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从亚洲东北部向太平洋的扩张和早期的俄日关系

沙俄从亚洲东北部向太平洋的扩张和早期的俄日关系

18世纪初,俄国农奴制经济内部的商业资本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商人阶级。一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奴主和这些新兴的商人,为了牟取暴利,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迫切要求改变原来内陆国家的格局,夺取出海口,控制海上航道,占领国外市场和土地,梦想建立在沙俄军队支持下的世界霸权。彼得一世同瑞典人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时曾经说过“俄国需要的是水域” (1) ,这样的话恰是沙俄此时对外扩张的方向。马克思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 (2) 。彼得一世以后的俄国,就有这样的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它的着重点是夺取“六海三洋”(即波罗的海、亚速海、里海、黑海、地中海、日本海和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夺取“六海”是为了进入“三洋”,进入“三洋”则是为了夺取全球霸权。

历代沙皇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控制进入大西洋以至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航道,曾经同瑞典人,尤其是同土耳其人以及西方强国先后争战200余年之久。为了夺取里海,以便通过波斯进入波斯湾,同时征服中亚各汗国,进而南下以进入印度洋,曾同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民战争多年。这些情况人们所知较多。唯在东方,在亚洲的东北部,沙俄不断地“发现和开拓新土地”,夺取日本海以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历史情况,尚不大为人所注意。本文试图用一些事实说明沙俄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内,是怎样“占领”堪察加,之后又逐步“降服”千岛群岛的;是怎样强迫日本开港,以期实现从日本海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沙俄殖民主义强盗究竟是这些地方的“最早发现者” (3) ,还是“东方民族的恶魔” (4)

早在沙俄“征服”西伯利亚之前,科里亚克人、堪察加人和阿伊努人就已经世世代代在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宁静生活。堪察加和千岛群岛地处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之间,是从鄂霍次克海通往日本的必经之地,也是由此出入太平洋的门户。17世纪中期,沙俄向东扩张已经到达鄂霍次克海岸。1689年,沙俄政府与我国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彼得一世向我国黑龙江流域大规模进犯的计划,在清政府的抗击下暂时受到了抑制。沙俄于是便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东北方向,梦想从勒拿河出海,经北冰洋寻找一条“前往中国和印度的航道” (5) ;一方面则“开辟从堪察加通向日本……的航路” (6) 。这就是此后一个半世纪之内,沙俄政府以“考察”“探险”,或者以建立“友好”的通商关系为名,连续不断地向堪察加、千岛群岛和日本列岛派遣“考察队”和“远征队”的目的所在。它从来就是把这些活动当作“国家的政治事业” (7) 来完成的。这些沙皇“远征队”“考察队”的组成人员,有的是“杀人主犯”,有的是刑事流放犯,有的是贪得无厌的商人,或者是在沙皇军队中服役的野蛮成性的哥萨克,亦即所谓的“渔猎人”。他们每到一地,就四处强征暴敛,任意掠夺和残暴地杀戮当地居民,彻底地破坏了这些地区和平宁静的生活。

18世纪初,彼得一世十分关注有关日本的情况以及到日本去的问题。东西伯利亚雅库茨克当局的俄国官员阿特拉索夫(Владимир Атласов)奉命在堪察加“考察”时偶然遇见了海上遇难的日本人传兵卫。彼得一世获悉后,立刻下令尽快把这个日本人送往莫斯科,并“要求尽早地会见他” (8) 。会见后,彼得一世对传兵卫所提供的有关日本和千岛群岛的情况非常感兴趣,不久就命令雅库茨克当局“向堪察加派遣百人队队长,探查通往日本的道路”,同时“调查日本军人拥有何种武器,擅长何种战斗” (9) 等等。后来,沙俄西伯利亚局又通过传兵卫详细调查了有关日本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城防武器装备以及通往中国的交通和中日通商贸易等方面的情况 (10) 。西伯利亚当局又以沙皇的名义向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和阿纳德尔等地方当局发布命令:抓紧收集有关日本的情报,继续“发现”和“获得”新的土地 (11) 。阿特拉索夫本人则因殖民扩张“有功”得到了“巨大光荣” (12) ;并受沙俄政府之命,“带领军役人员和贵族人员” (13) 重返堪察加,继续为沙皇政府效劳。

1707—1711年间,俄国雅库茨克当局先后派往堪察加的殖民强盗多达289人 (14) ,但由于不断遭到堪察加人的激烈反抗,其扩张活动毫无进展。直到1711年8月,以达尼洛·安齐福罗夫(Данило Анцифоров)和伊凡·科兹列夫斯基(Иван Козыревский)为首的俄国强盗,在博尔沙雅河残暴地镇压了堪察加人的反抗之后,才从洛帕特卡角乘船南航,首次登上了千岛群岛的一个岛屿。1712年2月,科兹列夫斯基镇压了岛民的反抗,宣布该岛因“无人认领”而由俄国加以占领。1713年4月,雅库茨克当局批准了科兹列夫斯基进一步“发现和开拓”千岛群岛的请求。科兹列夫斯基以俘获的日本人为向导,再次南航,曾经到过千岛群岛的占守岛和幌筵岛,并在温弥古丹岛登陆上岸。科兹列夫斯基从岛民那里得知整个千岛的名称。他在一份报告中曾经列举了由北往南的15个岛屿的名称,描述了各岛的见闻。在对第六个岛的叙述中,科兹列夫斯基提到日本人在该岛提取某种金属矿物。彼得一世对此十分高兴,竟把这一发现比作西班牙和荷兰殖民主义者发现的“金银岛”,同时下令尽可能多地收集黄金,因为“黄金是战争的动脉” (15)

为了澄清科兹列夫斯基报告中的见闻,沙俄政府于1719年1月根据彼得一世的“秘密谕旨”,特地派遣彼得堡海军学校的地测专家菲多尔·卢任(федор Лужин)和伊凡·叶弗列伊诺夫(Иван Евреинов)前往探测“从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到日本的路径” (16) ,“去测量堪察加南部和千岛群岛并绘制地图” (17) 。但是卢任和叶弗列伊诺夫所绘成的地图并没有标明千岛各岛的名称,而是总称为“日本的群岛” (18) ,可见他们知道这不是俄国的领土。

此后的20多年中,沙俄在堪察加和千岛群岛的殖民扩张活动虽略有进展,但对“到达日本的道路”却远未考察清楚。这个问题多年来几乎一直是彼得一世的一块心病。彼得一世病重不起前曾召见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Ф.М.Апраксин)伯爵谈了他的这桩心事。他说:“最近我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心上盘算的……我考虑通过北极海到达中国和印度的航路务必要找到……专家们认为这条航路是完全有可能找到的。”彼得一世最后还勉励阿普拉克辛:“为了国家的荣誉……去努力找到它……” (19)

按照彼得一世的旨意,由丹麦人维塔斯·白令(Vitus Bering)指挥的“远征队”,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峡(即后来命名的白令海峡)游弋了三个月,证实了亚洲和美洲之间并不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一条南北向的航道。假若北冰洋没有什么障碍,从勒拿河出北冰洋,经过海峡到达堪察加,然后“再从那儿驶向日本、中国和东印度” (20) 则是完全可能的。当此消息传到彼得堡时,彼得一世已经去世。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继承彼得一世遗训,于1733年再次命令白令组织一支庞大的“考察队”,“其任务是打开通往日本的道路并占领北美洲靠近堪察加的地方” (21) 。这次由白令指挥的“考察队”共分三个分队。由白令的主要助手马丁·斯彭贝尔格(Martin Spanberg)率领的分队,其使命是专门负责探明“从堪察加沿千岛群岛到达日本的松前和本州” (22) 的航道。到1739年,终于查明了日本的地理位置,收集了有关日本状况的第一手情报。1739年5月21日,斯彭贝尔格指挥四艘航船再次驶离堪察加,顺风南下。6月22日在北纬38度25分的地方抛锚。这时斯彭贝尔格一路上已观察到日本沿岸的情景,并开始与日本人直接接触。斯彭贝尔格在航海图和地图仪上指着当时的抛锚地点让日本人辨认,日本人几乎一致指出这是日本的所在地,并连声说这是“日本,日本” (23) ,从而使斯彭贝尔格确认所到之地无疑是日本了。斯彭贝尔格的助手沃尔顿,于6月16日航行到北纬37度42分的地方,也见到了日本的海岸线。他曾以觅取淡水为名,先后派人伴同一些武装水兵,上岸收集情报,采集草药、橙树和珍珠贝等日本特产。斯彭贝尔格所收集到的情报资料,为沙俄政府编纂《俄罗斯帝国总图》提供了重要资料,更为沙俄政府在东北亚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依据。

斯彭贝尔格报告航行结果时曾经狂妄地声称:“千岛群岛差不多已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24) 。但事实上他们在日本海域活动时,觉察到日本沿岸防守甚严 (25) ,以致斯彭贝尔格一伙始终不敢轻易靠岸登陆。返航途经千岛群岛时又常遇到岛民的袭击。正是由于这一点,致使沙俄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置千岛群岛于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通往日本的航道更谈不上畅通无阻。对于这种局面,叶卡特琳娜二世上台之后,是不能甘心的。叶卡特琳二世在俄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她力图瓜分波兰和夺取黑海出海口,而且也“热衷于北太平洋扩张” (26) 。她一上台,就要求西伯利亚当局负责设法打开局面,疏通通往日本的航道。1766年,东西伯利亚行政长官叔依莫诺夫(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Соймнов)命令鄂霍次克当局派遣“远征队”前往千岛群岛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以便置千岛群岛于“俄罗斯的主权之下”。这种尝试虽然“毫无结果” (27) ,但是沙俄当局仍不断委派税吏南下,逐岛强征“毛皮税”,甚至在得抚岛开办学校和设立教会,企图奴化当地居民。1772年,俄国富商舍烈霍夫曾经自愿出资组织“远征队”,前往“降服千岛群岛的土著居民”,“蒐集关于日本的材料”,其结果同过去一样,收效“甚微” (28) 。直到1791年初,帝俄科学院教授拉克斯曼(Эрик [Кирилл] Густавович Лаксман)向叶卡特琳娜二世献策,提出“远东探险计划”之后,通往日本的问题才有所进展。

拉克斯曼的“计划”特别指出,要“利用送还在俄国海岸遇难的日本漂流民的名义” (29) ,尽可能地与日本当局建立联系。此项“计划”博得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赞赏。1791年9月,叶卡特琳娜二世命令西伯利亚当局利用与日本“直接接境”的有利条件,“打通与日本的通商关系” (30)

1792年9月25日,拉克斯曼教授的儿子海军中尉亚当·拉克斯曼(Адам Лаксман)奉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以俄罗斯帝国首次派往日本的正式使节的身份,率领包括漂流民幸太夫等在内的“远征队”共39人,从鄂霍次克起航,经择捉岛和国后岛,于10月21日驶抵日本北海道东北端的根室湾抛锚。亚当·拉克斯曼携带沙俄政府的正式公文上岸,要求会见松前藩主,请求允准俄国船只在日本沿岸港口“毫无阻碍”地进港停泊 (31) 。当时的日本,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对外奉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除长崎一地可以办理外务外,其他地方一律禁止与外国人自由联系,违者依法追究。至于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则“必处以终身监禁之刑” (32) 。当松前当局接到来自根室的有关报告之后,一方面急报江户幕府;同时紧急命令根室地方当局通知亚当·拉克斯曼一伙就地待命,等候通知,不得擅自行动;并且指示津轻等地加强警戒,派兵前往根室监视亚当·拉克斯曼的活动。直到1793年5月18日,日本幕府当局才允许亚当·拉克斯曼一伙前往函馆。当亚当·拉克斯曼一伙抵达函馆后,幕府当局委派的官员立即向亚当·拉克斯曼宣读了日本的有关法律。同时指出:按日本的法律,函馆地方当局无权接受俄方公函;倘若俄方有公事需要办理,务必前往长崎;至于移交漂流民的事宜,亦须另派人员办理引渡;而前往长崎,必须经过有关当局批准取得入港证后,方可入港等等。实际上,日本政府拒绝了俄使亚当·拉克斯曼携带的沙俄政府的正式公函。亚当·拉克斯曼“两手空空” (33) 地回到了鄂霍次克。

亚当·拉克斯曼此次日本之行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也并不完全虚此一行。他们往返途中,尤其对千岛群岛南部阿伊努人的生活状况和北海道的自然资源偷偷地作了详细调查。不久后,1794年沙俄政府竟向得抚岛遣送了38名流放刑事犯和20名“渔猎人”,修筑了殖民扩张的营寨,企图使该岛置于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内”。

自从维塔斯·白令发现美洲西北海岸之后,数十年内沙俄的殖民势力纷纷涌入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建立“公司”,抢占土地和掠取毛皮。到18世纪末,沙俄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为了统一筹划沙俄在北美的进一步扩张和维护其利益,经沙皇保罗一世批准,于1799年正式成立“俄美贸易公司”(Russian⁃American Trading Company),简称“俄美公司”。该“公司”乃是沙俄政府仿照老殖民主义国家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建立的。沙俄政府为“公司”颁发“特许状”,其中“包括同日本贸易的特权” (34) 。根据“公司”成立时制定的计划,“公司”肩负着进一步增强俄国沿北美洲西部海岸的势力,并将这些地方同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联结成一线,使整个北太平洋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内海”,以便通过“俄美公司”垄断开发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的全部自然资源。

18世纪末,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在太平洋大肆活动。英国开辟了从广州、澳门到阿拉斯加的航线,以中国和欧洲出产的杂货换取阿拉斯加的毛皮,从中牟取惊人的暴利。他们从事这种海上贸易往返一次大约只需5个月;但“俄美公司”所经营的毛皮,从阿拉斯加运到鄂霍次克,然后再由陆路运抵恰克图进入中国到达广州和澳门,至少也得两年的光景。于是沙俄政府决定支持“俄美公司”开辟直达日本和澳门的新航线。1803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此再次派遣赴日使节。同年7月,“俄美公司”的实际继承者尼古拉·彼得洛维奇·烈扎诺夫被任命为赴日全权大使。烈扎诺夫的使命有二:其一,“请求日本承认于1793年给予拉克斯曼通商的许可”,其二,“测量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我国的库页岛)” (35) 。当烈扎诺夫从喀琅施塔得即将起航时,沙俄政府的工商大臣鲁米扬采夫又作了详细的“训示”,尽力取得俄国船队在日本港口拥有停泊的权利,倘若日方只允许一艘俄国船只出入长崎港,则应要求允许在松前进行贸易;倘若在松前贸易仍不允准,则应要求通过得抚岛岛民进行贸易。与此同时,鲁米扬采夫还指示烈扎诺夫调查库页岛究竟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调查日本同朝鲜、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琉球群岛是否属于日本等等 (36)

烈扎诺夫的船队于1804年10月8日驶抵长崎港后,日本官员向烈扎诺夫一伙重申了日本的锁国政策,以“不问海外诸国事务已久”,“不知与外国修邻谊之事” (37) 为由,拒绝了沙俄政府来使的各项要求,并请俄国政府“以后不要再派遣船只到日本来了” (38) 。烈扎诺夫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不得不于1805年4月6日离开长崎返回堪察加。

烈扎诺夫回到堪察加后,以沙俄政府国务顾问和“俄美公司”总裁的身份策划以武力强迫日本政府放弃锁国政策,向俄国船队开港的阴谋。“训令”在“俄美公司”服务多年的海军大尉尼古莱·赫沃斯托夫和海军少尉加夫里伊·达维道夫从北美锡特岛的新阿尔罕格尔斯克起航,去完成“对于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39) 的使命。10月22日,赫沃斯托夫等人的船队在库页岛南端的阿尼瓦湾袭击了日本松前藩在库页岛设置的税务所,绑架日本的税吏,焚毁仓库,宣布该岛为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领土 (40) 。次年5月,“俄美公司”的总管亚历山大·巴兰诺夫再次派遣赫沃斯托夫等前往千岛群岛南部的北海道以北海域进行骚扰和袭击。根据日本史料记载:6月初,在择捉岛的沙那,俄国强盗捣毁了日本的交易所,绑架了守备人员,掠取了仓库物资;7月初,又先后在礼文岛和利尻岛袭击日本官商船只,烧毁岛上的日本哨所和仓库等等 (41)

1811年,在“俄美公司”服役的海军少校瓦西里·戈洛夫宁奉海军部之命“前往调查鄂霍次克海和千岛群岛” (42) 。7月10日,戈洛夫宁的船只停靠在国后岛进行非法测量时,发现岛上设有日本要塞,戈洛夫宁一伙上岸观察,被日本驻守人员予以拘留。日本方面一再追问他们是否是烈扎诺夫派来的人,“乃是要为那些被赫沃斯托夫等所伤害的人报仇” (43) 。戈洛夫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了日本人对烈扎诺夫等人所犯罪行的仇恨心理,当人们一提到烈扎诺夫的名字,日本人说话的声调是“大声”的,情绪是“激昂”的。1813年,沙俄政府西伯利亚当局出面一再向日本表示道歉,诡称赫沃斯托夫等人完全是擅自行动,与沙俄政府毫无关系,因此沙俄政府将“不为赫沃斯托夫和达维道夫二人的滥权负责” (44) 。日本政府这才同意释放戈洛夫宁等人,但仍“拒绝为俄国总督复函” (45) 。1815—1817年间,沙俄政府又再三派人前往日本,希望取得日方接待与复函,而日本当局始终拒绝答复。

19世纪中期,亚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沙俄海军中将叶·普提雅廷(Е.Путятин)于1843年7月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建议,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机,撕毁《尼布楚条约》,重新向中国提出划分边界,谋取海上通商特权的要求,以及再次同日本交涉建立关系 (46) 。沙俄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普提雅廷的建议,决定向中国和日本派出远征队,“一举解决领土和通商问题” (47)

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47年9月正式委派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也夫(Николай Н.Муравъев)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这个恶名昭著的穆拉维也夫提出了一整套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罪恶计划,并把计划同巩固和发展沙俄在东北亚和太平洋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曾经声言:“阿穆尔河(即我国黑龙江——引者)是通向东方最便利的航路……占领阿穆尔地区对于我国分享东洋 (48) 的国际利益的问题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49) 。后来,他在一份写给海军参谋长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报告中又指出:“……四十年前,我国最著名的一位航海家曾指出应取日本,可是现在无疑已经晚了。不过,按照地理形势,假如俄国占据阿穆尔河(可以通航到上游),并在这条河上发展航运,那么毫无疑问,俄国还有希望在这些海洋上取得哪怕是第二等的地位” (50) 。沙俄政府完全采纳了穆拉维也夫的计划,于1852年5月6日正式成立了专门研究和指导沙俄在东北亚和太平洋进一步扩张的最高领导机构“远东政策特别委员会”。不到半个月,这个“特别委员会”就决定委派普提雅廷为全权大使再次赴日“交涉”;同时决定由普提雅廷率领一支“可以充分与美国相对抗的远征舰队” (51) ,准备必要时以武力逼迫日本开港。1853年8月,普提雅廷率领俄国舰队抵达长崎后,立即向日本当局递交了俄国外交大臣致日本幕府老中的正式函件,内称:“俄国皇帝有两个愿望,其一为划定两国的境界……其二为……日本国内的港口,均请准许俄国臣民往来……” (52) 日本当局对俄使所提“要求”根本不予答复,普提雅廷不得不暂离长崎前往我国的上海。这时,美国海军司令佩里(Perry)率领一支美国舰队在日本活动之后也刚刚抵达上海。普提雅廷曾与佩里商谈由俄美两国共同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开港的问题。佩里未予理会。普提雅廷乃于同年年底再次前往长崎向日方施加压力。经过六次谈判,日本终于在1854年1月被迫向俄方保证:一旦日方与第三国缔结条约,俄国将享有最惠国待遇。这时,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普提雅廷担心遭到英舰攻击,暂时离开日本回到堪察加。1854年底,普提雅廷获悉佩里已经迫使日本开港,签订了美日和亲条约,便于1855年4月第三次前往日本交涉。10月9日抵达函馆后,普提雅廷的远征舰队在大阪天保山海面上进行武力威胁,日本政府被迫同意普提雅廷前往下田(即伊豆港)重开谈判。日本终于被迫第一次与沙俄政府正式签订了不平等的《下田条约》。除规定沙俄在日取得通商权、设立领事权和居住权外,还规定俄、日在千岛群岛方面以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为界,择捉岛及其以南诸岛属于日本,得抚岛及其以北的岛屿均为俄国所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扩张活动,沙俄终于沿着堪察加、千岛群岛南下,迫使日本开港,实现了在太平洋地区扩大侵略的目的。

(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六章,《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第15页。

(2)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六章,《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第15页。

(3)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4卷,第12版,莫斯科,1953年,第96页。

(4) 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0页。

(5) 戈尔德(F.А.Golder):《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克利夫兰,1914年,第133页。

(6) 叶菲莫夫(А.В.Ефимо):《俄国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地理大发现史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Из Истории Великих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в Север ном Ледовитом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ах)(上半册),莫斯科,1950年,第230页。

(7) 叶菲莫夫:《俄国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地理大发现史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上半册),第163页。

(8)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101页。

(9) 真锅重忠:《日俄关系史》,吉川弘文馆,1978年,第7页。

(10)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纪伊国屋书店,1971年,第39—48页。

(11) 真锅重忠:《日俄关系史》,第7页。

(12) 冈索维奇(Е.В.Гонсовичь):《阿穆尔边区史》(Исторiя Амурскаго Края),布拉戈维中斯克,1914年,第80页。

(13)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80—81页。

(14)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103页。

(15) 真锅重忠:《日俄关系史》,第21页。

(16) V.雅康托夫(V.А.Ya khontoff):《俄国和远东苏联》(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Fast),伦敦,1932年,第30页。

(17) 涅维尔斯科伊(Г.И.Невельской):《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7—1855)》(Подви ги Русскихь Морскихъ Офичровъ Востокъ Россiи 1849—1855С.),圣彼得堡,1878年,第20—21页。

(18)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第81页。

(19)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133页;叶菲莫夫:《俄国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地理大发现史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上半册),第20页。

(20) 乔治·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1页。

(21)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7—1855)》,第21页。

(22)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7—1855)》,第21页。

(23)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224页;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刀江书院,1930年,第54页。

(24)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226页。

(25)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59页。

(26)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162页。

(27)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0页。

(28)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0页。

(29)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162页。

(30)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0页。

(31)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第68页。

(32)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0页。

(33)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0页。

(34)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1页。

(35)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1页。

(36)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182—183页。

(37)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204页。

(38)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1页。

(39)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219页。

(40) 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交关系史》,第224页。

(41) 箭内健次等编:《海外交涉史的观点》第二卷,日本书籍株式会社,1976年,第203页。

(42)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1页。

(43)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2页。

(44)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2页。

(45) V.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2页。

(46)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第167页;阿历克赛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莫斯科,1974年,第10—11页。

(47)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第167页。

(48) 东洋,这一术语泛指太平洋,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头25年内,俄国文献资料和社会上曾普遍使用。

(49) 伊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1891年,第228页。

(50) 伊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309页。

(51)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第171页。

(52) 箭内健次等编:《海外交涉史的观点》第二卷,第239页。