得到了国际的公认。
五、 国际地位的改善
1922年6月，协约国在海牙召开第二次国际经济会议，企图继续迫使苏俄接受戛纳会议决议。海牙会议的结果同热那亚会议一样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海牙会议结束时“非俄罗斯委员会”曾通过一项“关于禁止单独缔结条约和租让协定的决定”，力图以此保证协约国对苏俄采取一致行动。然而，参加海牙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团长李维诺夫在7月19日全体会议上的建议（关于在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偿还战前债务和两年内归还已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和财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海牙会议结束不久，英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外交途径正式询问李维诺夫7月19日建议是否也适用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法国政界颇有影响的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于9月间访问了苏俄，回国后又力主要同苏俄建立经济联系。美国政府在工商界某些人士的影响下，非正式地向苏俄政府探问有关恢复美苏商务联系的可能性。协约国大国的外交活动，影响了许多资本主义中小国家。直到1922年9月，挪威、奥地利、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中小国家不顾协约国的禁令和限制，纷纷同苏俄签订通商条约和经济协定。
1922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使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感到惊恐不安。尤其英国，当保守党内阁一上台，反苏急进的外交大臣寇松，极力主张在外交上推行“进攻政策”（Forward Policy），掀起反苏浪潮。1923年4—5月，利用苏联扣留非法闯入苏联领海的英国渔船一事，把反苏活动推到了高潮，甚至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赔偿英国渔船的损失和取消苏联领海立法，否则就废除《苏英贸易协定》。但是，寇松的反苏政策不仅苏联人民反对，也遭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对，甚至连愿同苏联发展贸易关系的英国企业主和商人也都加以公开谴责。寇松的反苏政策也没有得到主要盟国法国的支持。迫于这些不利因素，寇松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伦敦接见苏联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时，曾暗示不再坚持他在“最后通牒”中的要求了。
1923年底，英国保守党博纳·劳内阁垮台，寇松策划的反苏政策也随之破产。1924年1月29日，伦敦工人代表团以伦敦150万工人的名义会见刚刚上台的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政府，反对政府在承认苏联上的拖延政策，否则将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麦克唐纳政府迫于工人阶级压力，在2月2日由英国驻苏代表霍季森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递交了关于英国“正式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是原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归其管辖的领土上的合法政府”的照会，声明愿意缔结一切具体而切实的协定，同时邀请苏联政府代表团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共同草拟一份可能解决一切争端的英苏条约 (39) 。
1924年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外交上承认苏联的一年。苏英建交之后，与苏联相继建交的还有：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丹麦、阿尔巴尼亚、墨西哥、汉志 (40) 和法国。苏联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第二节 争取安全、中立的对外政策
一、 争取签订“友好和中立”条约
1925年，苏联经济上基本恢复、政治上趋向稳定，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一切都使帝国主义列强耿耿于怀。尤其英国，非常害怕苏联日渐巩固和强大，害怕《拉巴洛条约》签订后苏德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从而加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他们频繁展开外交活动，企图破坏苏德关系，拉拢德国加入反苏联盟，利用德国充当反苏前哨的“大陆剑”。英国驻德大使阿贝农勋爵在日记中写道：苏德“同盟会带来什么最后的结果，现在很难估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西欧的残酷斗争以及亚洲骚动势力的巨大增长”，“只要把德国排除在欧洲联合之外，任凭它受俄国的诱骗和影响，解决欧洲问题的任何办法，都将是英国的政治家所不能容忍的” (41) 。正是由于英国政治家的关怀和支持，在洛加诺会议上帮助德国改变了战败国地位。这样一来一方面达到了拉拢德国、离间苏德关系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暗示德国向东扩张将无障碍，利用这柄“大陆剑”刺向苏联。西方国家极力要以洛加诺公约消除“拉巴洛精神”，在国际上继续孤立和威胁苏联。
苏联政府密切注视着西方国家的反苏动向。洛加诺会议期间，契切林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在柏林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斯特菜斯曼，就扩大苏德政治经济合作举行了会谈。苏联方面的目的在于弄清洛加诺会议将对德国在苏德关系上产生什么影响。会议中，契切林建议讨论并签订关于苏德政治关系的条约，并就此提出了条约草案。斯特莱斯曼对契切林的建议持回避立场。他不愿意正当洛加诺会议讨论德国边境安全保证和加入国联问题之际同苏联谈判签订政治性条约。当苏联代表指出：德国一旦加入国联，就得承担国联盟约第十六条 (42) 规定的义务，这样德国将势必加入反苏联盟，因此，两国签订政治条约是必要的。德国代表立即申辩 (43) ：德国既无武装力量，又无经济实力，要求德国参与任何经济或军事制裁，将是不可能的。德国代表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先继续从1924年就开始的德苏商务谈判，至于政治谈判，留待日后再议。苏联政府同意德方意见，双方就苏德经济条约的文本达成了协议，并于洛加诺会议结束前4天，即1925年10月12日在莫斯科签约。苏德经济条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确认了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政治地位，允许从德国国家银行取得短期贷款；规定了优惠待遇原则等等。苏德经济条约的签订，有利于两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加强两国的政治关系。但是，德国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进入国联，能否继续信守“拉巴洛精神”，是否会同意履行国联盟约第十六条而加入反苏行列，仍是苏联政府最为关切，也是苏联外交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苏德经济条约签订不久，契切林在柏林再次会见斯特莱斯曼和副外长舒伯特，讨论两国关系前景时，契切林重新提议讨论两国签订政治条约的问题。斯特莱斯曼仍不同意契切林的提议，但同意签署一项双边议定书，德国政府打算声明：一旦国联会员国同苏联发生战事，德国将保证不参与；倘若苏联被国联指责为“破坏和平的侵略者”，德国政府则将无理坚持保证中立。斯特莱斯曼此时此刻之所以反对同苏联进行政治谈判，而对苏联采取这种若即若离的手法，一是不愿国联开会讨论德国加入国联时对德国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二是力图利用德苏会谈对英法施加压力，迫使英法满足德国的要求。但是国联在1926年3月召开的特别会议，并没有完全满足德国的要求。特别会议虽然同意德国获得国联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法国为了减少德国的影响，竟支持它的盟国波兰也取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德国对此大为恼火，居然置英国的劝阻于不顾，宣称德国从缓加入国联，加紧与苏联接近，进行政治谈判。苏联政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同德国加紧谈判，终于1926年4月24日达成协议，由克列斯京斯基全权代表苏联政府同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在柏林签订了为期5年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 (44) 。条约指出：1922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仍是两国相互关系的基础。条约还规定：当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或集团发生冲突期间，缔约国另一方应保持中立；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旨在针对缔约国一方的财政经济抵制联盟。签约时，德国还明确保证，即使德国进入了国联，仍将不参加旨在反对苏联的任何抵制活动。
1925—1927年间，苏联政府还先后同土耳其（1925年12月17日）、阿富汗（1926年8月31日）、立陶宛（1926年9月28日）、拉脱维亚（1927年3月9日）和波斯（1927年10月1日）签订了内容同《苏德友好中立条约》基本相同的双边条约。
二、 英帝国主义的反苏活动和苏英关系恶化
英帝国主义对苏德签订友好中立条约感到非常恼火。奥·张伯伦、温·丘吉尔之流极力掀起反苏浪潮，企图再次威胁苏联的安全。1926年5月初，英国工人阶级举行总罢工，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声援，同时募捐筹款援助英国罢工矿工。1926年6月10日，英国内政大臣威廉·约翰逊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指责苏联政府汇款给英国矿工。6月12日，英国保守党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抗议苏联干涉英国内部事务。6月15日，苏联政府复照指出：苏联政府从未向英国罢工工人赠款，但是苏联政府无权干预苏联总工会拥有和支配自己基金的权利。苏联政府本着两国关系不至于就此恶化的原则，建议苏英通过交换意见消除误会，平息风波，同时解决苏英关系中存在的所有争执问题。苏联的建议遭到了外交大臣张伯伦的拒绝。接着，英国政府就在英苏商务交往中设置障碍，并于1926年6月24日公布蓝皮书，声称苏联同英共勾结从事反英活动。次日，张伯伦在下议院演说中又进行煽动，说苏联汇款并非为了帮助穷困者，而“是为了煽动革命”。苏联驻英新任大使克拉辛于1926年9月28日抵达伦敦赴任，10月1日会见张伯伦时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向张伯伦阐述了苏联政府一贯珍视苏英关系的立场，希望苏英两国政府共同努力建立正常关系。张伯伦作了长篇答词，克拉辛觉察到英国政府对苏立场的关键，不在外交部而在伦敦财政金融中心的企业家、大银行家。俄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企业的英国原业主组织了英国对俄债权人协会，他们要求苏联政府改变社会经济制度，改变对外贸易垄断制，还清革命前历届政府的债务和归还已被国有化的企业和财产，否则是不会改变反苏立场的。尽管克拉辛大使做了大量解释工作，反苏宣传和暴行依然一再发生。不但如此，英国政府竟反污苏联从事反英活动，于1927年2月23日照会苏联政府，扬言要废除贸易协定和断绝外交关系。2月26日，苏联政府在复照中严正指出：指责苏联政府从事反英活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如果苏英断交，英国政府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927年5月21日，伦敦终于发生了违背1921年《苏英贸易协定》的事件。英国政府竟下令警察搜查苏联商务代表处和俄英贸易公司。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保留赔偿包括精神和物质损失的一切权利；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就苏英两国关系的前途作出明确的答复。英国下议院以多数通过了首相鲍尔温的提案：决定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召回驻苏大使；同时要求苏联政府召回驻英外交代表团和商务代表团，并限于10天内离开英国。5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将此决定正式通知苏联政府。28日，苏联政府就英国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英国政府过去并不愿意、现在并不希望保持这种正常关系”，英国政府必须对毫无根据的决定“承担一切责任”。
鲍尔温内阁的断交政策在国内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前首相劳合·乔治6月15日在一次演说中抨击政府的对苏政策时指出：迄今为止，欧洲已有二十三四个国家相继与莫斯科建交，却没有一个愿意跟随英国同莫斯科断交的。劳合·乔治还指出：张伯伦的断交政策并未经过内阁认真讨论，这种政策已为英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摆脱国内沉重的压力，张伯伦邀请德、法、比、日等国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秘密会晤，会商共同反苏问题。张伯伦要求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利用自己的影响对苏联施加压力。斯特莱斯曼却于7月23日在国会发表声明：德国将不加入旨在反对苏联的共同行动。鲍尔温政府企图在国际上组织反苏统一行动没有得逞。
1927年英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即使到1929年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几百万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英国对苏联断绝经济、外交关系，并没有为英国的政治、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就连垄断财团中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1929年4月，英国工商界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发展两国贸易问题。苏联代表直截了当地告诉英国代表团：正常的贸易关系必须以一定的政治和法律为基础，鉴于苏英尚未复交，谈判发展两国贸易关系是不合时宜的。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提出恢复英苏外交关系的口号，反映了英国工商界要求同苏联通商和劳动人民要求两国复交的愿望。1929年夏，英国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落选，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再次上台后，开始了英苏复交谈判，终于1929年10月3日在伦敦签署了苏英关于解决悬案程序的议定书 (45) ，1929年10月20—21日，苏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复交的换文 (46) ，正式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三、 裁军建议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的经济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就煽动军国主义复仇情绪，开始重整军备。1926年12月12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关于1927年1月31日撤销驻德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为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扫除了障碍。从此以后，德国就开始为所欲为地违反凡尔赛和约第八条关于军事限制的条款，在国内发展军备生产，成倍地增加军事费用。以海军军费为例，1924年是530万马克，到1928年，达到5890万马克。法国为了保持其在欧洲大陆陆军的优势，则以德国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为由，大量增加军事开支，迅猛增加陆军兵员。法国甚至还在财政上支持其盟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重整军备。一战后英国的经济恢复十分缓慢，但在发展军备上，尤其在保持其海上优势上，仍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海军军费，建造军舰，扩充海军力量。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一战后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其发展速度令各国人民感到吃惊、担忧和不安。帝国主义国家本来就不愿意裁军，但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裁军”也就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国际联盟为了安抚世界舆论，不得不把裁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1925年9月25日，国联第六次大会通过了召开关于筹备裁军和限制军备会议的决定；12月12日成立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由21个国家委派的代表组成。苏联虽然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但仍被邀请出席会议，并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26年5月18—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由于苏联参加洛桑会议的代表沃罗夫斯基于1923年在日内瓦遇刺而引起苏瑞两国的外交争端尚未解决，因此筹备委员会的头三次会议苏联未派代表参加。直到1927年瑞士政府向苏联政府道歉之后 (47) ，于11月30日苏联政府才委派以外交副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参加筹备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
前三次会议上，英法美日德等国代表为了各自的利益，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最后决定由筹备委员会综合和归纳一个“能为大家接受”的方案。此方案几乎包括了各国方案的内容，不少项目甚至得由各国自己填写。这种方案意味着即将召开的裁军会议必将流产。根据这种情况，苏联代表团团长李维诺夫在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立即全面裁军的建议。苏联代表团的裁军建议主张立即解散各国的陆海空军，销毁一切类型的战争武器，关闭军工厂，停止军事生产，取消军事预算，取消义务兵役制和志愿兵役制以及拆除军事基地等等。1928年3月15—24日举行的筹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英国等代表攻击苏联的普遍裁军建议“过于简单”，是为了“宣传”。会议主席宣称只审理局部裁军方案，从而否定了苏联的普遍裁军方案。在此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又立即提出了新的局部裁军方案，建议把进攻武器与防御武器区别开来，以及大国与小国应按不同比例裁减军备。苏联的裁军方案触犯了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再次遭到反对。筹委会决定苏联代表团的局部裁军方案移交给下次会议进行讨论。筹委会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再次否定了苏联的裁军建议。
筹委会第六次会议一直拖延到1930年底才举行。第六次会议上通过的裁军公约草案，实际上是一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公约草案明文规定：倘若缔约国一方认为情况变化，便可不受公约束缚而自由行动。因此，这种公约草案即使被裁军会议所通过，也将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一纸空文。事实表明，苏联的裁军建议尽管均遭否决，却生动地揭露了国联议事日程上的裁军会议乃是一场亵渎世界舆论的大骗局。
四、 《苏日北京条约》的签订和中苏断交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出兵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到1922年8月才开始被迫撤离，但仍继续占领库页岛的北半部。1922年4月到1923年6月间，苏俄政府代表曾三次通过日本代表交涉，要求明确归还库页岛北半部的期限，建议正式举行两国政府谈判，恢复苏日正常关系，但都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1923年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苏联政府委派“列宁号”轮船运载粮食和其他救济震灾物资前往援助日本人民，日本当局借口苏日尚无外交关系，卸货后命令“列宁号”立即离开港口。1923年10月，苏联政府代表加拉在北京再次会见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建议举行苏日谈判，解决悬案，建立苏日外交关系，仍遭拒绝，直到1924年3月，日本政府才同意芳泽公使同加拉罕谈判，但仍要求苏联政府接受几点先决条件：（1） 苏联政府对“庙街事件”要表示道歉；（2） “庙街事件”的损失以及沙皇政府时期的对日旧债均可以库页岛北半部或其他地区的权利作为赔偿；（3） 承认《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否则，日本政府不承认苏联，日本军队也不从库页岛北半部撤走。5月中旬，苏日谈判时日方代表又增加了两个条件：（1） 苏联政府承认沙皇政府时期缔结的所有有关日俄条约、协定继续有效；（2） 库岛北半部油田60%的开采权归属日本。苏联政府同意向日本提供库页岛北半部石油开采50%的租让权；要求缔约两周后日本军队从库页岛北半部撤走；承认《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但无论如何不能承担沙皇政府时期缔结《朴茨茅斯条约》的政治责任。苏日谈判陷入僵局。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到1924年底才达成协议，并于1925年1月20日在中国北京签订了《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 (48) （简称《苏日北京条约》）。
条约规定：（1） 缔约双方相互承认，同意建立外交关系；（2） 双方遵循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任何一方均不得容许存在敌视另一方的政府地位的组织和团体；（3） 双方相互停止敌对宣传；（4） 苏联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但不承担签署该条约的政治责任；（5） 苏联政府同意向日本提供库页岛北半部以及该地区50%油田开采的租让权；（6） 日本政府同意于1925年5月15日以前将驻扎部队撤出库页岛北半部。
《苏日北京条约》的签订，为苏联的远东地区提供了安全的环境，有利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加强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与中国的北京军阀政府维持外交关系的同时，还同中国广东和武汉的革命政府建立了联系，支持中国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右派破坏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而与北京军阀政府勾结共同反苏。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命令军警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解除苏联顾问职务，令其回国；1927年4月6日，北京军阀政府大肆搜查苏联使馆；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1927年12月蒋介石平息广州起义后，竟下令枪毙包括广州苏联副领事在内的5名苏联公民，14日又下令撤销上海、广州和武汉的苏联领事馆。1929年5月发生“中东路事件”，苏联政府以蒋介石政府违反《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由，决定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年底，经中苏双方在伯力谈判，签订了伯力协定十条，双方同意暂先恢复苏联驻中国东北和中国驻苏联远东地区的领事馆工作，恢复中东路原状。
第三节 争取集体安全体系的对外政策
一、 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的提出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给德国带来了远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沉重的打击。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美元和英镑大举流入德国，美元成了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大幅度地减少，可是外债和为外债支付的利息却逐年增加。由于出口量猛烈下降，许多工厂无法开工，纷纷倒闭，致使失业人数逐年上升。1931年到1933年初德国连续爆发了几次规模巨大的罢工运动和群众示威运动。经历过1918年1月革命冲击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面对即将来到的革命风暴深感恐惧。他们急切地希望控制国内局势，制止革命爆发，并为对外扩张创造条件，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共反苏政权。在德国国会上鼓吹要“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要在德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纳粹党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终于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
希特勒早在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叫嚷：“生存空间首先应向东欧、向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索取”，“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方突进。俄国必须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不到一个月，就一手炮制了“国会纵火案”企图利用此案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实现消灭共产党和一切反法西斯组织和个人的法西斯政策。苏联政府对希特勒一手制造的这一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行动上并没有做出更多的实际反应。1933年3—4月间，希特勒政府广泛网罗乌克兰的反苏分子，甚至在柏林召见乌克兰反革命头子波达维茨-阿斯达里查，要求他在乌克兰组织法西斯组织，有朝一日准备夺取政权。苏联政府对德国的敌对行为却置若罔闻。1933年5月当德国军事代表团以交流经验为名访问苏联时，仍给予欢迎接待。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上热情表示愿苏德两国政府和军队的良好关系能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德国国内政治上的反动和国际上的反苏，不得不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关注：1933年4月初，纳粹党外事局头目卢森堡在回答“德国现在怎样看待苏联”时声称：“德国对某些其他国家的态度，取决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待德国的看法。” (49) 5月初，卢森堡在伦敦向欧洲国家兜售牺牲苏联以满足波兰欲望的希特勒“大计划”。5月13日加拿大《屋报》上报道了德国驻英使馆秘书俾斯麦公爵的谈话；“我们将集中全世界反苏的仇恨和力量，以使苏联陷于瘫痪。”希特勒政府的经济部长胡根堡于1933年6月12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金融会议上，竟然公开要求把东方的土地（即苏联及东欧国家的领土）划给德国当作“生存空间”，使德国这支“坚毅的民族，能在该地居住”。对此，苏联政府于6月22日曾向德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强烈抗议，指出：“此类敌对的声明严重违反了德国政府于1926年4月24日在柏林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50) 接着，1933年10月德国宣布先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事实表明，德国的对苏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拉巴洛精神”和苏德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当时，苏联国内正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是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面对希特勒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威胁，苏联政府也随之开始考虑在外交上来取相应的措施，反对法西斯侵略，维护世界和平。1933年7月，苏联代表团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向与会各国提出缔结侵略定义公约的建议，并于7月3日至5日同邻国分别签订了三个内容相同的侵略定义公约 (51) ，又称《伦敦公约》。1933年12月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斗争的决议。12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据此精神拟定了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具体建议，规定苏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入国际联盟，而且还明确提出“苏联不反对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缔结一个共同防御来自德国方面的侵略的区域性协定”。 (52) 苏联政府根据形势变化而采取的措施表明苏联政府在法西斯侵略威胁面前，在外交战略上作了重要的调整。
二、 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一） 同美国建交
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和日本公开走上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道路，也威胁着美国的利益。1933年5月16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参加裁军会议和国际经济会议的各国与会代表呼吁，共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公约，维护世界和平。罗斯福的呼吁书同时也送交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收到呼吁书后立即复函表示同意罗斯福的建议。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国际经济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成员布利特和副国务卿莫利同李维诺夫举行了一次私人会，向李维诺夫暗示，罗斯福总统仍然主张同苏联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布利特和莫利向罗斯福报告了同李维诺夫的会晤情况后，罗斯福决定采取实际步骤，把苏美建交谈判“从厨房移到客厅”。1933年10月10日，罗斯福再次致函加里宁，提出结束苏美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建议立即举行坦率而友好的谈判。加里宁复函表示同意进行谈判，并宣布委派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前往华盛顿，于11月8日开始向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举行重建外交关系的谈判。16日达成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定。罗斯福在给李维诺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今天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的关系将能永远正常和友好下去，为了彼此的利益，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两国人民今后将能合作。”
苏美两国断交16年之久，美国主动提出重新建交，其原因首先是苏联本身日益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长期同这样一个重要大国中断外交关系，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是美国本身的需要，美国由于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打击，正需要发展贸易，恢复经济，像苏联这样巨大的市场，对美国不能说不重要，不建立外交关系，就不能顺利地发展贸易关系，而且美国国内各界要求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再次，德国和日本公开走上法西斯侵略扩张道路，也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同苏联建交可以牵制德日法西斯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对苏政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苏美重建外交关系，这是苏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有利于苏联反对法西斯势力的斗争。正如斯大林指出：苏美建交“这件事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问题不仅在于这件事增加了维护和平事业的机会，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打下了相互合作的基础。问题在于这件事在新旧两个时期之间立下了界标：在旧时期中各国把美国当做一切反苏趋向的堡垒，而在新时期中，这座堡垒已经自愿拆除以适应两国双方的利益。” (53)
（二） 加入国际联盟
联共（布）中央作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入国际联盟的决定后，斯大林于1933年12月25日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时又谈到了苏联对国际联盟所持的立场，指出：“德国和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国际联盟才能够成为制止或阻碍军事行动发生的一种因素。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国际联盟能够起微小的作用，哪怕只是使战争受到一点阻难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和平事业，那末我们也就不反对国际联盟。是的，如果历史事变的过程将是这样，那末尽管国际联盟有很大的缺点，我们也不会不支持它。” (54)
1934年9月10日，国联行政院决定邀请苏联加入国联，并任行政院常任理事国。9月15日，由法国倡议，国联34个成员国联合发电邀请苏联“参加国联并贡献其宝贵的合作力量”。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接到邀请后，由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立即将苏联政府接受邀请的决定通知了国联第十五届大会主席。9月18日，国联大会正式通过接纳苏联加入国联，并给予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决议。苏联加入国联时发表声明：在此之前国联所通过的一切决议以及没有苏联代表参加而签订的任何协定，苏联政府将概不负责。声明还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反对国联的委任统治制等等。
国联决定接纳苏联加入国际联盟，法国外交从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德国和日本先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之后，在国内重整军备，在外交上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1月26日德国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表明德国已在法国同它的东欧盟国之间制造了裂痕，法国在东欧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苏联政府在1933年底宣布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抵制法西斯侵略的基本立场，说明苏联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法国期望苏联加入国联后将会为法苏两国之间进一步合作开辟途径。
（三） 争取缔结“东方公约”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首先同法国和波兰签订区域性协定的精神，1933年12月就照会法国政府，建议缔结一项包括苏联、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参加的互助条约。对苏联政府的建议，法国政府没有及时答复。1934年1月德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1934年2月巴黎发生法西斯分子暴乱事件，推动了法苏举行会谈。1934年5月18日法国外长巴都在日内瓦首次会晤李维诺夫，6月2日再次会晤。其间两国外长讨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巴都深感欧洲安全的主要危险来自法西斯德国，在英国不愿同苏联政府合作以阻止法西斯侵略的情况下，唯有同苏联结成某种形式的联合才会利于法国增强抵御德国法西斯威胁和侵略的能力。会晤中巴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建议拟订一份两项相互连成一体的互助协定，即“东方公约”草案：一项是由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德国之间签订的互助条约；一项是法苏之间的互助条约。巴都建议的“东方公约”同苏联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精神是一致的。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巴都的建议，经过多次谈判，于1934年8月底共同拟订了关于“东方公约”的联合草案。
德国政府借口“东方公约”草案是对德国的包围，因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当巴都将草案送交英国政府，为取得英政府对草案的支持，甚至还亲自出访伦敦。然而，巴都在伦敦却遭到了冷遇。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爵士1934年7月13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时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决不参与旨在对德包围的反德活动，拒绝支持法苏联合草案。英国和德国的态度对能否缔结“东方公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因为德国的反对，英国的拒绝，影响了波兰等东欧国家。波兰外长贝克上校甚至表示：只有当德国加入了“东方公约”，波兰才能加入。巴都的东欧之行，同样没有取得什么成果。1934年10月9日，巴都在马赛遇刺身亡，“东方公约”失去了一位热情的创议者。继巴都之后担任法国外长的皮埃尔·赖伐尔1934年12月5日虽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订了《法苏关于东方公约的议定书》，声称两国政府相互合作，加强相互信任，保证不进行旨在妨害“东方公约”的政治谈判等等；12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宣布也加入法苏议定书。然而，赖伐尔对“东方公约”的热情在希特勒的威胁面前逐渐冷却了下来。
（四） 签订苏法、苏捷互助条约
苏联一直坚持集体安全原则。当看到建立欧洲安全的“东方公约”已经希望渺茫时，十分重视同法国政府缔结反法西斯侵略的互助条约。但是，由于法国新任外长赖伐尔所推行的法国外交已经逐渐脱离其前任巴都外交的轨道，从而使苏联政府的集体安全政策遇到了重重困难。赖伐尔刚一上台就表示，他的议事日程上首先要着手解决的是同意大利、德国的关系。赖伐尔为了同意大利搞好关系，于1935年1月7日亲赴罗马同墨索里尼秘密会晤，赖伐尔纵容墨索里尼染指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行动计划。此计划到10月份墨索里尼就付诸实施，对阿比西尼亚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几乎与此同时，赖伐尔还同意希特勒政府的要求，在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全民投票，解决萨尔区的归属问题。投票结果，萨尔区交给了德国。希特勒得到了萨尔区后，尽管声称同法国的领土争端业已解决，另一面却进一步明目张胆地重整军备。1935年3月16日竟颁布了普遍兵役制，从而宣布废除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依照新颁布的兵役制，德国的兵员可达60万人，而法国根据1935年3月11日公布的征兵法草案，其应征兵员最多不超过30万人。这样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陆军的强大地位遇到了严重的挑战。赖伐尔对德、意法西斯妥协外交的后果，使法国政界和舆论界感到惊恐不安。法国的舆论界呼吁政府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缔结法苏反法西斯侵略的互助条约。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赫里欧认为法国没有单独与德国抗衡的力量，主张“与俄国结盟”，唯有这样才能使法国在德国的挑战面前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平衡力量”，“在战时建立第二战线”。
苏联政府自从1934年底签订《法苏关于东方公约的议定书》后，就一直主张进一步同法国缔结双边互助条约。1935年1月28日，莫洛托夫在一次演说中表示了苏联政府的这种意向，同时也对赖伐尔在1月间对德、意采取的步骤表示了令人忧虑的心情。1935年2月20日，苏联政府又发出照会，敦促法国政府注意不应放弃集体安全原则。法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忠告和敦促，都没有予以理睬。3月29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法国政府，建议苏法两国缔结互助条约 (55) 。赖伐尔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与苏联驻法全权大使波将金取得联系，商讨两国政府举行会谈，签订互助条约事宜，经过多次讨论，赖伐尔接受了波将金大使的建议：两国互助条约以国联盟约有关条文为基础，缔约双方的一方遭到任何欧洲国家无端进犯时，另一方应依照国联盟约第十六条的规定“立即给予援助”。1935年5月2日，波将金和赖伐尔代表苏法两国政府在巴黎签订了互助条约 (56) 。5月13日到15日赖伐尔访问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赖伐尔。会谈期间双方重申将继续努力为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缔结东方公约创造条件。
5月16日在布拉格签订了内容与苏法互助条约基本相同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互助条约 (57) 。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的坚持下，苏捷互助条约第二条规定：只有当法国对被侵略国给予援助时，缔约双方才能互相援助。苏捷互助条约实际上是苏捷法三边互助条约，法国在其中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苏捷互助条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苏联政府把先后签订苏法、苏捷互助条约看作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奠基石。事实上，随着法国赖伐尔的政策越来越接近德国，疏远苏联，这两项互助条约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法、英、意于4月上旬在斯特莱沙举行会晤期间，赖伐尔曾经得到过希特勒的保证，即法苏签订互助条约并不妨碍德法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种情况下，赖伐尔才敢于接受苏联政府3月29日的建议，开始同波将金会晤，“与苏联跳一次华尔兹舞”来了。赖伐尔5月16日访问莫斯科结束后，在华沙参加毕苏茨基的葬礼时，曾对波兰外长贝克上校说：法苏签约与其说是为了法苏互助反对侵略，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德苏接近。同时他还公开对德国法西斯头目戈林表示，只要德国认为有必要，法国随时可以“牺牲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事实证明，赖伐尔在签订互助条约上是毫无诚意的。此外，法苏签订互助条约后，法国议会迟迟不予批准。英国政府为了减少法苏互助条约的影响，在6月18日同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公然同法苏互助条约唱对台戏。从苏法、苏捷互助条约签订的第一天起，它们没有起过任何实际作用，正说明了苏联政府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路程是多么艰难。
三、 呼吁集体反击法西斯侵略
在英法政府的怂恿下，墨索里尼于1935年10月3日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大规模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由于慑于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国联被迫于10月7日承认意大利为侵略者。苏联政府为了维护阿比西尼亚的独立和主权，呼吁国联成员国统一行动，惩罚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苏联代表波将金于10月10日召开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发言 (58) ，重申了苏联政府一贯坚守的关于和平不可分割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原则，指出：国联成员国的“统一行动是消灭冲突的最可靠的手段……统一行动可能成为最迅速地实现集体安全的保证，而集体安全是防止任何一方进一步企图用打击那最敏感的地点的办法来破坏普遍和平的必要制度”。10月19日国联又不得不通过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决定。但是，这个制裁经济上不包括意大利急需的军用战略物资，军事上不禁止意大利运送兵员和军用物资的船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石油是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最为急需的战略物资，墨索里尼曾说：国联若将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我一周后就只好退出阿比西尼亚”。苏联政府极力主张扩大制裁，建议国联通过一项禁止向侵略国家出口石油的决议。包括苏联在内的10个供应意大利石油的国联成员国同意将石油列入新的制裁项目，不向意大利输出石油。但是，由于对意大利禁运石油有损于英国石油垄断组织的利益，英法驻国联代表以各种借口阻碍国联讨论对意大利进行石油制裁。同时，墨索里尼要求希特勒通过赖伐尔去影响英国政府的对意政策，以便拖延国联讨论对意大利禁运石油。赖伐尔利用在巴黎举行的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尔的会谈，对霍尔施加压力；一旦意大利在地中海攻击英国舰队，法国海军将无力援助英舰等等。英法终于同意于1935年12月9日签订了旨在对意大利妥协的赖伐尔-霍尔协定。协定内容公布后，引起英法两国公众的极大愤慨，霍尔和赖伐尔先后被迫下台。然而英法政府并未改交对意政策。英国政府于1936年6月18日宣布关于建议取消对意制裁的决定。在英法外交的影响下，国联特别会议终于在1936年7月4日通过撤销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决定。苏联政府呼吁统一行动，集体反击法西斯侵略所作的努力，由于来自帝国主义各方面的破坏而未取得成果。
1936年7—8月间，德、意法西斯决定出兵支持西班牙法西斯佛朗哥叛军，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英法政府唯恐战争扩大而酿成世界大战，于8月2日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对西班牙内政联合实行不干涉政策；8月15日又决定不向西班牙人民阵线输出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9月3日，包括苏联和德国、意大利在内共27个欧洲国家接受英法的建议，签订了“不干涉协定”，规定：缔约国对西班牙实行禁运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9月9日在伦敦设置了不干涉委员会以便监督协定的执行。苏联政府之所以接受不干涉政策，签订“不干涉协定”，主要是指望各国政府都不干涉西班牙内政，遵循西班牙的事务西班牙人自己解决的原则，相信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完全有能力平息内部叛乱。事态发展表明，德、意根本无意履行“不干涉协定”的义务，公然派兵达30万人之多，甚至用“不干涉协定”的缔约国葡萄牙向佛朗哥叛军运送大批武器弹药。对于德、意、葡公然违反“不干涉协定”的破坏行为，英法政府也采取了不加干涉，无意阻止的立场。不干涉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迈斯基于1936年10月7日照会该委员会主席普利茅斯勋爵，以事实揭露德、意、葡公开破坏“不干涉协定”，表示苏联政府决不同意把“不干涉协定”“变成掩盖某些参加国对叛乱分子提供军事援助的屏幕”。迈斯基的照会还建议“不干涉委员会”必须履行职责，对葡萄牙港口实行监督。1936年1月23日，迈斯基又向普利茅斯主席递交一份声明 (59) ，指出：鉴于协定屡遭破坏，协定缔约者不断地为西班牙叛军输送武器，苏联为消除破坏协定行为所作的努力，也未获得赞同，苏联政府认为：应当“恢复西班牙政府从西班牙国外购买武器的权力和机会……并容许协定的参加者出售或不出售武器给西班牙。”迈斯基郑重声明：“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愿再为对西班牙合法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显然不公正的既成局势承担责任”，并将根据国际法准则向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提供借款和出售武器。1936年11月27日，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呼吁国际联盟给予援助，国联行政院却置之不理。12月11日，苏联代表波将金要求国联行政院尊重事实，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法西斯干涉和威胁世界和平事业。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于1936年12月21日联名致函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理，保证苏联政府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为进行反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仆从法西斯军事匪帮而斗争的西班牙政府”。苏联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一起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西班牙人民捍卫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来自苏联、中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南斯拉夫等54个国家的4万余名反法西斯战士组成著名的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和军队一起进行反法西斯的战斗。1939年3月28日，法西斯军队攻占马德里，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终于被德、意法西斯军队和英法的“不干涉政策”所扼杀。正如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总结报告 (60) 中指出：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实质上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的政策。
在英法的纵容下，希特勒德国于1938年3月11日和14日未发一枪一弹就占领和吞并了奥地利。对于德国法西斯明目张胆的侵略，国联和“不干涉委员会”竟未作出任何相应的反应。唯有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德国占领并兼并奥地利的法西斯侵略。3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 (61) ，严厉谴责德国入侵奥地利并剥夺奥地利独立的法西斯行径。声明指出：法西斯的侵略不仅危及整个欧洲国家，甚至欧洲以外国家的安全，“如果所有国家，特别是在大国集体拯救和平问题上采取果断的、毫不含糊的立场，那么今天为时还不晚，明天也就迟了”。苏联政府表示决心“参加同苏联共同商定的集体行动，这将制止侵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消除一切严重的新的世界大屠杀的危险”。英国政府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认为苏联以“集体行动”制止侵略的建议，“对欧洲和平的前景未必会产生良好的作用”。4月2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德国兼并奥地利。
德国兼并奥地利后，越来越狂妄骄横的希特勒就动手侵略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5月19日，希特勒大兵压境，企图用武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服。5月28日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重申 (62) ：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外敌进攻，苏联政府将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援助。8月22日李维诺夫在莫斯科会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时直言不讳地声明 (63) ：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进攻，苏联政府“也将同样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 (64) 。9月2日，李维诺夫在莫斯科会晤法国驻苏代表时敦促法国政府履行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指出：“如果法国给予援助，我们一定根据苏捷条约，利用一切可行的途径，履行我们的全部义务。”李维诺夫还建议举行苏、法、捷三国军事代表会议，以便落实援助的具体办法。实际上法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苏联建议的，因为在解决希特勒德国提出的苏台德问题上，法国政府早已同意英国政府的计划，即满足希特勒对捷克斯洛克的领土要求，条件是不再反对英国。
9月3日，希特勒已经拟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同时叫嚣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张伯伦同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举行第一次会谈后飞返伦敦，9月18日同法国政府的达拉第、博内等在伦敦紧急会晤。次日，将会晤结论以照会形式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65) ：英法政府已经同意将苏台德区“立即移交德国”，否则，“和平的维护和捷克斯洛伐克切身利益的安全便不可能获得切实的保障”。当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照会苏联政府，询问当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时，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互助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苏联政府对上述提问作了肯定的、明确的答复：立即给予有效的援助。
苏联政府还保证，当捷克斯洛伐克向国联呼吁要求援助时，苏联将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履行自己的义务。后来，李维诺夫在9月23日国联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重申了苏联政府对苏捷互助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如此，苏联政府在行动上还作出了实质性的反应：命令陆军、空军和坦克部队进入临战状态，甚至为派遣空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作好了准备 (66) 。9月30日凌晨，英法屈从德国的压力，在慕尼黑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德英法意四国协定》 (67) ，即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四、 20世纪30年代的远东政策
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的《消息报》和 《真理报》及时发表社论和文章，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侵略。《真理报》的文章表示对中国人民深切的同情，“苏联劳动人民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斗争”。此后，苏联政府多次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和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人民，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但是，1931年10月28日，当日本驻苏公使广田弘毅会见加拉罕，要求澄清关于苏联援华抗日和如何处理中东铁路权益问题时，加拉罕却矢口否认苏联援华抗日有任何事实依据，并声称：苏联政府历来尊重他国的主权，涉及与中国缔结的条约，将持“严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重申“不干涉政策”，20日又致函广田弘毅强调将保持“最严正的中立”，要求日本也不要侵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1932年3月1日，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成立，《消息报》发表社论，宣称苏联将丝毫不改变与“和平政策相联的绝对不干涉政策”。1932年8月29日，广田弘毅会见加拉罕时要求苏联承认“满洲国”，以及就处理中东铁路问题交换意见。1933年5月2日，李维诺夫正式表示中东路权可以“售予”日本。但日本表示中东路在“满洲国”境内，只能与“满洲国”交涉“出售”路权问题。日本意在逼苏承认伪满洲国。苏联为了远东地区的安全，不惜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处处与日妥协。1933年6月26日，苏联和伪满洲国代表在日本外务省官邸开始谈判“出售”中东路问题。谈判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于1935年3月23日签订了《“满洲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将北满铁路（中东铁路）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让渡给满洲的协定》，以1.7亿日元（其中包括苏联职工退职金3000万元）的代价，将全长1700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售予”日伪。然而日本军部和内阁并未因苏联的妥协而改变夺取苏联远东地区的北进战略。1931—1933年日本多次拒绝苏联关于缔结苏日中立条约的建议。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本在张高峰地区和诺蒙坎地区先后多次向苏军发动进攻。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无私的援助。1937年8月21日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6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中国从苏联获得大批军用物资和优惠贷款。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00架飞机，1000门大炮和8000挺机关枪。苏联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人员也随之而来。约有百余名苏联飞行员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和牺牲精神，中国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第四节 争取自身安全的对外政策
一、 对外政策的变化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德国的变化。苏台德区拥有仅次于法国马奇诺防线的边防工事，集中了捷克斯洛伐克近1/2的重工业，还有1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60万日耳曼人、捷克斯洛伐克人。这一切都按协定为德国吞并，无疑大大加强了希特勒德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从而为它称霸东欧和东南欧创造了条件。继《慕尼黑协定》立即签订的《英德宣言》 (68) 宣告：两国今后“永不彼此开战”，一致同意“采取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一切其他问题”。1938年12月6日签署的《法德宣言》 (69) 宣称：“两国之间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目前所划定的疆界是最终疆界”。两国将尽其所能保证“和平睦邻关系”的发展。两个宣言表明：（1） 英法同德的矛盾暂时有所缓和；（2） 法捷、法苏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法、捷、苏之间反法西斯互助关系也已不复存在；（3） 英法的出卖，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使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小国家对英法失去信任和对苏联失去信心，从而转向德国，正如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所说：“小协约国已不再存在”；（4） 英法同苏联的关系疏远了，这是希特勒德国离间政策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使德国避免由于英法、苏联盟而处在受东西夹击的困境；（5） 由于德国外交上占了便宜，更加助长了他们的法西斯侵略势头。
慕尼黑会议后，尤其在英国，绥靖势力依然牢牢控制着内阁。他们的言行表明，英国外交仍沿着慕尼黑道路继续走下去。英国保守党有影响的活动家比维布鲁克说：“张伯伦仍然确定通过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外交谈判是可以达到使欧洲停止敌对行为的，而不必采用强硬的手段”，“首相并不想对德国在东南欧和土耳其的扩张进行任何抵抗。相反，他指望建立一个‘妥协性的欧洲’，来推动德国希特勒同苏联发生冲突” (70) 。张伯伦首相的工业顾问格拉斯·威尔逊说：“随着‘妥协性的欧洲’的形成，‘缓和势力’将起作用，德国禽兽的侵略性也‘一定大大减弱’。” (71) 首相张伯伦本人则在10月30日内阁会议上公开声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绥靖政策。我们应当努力和极权制度建立那样一种关系，以便能够达到欧洲的调整并建立起稳定关系” (72) 。张伯伦硬要人们相信他的“慕尼黑模式”将会给欧洲带来“和平”，把法西斯侵略的矛盾引向东方。
希特勒在慕尼黑曾对张伯伦许下诺言，苏台德是他在欧洲的最后领土要求。然而，《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墨索里尼却又提出了兼并默默尔、但泽、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的新要求。尽管张伯伦感到烦恼，仍决定带着痛苦的心情于1939年1月上旬访问罗马，为的是以“极大的努力”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1938年12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范西塔特曾透露：希特勒将向东方包括苏联的乌克兰“实施打击”，而“张伯伦集团蓄意宣扬德国侵略的‘乌克兰方向’” (73) 。法国外长庞纳也有一套“绥靖欧洲”的计划：“在英国（自然还有德国）的帮助下……在东方满足德国的要求，同时尽可能把德国从西方和地中海方向引开。”庞纳甚至毫无掩饰地说：“非得在东方作出牺牲不可”，需要向德国的扩张“提供出路”和“提供粮食和原料基地”，对法西斯作出“理智的”让步 (74) 。
然而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英法的一再让步和妥协有所收敛。慕尼黑会议刚结束，希特勒就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民主国家竟然使我们这样容易达到目的，这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孝敬我们越多，我们越是要架子十足地向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 (75) 希特勒没有食言，签字不到10天，就给最高统帅部下达密令，要求拟订一个“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和“占领默默尔区”的行动计划。后来又下达了“补充命令” (76) ，要求为彻底实施“绿色方案”加紧作好准备。
英法绥靖势力与希特勒德国的公开勾结，希特勒德国在英法纵容下进攻势态咄咄逼人，日本法西斯在远东地区与希特勒德国遥相呼应，配合行动，威胁着苏联的安全，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体系已事过境迁。形势对苏联来说是严峻而恶劣的。为了防止西方国家重建反苏联盟和摆脱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在新形势下苏联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继续争取与英法联合，制止法西斯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同时与德国接近，搞缓和，避免英法纵容德国对苏开战。
尽管苏联对英法的态度疑虑重重，但还是尽可能地告诫英法要识破德国人关于乌克兰的宣传乃是希特勒“宣传性的佯攻，其目的在于麻痹和安抚英法并以此掩护为他们准备的一份新的‘礼品’” (77) 。同时苏联一再呼吁加强苏英关系，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尽管德国法西斯进攻态势咄咄逼人，但只要苏德之间不发生战争，与德接近搞缓和，即使是短暂的，对苏联总还是有益的。希特勒从战略需要出发，也在考虑改善对苏关系。1938年底《苏德经济协定》期满，双方就此机会开始举行谈判，并于1939年1月初达成恢复经济谈判的协议。经济联系往往为政治解冻起着媒介作用。正因为如此，当西方舆论界盛传德苏两国正在“恢复友好关系”时，触动了张伯伦、哈里法克斯之流的政治神经，多次向迈斯基表示关切。
2月间，苏联政府不断获悉：张伯伦“已在准备第二个慕尼黑” (78) ；“庞纳自己就准备大大迎合意大利人的要求”，“如果张伯伦施压力，让步的幅度还会更大” (79) 。2月底，驻英大使迈斯基在一份评述中对1938年英国对外政策作了总结，认为一年中英国绥靖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已经到来的1939年，“张伯伦的路线……仍将是不列颠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80) 。大量事实证明了迈斯的估计：“张伯伦是一个无希望的人。他不可能改变方向。” (81) 此时，正是希特勒要着手实施“绿色方案”，最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工作总结报告中阐述了新形势下苏联对外政策反法西斯和反对纵容法西斯侵略的原则立场，指出：“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他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最后，斯大林总结20世纪30年代，尤其慕尼黑会议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之后，提出了“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国家卷入冲突中去”的新的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从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自身安全和利益出发，对1933年12月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对外政策的修正。
二、 苏、英、法谈判
《慕尼黑协定》签订不到半年，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完成了“绿色方案”，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希特勒德国兼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控制了中欧，为进攻波兰、苏联和巴尔干创造了条件；同时表明向新的世界大战又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震动了欧洲各国的各阶层人士。尤其在英国，掀起了反绥靖主义的浪潮。以英国丘吉尔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政治家，主张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联盟，指出：“没有一条强大的东战线，就无法令人满意地保障英国在西欧的利益；而没有俄国，也就不可能有一条强大的东战线。”法国由于直接面临德国的威胁，联俄抗德的呼声更为高涨。
张伯伦因国内的舆论压力，被迫同意与苏联谈判。但张伯伦并没有放弃绥靖政策，对英苏谈判一直缺乏诚意。1939年3月17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奉命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提出一旦德国入侵罗马尼亚，苏联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李维诺夫反问西兹，英国将作何反应，西兹竟避而不答。但是，当李维诺夫建议召开与局势有关的六国（苏、英、法、罗、波、土）会议，共商制止德国侵略时，英国政府却借口“条件尚未成熟”，为时尚早，而加以拒绝。由于国内联俄抗德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政府于4月15日竟建议苏联发表声明，即当欧洲国家遭到德国侵略时，苏联将予以援助。对于这种近乎无理的建议，苏联政府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4月16日，李维诺夫接见西兹时提出了反建议：缔结一份英、法、苏合作5至10年的三边互助条约。张伯伦迟迟不予回答，直到5月8日才宣布拒绝苏联的反建议，但在国内引起了朝野的强烈不满。5月19日，丘吉尔在下议院的外交政策辩论会上严厉责问张伯伦：“如果你准备在战争中和俄国结盟（这是最大的考验和最大的事件）；如果你准备在保卫我们曾予以保证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时与俄国结盟，那么，你为什么又害怕现在就同俄国结盟呢？在这个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当时正是德国向苏联试探建立正常关系，张伯伦政府才在5月27日同意同法国政府一起向苏联提出新的缔约建议案。
英法的建议规定，当缔约三方的任何一方遭到侵略时，其他两方应予援助；同时规定，苏联应对英法保证的五国（波、罗、土、希、比）给予援助。建议案并没有提到当德国通过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进攻苏联时英法是否予以援助，也没有涉及三方缔结军事专约的问题，否则对被侵略国提供军事援助时将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因此，苏联政府于6月20日建议：缔结三国互助条约的同时签订一项军事专约；援助英法保证的五国时，对波罗的海三国无论遭到直接或间接侵略均应予以援助。苏联新任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还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到莫斯科参加谈判，以加快谈判的进程。当时，英德谈判正在秘密进行中，张伯伦唯恐委派外交大臣前往苏联谈判将会危及英德密谈，因此只派了外交部的低级官员威廉·斯特朗代表英国政府参加莫斯科三国政治谈判。与此同时，英法于6月15日就苏联政府6月2日的建议作了答复，表示不能因苏联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反对侵略而对它们提供援助。7月1日英法被迫同意当波罗的海国家遭到直接侵略时同苏联一起对它们提供安全保证，但拒绝在它们遭到苏联提出的所谓“间接侵略”时给予援助。英法企图在“间接侵略”问题上寻找借口，以摆脱履行援助的义务。由于英国缺乏诚意，意见分歧太大，英、法、苏三国政治谈判陷入僵局。
1939年7月9日，苏联政府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向英法建议：在政治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同时举行军事谈判。当时，由于英德密谈的消息已被新闻界披露，张伯伦的处境极其困难；同时苏德经济谈判有可能导致苏德关系的改善。张伯伦政府才同意苏联的建议，并于7月25日通知苏联政府，英国政府将派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三国军事谈判。
三国军事谈判从8月12日开始。苏联军事代表团由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率领，而英法的代表团长则由二三流人物担任。英国政府并没有赋予代表团任何权力，不但如此，竟训令代表团“缓慢地进行谈判”，谈判中回避讨论援助波罗的海国家和援助波兰、罗马尼亚时苏军过境问题，等等。谈判从一开始就蒙上了前景暗淡的阴影。但是，苏联代表团仍为谈判成功作了努力，提出了一份英、法、苏共同抗击侵略、互相协调行动的军事计划。计划规定：只要英法投入相当的兵力，苏联保证在欧洲部署136个师的兵力、5000门重炮、近万辆坦克和5000至5500架飞机抗击侵略者。如果英法遭到侵略，苏联将以英法用以抗击侵略者的70%的兵力投入战场；如果波兰和罗马尼亚遭到侵略，苏联将以与英法同等数量的兵力投入战场；如果侵略者通过波罗的海国家进攻苏联，英法应以苏联抗击侵略者的70%兵力投入战场。然而，英法代表团回避讨论具体的军事计划，空谈军事合作的一般原则。当伏罗希洛夫追问英法代表，一旦战争爆发，英法究竟能投入多少兵力共同对德作战，法国代表表示一无所知，英国代表表示只能派遣6个师的兵力到大陆作战。
因为苏德之间没有共同的边界，苏联代表团提议允许苏军通过波兰国境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共同抗击侵略者，并建议英法出面敦促其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允许苏军过境。英法借口波兰是独立国家，应由苏联自己出面交涉；同时，波兰政府表示坚决反对苏联的建议，8月20发表政府声明：波兰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苏军进入波兰。英法及其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既要苏军援助又都拒绝苏军过境。谈判进展到了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但苏联代表团仍耐心等待英法能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促使波兰、罗马尼亚改变态度，而英法代表团无意改变错误立场，企图以波兰不同意苏军过境为由，将谈判拖延下去。此时，德国正要求同苏联改善政治关系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在同英法结盟无望的情况下，考虑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决定消除苏联单独同德国战争的危险，同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历时4个多月的英、法、苏三国谈判终于宣告失败。
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斯大林在联共十八大的报告，苏联外交的人事变动由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莫斯科正在举行的英法苏三国谈判，这几件事都使希特勒德国深感忧虑，担心英、法、苏结盟，使德国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处在东西夹击之中。从1939年5月到8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多次指示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表明德国无意进攻乌克兰，建议德苏加强政治关系，使两国关系“安定化、正常化”起来，甚至表示德国愿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尊重苏联的利益，等等。莫洛托夫接见舒伦堡时指出，苏联政府注意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数次声明，但至今尚无事实可以证明德国对苏政策已有转变，婉言拒绝了德国的建议。到8月份，由于实施侵略波兰的“白色方案”的限期日益追近，希特勒迫切需要立即改善同苏联的关系。8月14日里宾特洛甫以特急电告舒伦堡，立即用原话转告莫洛托夫：德苏关系已“临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82) ，德国外长将“以元首的名义”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转达元首的意见。莫洛托夫仍以毫无准备为由，再次婉言拒绝。此时希特勒已下达实施“白色方案”的作战命令，为保证9月1日侵波战争按时进行，希特勒于8月20日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允许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苏联政府鉴于英法缺乏诚意，争取与英法结盟无望，德日两个法西斯又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加之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有受到日德东西夹击的危险，苏联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作出重大决策，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缔约。
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拥有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经签字便立即生效的大权，于8月22日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83)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 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进行侵略或者攻击。
（2） 缔约国之一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决不支持第三国。
（3） 缔约国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缔约国另一方的国家集团。
（4） 缔约国之间倘若发生争执，不论争执的性质如何，双方应绝对只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有《秘密附属议定书》 (84) ，主要内容是：
（1） 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那地区的利益。
（2） 在波兰国家所属的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通过友好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关于东南欧，苏联提请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在政治上对这些地区完全不感兴趣。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苏联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陷于失败，有可能受到日德东西夹击的危险形势下，为维护苏联自身安全而签订的。《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人民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严重威胁，长期以来苏联倡导欧洲集体安全，支持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然而，英法的绥靖势力极力纵容法西斯，祸水东引，企图挑起苏德战争，以便从中渔利。《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好击中张伯伦之流的要害，苏联避免了与德单独作战，反而爆发了英法与德国的战争。张伯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食恶果。甚至连丘古尔也大加称赞苏联的这一外交决策，并认为是英法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条约》的签订，为苏联赢得了23个月的宝贵备战时间。苏联政府利用这段时间迅速扩军，加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工业，加紧储备战争物资等等。这些对苏联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条约》的签订，加深了德日矛盾，打破了德日反苏统一战线。1936年德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件中规定德日共同反苏并相互支持。正当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苏联进攻时，德国竟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而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苏计划。日本平沼内阁因此遭到谴责，不久宣布下台。从此之后，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步调始终未能统一。1941年6月德国挑起苏德战争，要求日本从东线配合行动，参加对苏战争，日本却一心推进南进计划，去偷袭珍珠港，对德国的紧急呼吁也不予理睬。
《条约》的签订，德国也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集中力量实现了“先西后东”战略，然后以大半个欧洲的力量进攻苏联，使苏联卫国战争初期遭到了重大损失。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秘密“讨论了划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签署了《秘密附属议定书》，苏联的这些行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四、 建立“东方战线”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按时实施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爆发。正当德军对波兰突然袭击的时候，英法政府竟宣而不战，没有出兵援助其盟国波兰，实际上是继续执行祸水东引的反苏政策。为了防止战火继续东延，为了苏联自身的安全，苏联政府决定立即行动，在西部边界建立一条阻止德国法西斯继续东进的防御线——“东方战线”。这条战线从苏军出兵波兰开始，经过苏芬战争，到波罗的海三国和比萨拉比亚最后加入苏联为止，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不到一年终于建成。
根据1921年苏波签订的《里加条约》，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正式归属波兰。1932年又签订了《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正当波兰军民奋起抗击德国入侵陷入困境的时候，苏联政府于1939年9月17日竟宣布“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因此，苏联波兰之间缔结的条约已归无效”，“苏联政府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同胞——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也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接着红军就开进波兰东部。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会合时，双方并未发生任何冲突。德军完全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第二条规定，主动撤出那累夫河—散河一线以东已经占领的地方，移交给苏联军队。苏军在德军的密切配合下“解放”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苏军开进波兰东部后，莫洛托夫向德方提出，苏联希望以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散河为界分割波兰，并以此为基础立即举行谈判。德方完全同意。8月27日和28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签订了《苏德边界友好条约》，最后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
苏联政府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的安全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当苏德完成瓜分波兰后，苏联政府就立即着手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的第一条规定解决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斯大林在9月25日晚便将此意通知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并希望德国政府予以慷慨支持。德国方面同意了苏联的意见。苏联政府在9月28日、10月5日和10月10日分别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了内容相同的“互助公约” (85) 。根据“公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拥有驻军、建筑飞机场和海军基地的权利。苏联加强了对波罗的海和芬兰湾的军事控制，三个小国实际上沦为保护国。
1940年6月14日，苏联趁德国西进无暇东顾之机，借口立陶宛政府破坏苏立互助条约，向立陶宛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立即建立一个能够并愿意保证苏立互助公约切实履行和坚决制裁公约敌人的政府，并保证苏军在立陶宛境内自由通行和苏军数量增加到足以保障公约的执行，等等。立陶宛政府被迫完全接受苏联提出的各项要求。次日，苏军占领了立陶宛。6月15日，苏军又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提出同样的要求，爱、拉也被迫接受，接着也被苏军占领。
芬兰在苏联“东方战线”的最北端。苏联政府以保障其西北边境尤其是列宁格勒的安全为由，1939年10月向芬兰政府提出谈判解决边界变动问题。苏联政府要求租借汉科港30年，芬兰湾中的岛屿、卡累利阿地峡的一部分，总共2761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割让给苏联。苏联则将雷波拉和波罗斯湖地区总共5523平方公里的苏联领土作为交换让与芬兰。芬兰认为苏联的要求侵犯了芬兰的独立与主权，又不符合芬兰的中立政策，只同意在卡累利阿地峡把边界北移十俄里（合10.67公里）。由于分歧太大，谈判陷于僵局。
苏联政府决定利用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借口芬兰边防军向苏军挑衅向苏联境内发射炮弹，提出要求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军北撤20至25公里。芬兰政府拒绝苏方要求，提出双方后撤均等的距离。11月28日苏联政府指责芬兰的答复乃是敌对的表现，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宣布同芬兰断交。30日清晨，苏军进攻芬兰，苏芬战争开始。1940年2月11日，苏军大举进攻，突破了曼纳林姆防线后，芬兰同意举行谈判，3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芬和平条约》 (86) ，规定：靠近列宁格勒地区的苏芬边界北移150公里；卡累利阿地峡连同维堡市，维堡湾和芬兰湾中的岛屿，拉多湖西岸和北岸地区以及卡累利阿北部领土都划归苏联。苏联所得土地比原来所提的土地扩大了数倍。苏联作为交换的领土，和约中根本就没有提。此外，苏联还得到汉科半岛30年的租借权，比原来租借汉科港30年也进了一步。
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在苏联“东方战线”的最南端。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以比萨拉比亚原属俄国以及北布科维纳的居民主要是乌克兰人为由，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将这两块地方归还苏联。罗马尼亚政府被迫同意。28日，苏军奉命进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苏联为了加强边境防御，建立一条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防御线，是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的。然而，苏联的这条防御线——“东方战线”却建立在离自己边界以西三四百公里的邻国的领土上，而且采用了非常手段，甚至用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恶劣做法实现。这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小邻邦的行动，实质上是背信弃义的行径，影响极其恶劣。
五、 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1940年8月初，希特勒德国进逼英伦后就开始制订对苏作战计划。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12月5日希特勒批准了最初以“奥托”为代号，后又改称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对苏作战方案。以上情况表明，德国法西斯挑起苏德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斯大林仍相信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希特勒不会在短期内撕毁条约。然而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却因为日本关东军的武装挑衅而受到威胁。在张高峰地区和诺门坎地区，日军进攻先后被苏联红军击退后，1939年9月15日，苏日达成停止军事行动和成立划界委员会的协议。11月开始苏日谈判，12月31日签订了苏日协议，表明苏日关系有所缓和。
1940年下半年，日本在对苏战略上有了重大的改变。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及内阁联席会议决定实施南进政策。为保证南进政策的实施，有必要“迅速调整对苏外交”，这样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为此，早在7月初日本政府就建议举行日苏谈判，缔结中立条约。苏联政府从自身安全出发，也希望与日本的关系进一步缓和，同意日方的建议。1941年3月12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赴欧途经莫斯科时，同苏联政府进行了初步谈判。4月7日回到莫斯科同莫洛托夫再次会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87) 及附件《声明书》 (88) 。
《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果缔约的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军事行动的目标，缔约的另一方将严守中立。《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一旦爆发苏德战争，苏联则可避免受东西夹击、两线作战的困境。然而苏联只顾自身安全，不顾他国利益，完全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正因为《条约》的签订，解除了日本扩大侵华的后顾之忧，从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带来了困难。
应当指出，附件《声明书》还含有重大的错误。《声明书》指出：“苏联承担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义务，而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承担同样的义务。”众所周知，1924年5月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明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1932年3月1日成立的“满洲国”乃是由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而成的傀儡政权。苏联作了违背协定和不尊重事实的声明，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1)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
(2)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3卷，第54—358页。
(3)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3卷，第360页。
(4) 《苏波关系史文件和资料》第1卷，莫斯科，1963年，第163页。
(5) 参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8页。
(6)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第15—18页。
(7) 列宁：《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1页。
(8) 列宁：《致美国工人》，《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页。
(9) 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5，336—337页。
(10) 契切林：《外交政策问题论文及报告集》，莫斯科，1961年，第146页。
(11)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5—466页。
(12)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2页。
(13) 《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497—498页。
(14)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497页。
(15)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512—526页。
(16) 《苏波关系史文件与资料》第1卷，第418—419页。
(17) 史称“寇松线”。
(18)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640—666页。
(19) 1935年更改国名为伊朗。
(20)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613—620页。
(21)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620—623页。
(22)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632—639页。
(23)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21页。
(24) 泛指中国的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25)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21—24页。
(26)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2卷，莫斯科，1958年，第320页。
(27)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5页。
(28)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2卷，第408页。
(29) 尼古拉·茹科夫斯基：《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
(30) 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80）第1卷，莫斯科，1980年，第127页。
(31) 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苏联对外政策文件》（1917—1980）第3卷，莫斯科，1959年，第607—614页。
(32)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文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页。
(33)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5卷，莫斯科，1961年，第48页。
(34)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615页。
(35) 列宁：《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列宁文稿》第4卷，第333页。
(36) 参阅《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37) 《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89—790页。
(38) 齐瓦诺夫斯基：《苏俄历史》，新泽西，1979年，第153页。
(39) 《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3—5页。
(40) 汉志，Hejaz，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首都麦加。原是阿拉伯半岛上最早的王国。一战前受奥斯曼帝国控制，1916年独立。1924年同内志发生冲突，次年因战败与内志合并，合为沙特阿拉伯王国之一省。
(41) 阿贝农勋爵：《和平大使》第2卷，伦敦，1929年，第21页。
(42) 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规定：国际联盟成员国要积极参加国联为反对侵略者而采取的制裁行动。
(43) 参阅《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23），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344—357页。
(44) 《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241—244页。
(45) 《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424—425页。
(46) 《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449—454页。
(47) 参见《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258—259页。
(48) 《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129—138页。
(49) 1933年4月17日《真理报》。
(50) 1933年6月24日《真理报》。
(51) 《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509—512页。
(52) 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6卷，莫斯科，1970年，第876—877页。
(53)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22页。
(54) 斯大林：《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9—250页。
(5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8—41页。
(56)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1—34页。
(57)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1—34页。
(58)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9—100页。
(59)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1分册，第116—117页。
(60)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第666页。
(61) 1938年3月18日《消息报》，《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344页。
(62) 苏联外交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编：《慕尼黑历史的新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5—17页。
(63) 苏联外交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编：《慕尼黑历史的新文件》，第50—60页。
(64) 苏联外交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编：《慕尼黑历史的新文件》，第80页。
(65)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年7月—1939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11—312页。
(66) 参阅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年7月—1939年8月），第343—345页。
(67)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苏联为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以下简称《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莫斯科，1971年，第1—2页。
(68)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年7月—1939年8月），第353页。
(69)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年7月—1939年8月），第399页。
(70)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51页。
(71)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62页。
(72) 丘巴良：《欧洲国际关系（1919—1939）》，莫斯科，1979年，第375页。
(73)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156—157页。
(74)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198页。
(75) 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95页。
(76)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414页。
(77)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136页。
(78)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188页。
(79)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204页。
(80)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212页。
(81) 《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第157页。
(82)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714页。
(83)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226—228页。
(84) 1948年1月，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1939—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首次公布了此件。1948年2月，苏联情报局发表《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抗议美国单方面公布德国外交文件，但对《秘密附属议定书》从未加以否认。
(85)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234—236页。
(86)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250—253页。
(87)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03—304页。
(88) 葛罗米柯等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